来源：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前言
Andy是一名HIV感染者，他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讲述了这些年一路走来的故事。
青年群体通常是HIV新发感染较为集中的群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15至24岁青年学生HIV感染人数年均增长率达35%，且65%的感染发生在18岁至22岁的大学期间。
仲夏5年前/大四
五年前的这个时候，仲夏闷热的天气还没有散去，那时候的我上大四，正在紧张地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直到12月隆冬，考试结束，所有紧张的情绪终于释放了。我和话剧社的朋友商量排演毕业大戏，我是男主角。
和他就是在话剧社的活动中认识的。他是其他学校的学生，个子矮矮的，有点微胖，说实话，完全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他很主动地追求我，我看人不准，只是觉得他很诚恳，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觉得，作为性少数，我们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段“感情”是很不容易的，应该珍惜，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在一起”了。那是新年的1月，我还记得那时候雪很大，天气很冷，但是我的心里是暖的。
那时候我问他：你有安全套吗？ 他说：我不喜欢戴那东西。 我没多想，说：有空我们一起去做个HIV检测吧。 他眼神一闪，马上说：做那玩意干嘛？我又没病。
我选择了信任，因为我和所有感染了HIV的人一样，都天真地以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
初春3月/毕业大戏
3月，春天来了，我和他相处得并不愉快，他古怪的性格和脾气有时候让我十分疲惫。那段时间我在校外参加一个培训活动，每天都感觉很累，嘴角里的口腔溃疡好几个星期都没有消退，手上、背上长满了奇痒无比的湿疹。
我记得很清楚，3月12号，我回学校第一次排练毕业大戏，当天晚上突然高烧39.4°C，老师给我送来退烧药，但是只在刚刚服用了退烧药的一两个小时内奏效，我持续高烧了两个星期后，在医生的建议下住院治疗。这段时间，他没有出现，也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我告诉他我住院了，他冷冷地回复我：你是不是中标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问他：什么是中标了？ 他说：中标就是得艾滋病了。 我竟然没放在心上，因为他言语中那么平静。为了符合他的“癖好”，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安全套。 如果我真的感染了艾滋病，他怎么可能这么淡定？ 他静静地说：我们分手吧。
然后，黑名单、关机…
他像一个没有出现过的人，从我的身边消失了，那样彻底。我歇斯底里地哭泣，为分手难过，却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初春
世界下雪了4月/确诊
我在医院大概住了一个星期，终于退烧了，但是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吃饭的时候握着碗的手一直在颤抖。有一天输液结束，护士来给我拔针，针头里的血突然溢了出来，护士惊慌地扔下针头，跑去洗手池冲洗，我那时候以为是什么例行的医疗流程，没有在意。
第二天，医生告诉我去办公室找他说出院的事。终于可以出院了，我兴高采烈地跑去医生休息室。
医生让我坐下，然后递给我一张纸，上面赫然写着：“HIV检验阳性告知书”。
我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仿佛突然从高处坠落，那样无助，那样惊慌，那样无能为力。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天塌了”的感受吧。
那时候已经是4月了，天气回暖，北京城柳絮飘飞，我的世界下雪了。
感染者Andy
医生问我：知道这是什么病吗？ 我说：知道。
后面医生又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我跑回病房，蒙在被子里抽泣，给妈妈打电话，说我想她了。▍世界下雪了
出院 毕业/青春谢幕
我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从来都不用安全套，为什么可以那么平静地说我“中标”了，为什么在我“HIV急性期”发烧的时候分手。原来那不是爱情，那只是一颗温柔的炸弹。
我从不认为性是道德的评判标准，我只是单纯地不喜欢和随机认识的陌生人发生性关系。我以为只要不“乱性”——虽然我不认可“乱性”的定义——就不会感染HIV，但是我没有想到艾滋病真的离我们很近、很近。
出院以后，我强迫自己从杂乱无章的思绪当中冷静下来，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打算。我决定在北京地坛医院开始治疗，很感激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的志愿者，在这里，我知道感染了HIV不会很快死去，我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信心。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快速地获取了抗病毒药物，我开始按部就班地吃药、治疗，并学会和疾病作斗争。研究生考试结果公布了，我被录取了。
我带着服药出现的强烈的头晕等等副作用，出色地完成了话剧社的毕业大戏，享受着舞台上的鲜花和掌声。那天夜里，我妆也没有卸，静静地从剧场出来，坐在操场旁边的长椅上，看着那些和我一样的毕业生，欢笑、哭泣，为毕业狂欢。
我一个人含着眼泪，向我的青春谢幕。▍出院
阳光5年后/生活继续
转眼间服药五年了，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体内的病毒早已检测不到，免疫力水平接近正常值，这五年的人生也很精彩，拿奖学金、出国交流、坚持表演兴趣、收获一份体面的工作、结交了一群好朋友…
更重要的是，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HIV志愿者，我热爱这个标签，“助人自助”，我可以帮助像我一样的人走出困境，鼓励他们阳光积极地面对生活，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志愿者Andy
在这里，我想告诉正在看这个故事的你，和任何人发生性关系时，无论有多么信任他，你都要正确使用安全套。
并且要养成定期检测的习惯，“早发现，早治疗”是避免机会性感染，达到预期寿命的重要前提。在发生高危性行为72小时内可以使用暴露后预防药物，以减少感染的风险。如果你不幸成为感染者，请你不要怕，只要坚持治疗，保持良好的心态，你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去过自己的想过的生活，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延伸阅读：
揭秘中国最早被发现的艾滋病村，村子里的人只干一件事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住进的一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在住院后不久就死亡了，之后经过检查，证明他是一位艾滋病患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病例。这是一种"温柔"的传染病，它不会直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将原本人体内的免疫力一点点夺走，之后即使只是一场腹泻，也会把人折腾去半条命。
一开始人们对于这种传染病了解的不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开始私自采集血浆，对于一些贫困村庄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来钱快，他们不知道那些人会用他们的血液干什么，只知道自己的血液能换钱，而且只要多跑几趟，比辛辛苦苦种地赚得多。在当时的文楼村，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
这些收集血液的人并不注意卫生，这就导致后来的悲剧，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就是血液传播，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追悔莫及，在二十世纪初的调查中，文楼村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里都有艾滋病病人或者是病毒的携带者。那段日子文楼村的村民有多么艰难，是外人想象不出来的。
一、被诅咒的村庄
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的文楼村，原本也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小村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村子里的年轻人却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病，一般来说年轻人的一个村子里的主要劳动力，可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死的死、病的病，从表面上看他们就是普通的发烧和腹泻，可是不知道吃了多少药都没有任何好转。
之后这些人身上出现一些红色疱疹，在病痛的折磨下，最终走向死亡。村民里人都感到害怕，原本就是一个贫穷的村子，村民们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看到这种情况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对于这种未知的疾病，村民们都用鬼神之说来解释，渐渐的村里流言四起，都说村子里的人冒犯了天神，这场疾病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当地的医生对这种奇怪的病也束手无策，一时间人人自危，原本平静的村子，时不时就会传出哀乐，周围的村民都绕着这片走。走投无路的文楼村村民把希望寄托在神明之上，家家户户都烧香拜佛，希望不要再有人死去。一开始没有人关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也不知道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村民们又得了什么病。
二、揭开真相
文楼村的情况被人们知道要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桂希恩，她的好友陈宝印就是就是文楼村的医生，两个聊天的时候陈宝印无意间说出了这件怪事，同为医生的桂希恩当时就觉得，这可能就是艾滋病。那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知之甚少，可以说文楼村的人那时候听都没听说过这种病，桂希恩没有证据之前也不好确定，于是他一个人来到了文楼村，采集了当地村民的血液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初次抽取了5个人的血样中，有两个都带有艾滋病毒，桂希恩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这太不可思议了，他想不明白这种病毒为何会在这个贫穷的村庄里大肆传染？通过走访调查，桂希恩确定了他们感染这种病毒的原因就是卖血，村子里卖血的人不在少数，此事非同小可，若是放任不管，那么那么艾滋病还会继续蔓延。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桂希恩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一封信，他觉得自己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村子里隐藏的风险比想象中大的多。不过当时没有人把桂希恩说的话当一回事，于是桂希恩再一次回到文楼村，他带了几名学生，在村子里展开了调查，之后他整理好调查报道直接交给了当时的副总理。
三、走出阴霾
看到这份报告后，中央立即重视起来，迅速展开了行动，文楼村因卖血导致大部分村民感染艾滋病的事情很快就被大家知道了，从那时候开始，人们才慢慢地了解这种病，文楼村也成了第一个可以免费治疗艾滋病的村子。之后众人也发现，文楼村是最早的艾滋病村，然而像它这样的村子还有很多。
从那以后我国加强了对艾滋病的科普和防御工作，文楼村也在大家的帮助下逐渐恢复生机，不再是周围人避之不及的村子。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文楼村改了了小楼房，铺好了柏油路，村里的卫生院也比以前先进了很多，当地的患者也得到了药物治疗，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人们彻底摆脱艾滋病的阴影，健健康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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