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秭归得名的主流说法
关于秭归的得名，网络上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以下几说：
一说：《秭归县志》引用袁山松的“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秭归。”；
二说、屈原贤姊之说。即县志引用的袁山松之说法，出自袁所作《宜都山川记》：“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
三说是因“秭”应该是因“子(秭)规”鸟而来；
四说则是以夔子归；但“以夔子归”旧时有二种说法：
其一说比较扯淡：如《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在网上查秭归的得名，言“夔”“归”同音,“秭归”源于“以夔子归”“秭归”由“子归”演变而来不可信。又说是因屈原的姐姐姊归而得名，即姊归演变成“秭归”。
查网络文章，有许多文章讲秭归是楚文化的发源地，屈原故乡。但是近几十年的地下考古发掘，却找不有说服力的考古资料和证据。
其二是将以夔子归”中的“归”字说成归来、回之意。在公元前637年夏历四月间，楚国便出兵北上，和晋齐宋秦四个大国的联军会师，大战于城濮，揭开了楚国逐鹿中原和问鼎霸主的序幕。《左传》： 僖公二十六年 (前634)，类似“归”字的用法（归来之意）还有：
《左传·庄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以往文献中将“以夔子归”之归均为归来之意，但本文则将此处之“归”作为地名即归乡。但此归乡不是《汉书·地理志》所载：“秭归，归乡，故归国。”而应是在荆州附近的归地。即“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楚国的成得臣、鬬宜申领兵灭亡夔国，抓了夔君回国。把夔子俘回郢都附近的“归”地。
在何光岳《息国考》中讲：楚灭了息、许、罗、糜等国，均将其遗民强制迁入郢都附近，现枝江与江陵地域的交界区域。
在《石泉文集》中对丹阳“秭归说”有一段话：“关于这一说法的论据较为薄弱，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与历史以至地理等方面指出了。此说的问题在于这一“丹阳”城遗址的位置与年限，同有关的文献记载往往合不上；有关的文献之间，彼此也常有矛盾，而今秭归一带的地理形势，也显然不适于建都及作为向外发展的发祥地。”石泉教授在这段话中对秭归也认定为显然不适于建都及作为向外发展的发祥地。
还有尹弘兵在《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中也从考古学的角度否定了秭归为古丹阳的传统说法。《水经注·江水注》记载：“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水经注卷三十四》云：“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屋基，名其地曰乐平里。”这里有屈田之称。
秭归位于深山狭谷，地理环境难成楚故都
网上有一篇：《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秭归饮食习俗序>》讲：《汉书·地理志》
载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谣祀……与巴蜀同俗。”文中明明是“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但这篇网文中硬要说成“这也是对秭归先民饮食来源与民间风俗形成之最好诠释。”但是按照考古资料，秭归地区山高谷深，地势陡峻，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一带的粮食先秦时期以旱地作物，主要有麦、粟、豆三种为主；有水能灌溉的水稻田在唐宋以后才出现。因此说在屈原故居有屈田之稻米田是不可信的。（1）
从当地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的陶器组合基本上是以釜、钵、罐、盆为主，石器工具以石斧、石 锛、石坠等为主。说明这些地方在商周时的先民的生活，以旱地作物及渔猎为主。
2、秭归的得名得于当地的原住民
秭归如何得名，本文认为与本地的原住民有关，这一原住民应该是一个叫“秭”的古濮人部族。
禾的古字形像谷穗下垂的农作物，本义指谷子，即粟。
金文中秭字为
上图中的字型，就是一个戴头饰的人立在禾旁，似在庆丰收。
“秭”在诗经中有文字：
《诗经.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丰收年景谷物多，高大粮仓一座座。储存亿万新稻粮，酿成美酒甜又香，献给祖先来品尝。配合祭典很适当，普降福禄多吉祥。所以秭归的“秭”字可作丰收讲。按照《诗经.丰年》，本地有一支叫秭的原住民，在本地生活，他们祀求谷子丰收，希望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所以这才是“秭”字的本意，但以后却变成了数量词。再以后不知为什么与归连在了一起，变成了“秭归”地名。
另外民间有人对三峡本地发现的红陶陶器上的图饰，经过研究，认为秭归得名于大溪文化时期，距今已有近五千多年，当地秭归得名时，汉文化还没有产生。请看三峡地区大溪文化时期的用濮文“秭归”绘制的陶器图案：（在文字没有出现之前，先出现的是图徽或叫图文）
有人认为陶罐上的纹饰为濮文“秭归”二字：
实际上濮文“秭”的含义是指“祉”，濮文的“归”是指铧、密、实，由此可知秭制归一词来源于“幸福之祉、殷实之地。”秭归”二字表达的意思是福祉殷实。（2）
早期没有文字时呈现的是图文或图微
陶器为红褐色
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口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均说明那时的楚在荆，居国南乡。说明楚并不是在归地。如果以《诗经-商颂·殷武》中的归地在居国南乡，那只能说那里的归乡地名原来就在楚都附近，后来地名搬迁到了三峡一带。汉代时，归乡地域扩大，汉置县时，将秭与归两名合一成秭归县。
《庄子•庚桑楚》称其“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者，著封也。”
楚国有屈、昭、景三个显族，也就是说，屈氏家族的封地是“著封”，即有十分广阔肥沃的土地。这就否定了湖北秭归乐平里那个山高林密、偏僻贫瘠的地方是屈原故乡的观点。
3、归地探索
根据《周礼注疏·冬官考工记》云：“妢胡之笴。妢胡，胡子之国，在楚旁”。有所提示，联想到楚灭罗，将罗民迁于枝江。猜“归”地也有可能在枝江与古江陵县交界处一带，即在楚旁。
如秦初起为士，没有封邑，后因诛西戎有功，被周宣王封为西垂大夫，因此有了封邑，所以是居于周王内（畿服）。
屈原祖上屈瑕，是武王之子，应享畿服，封于郢都畿内附近，武王能够将他封到距郢都几百里外的秭归吗？屈原是屈瑕之后，屈瑕是武王之子，是武王定郢都时所生，楚承周制制，武王封屈瑕的封邑，马要像秦一样，（畿服），不会将他封到楚的边远之地秭归。
还有一件史料说明三峡地区的古蜀国受到了古江汉地区的影响。
古蜀国末代王开明氏原本是“荆人”，他逆江西上成都平原因治水有功，皇帝杜宇“遂禅位于开明”。《华阳国志．蜀志》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日醴，乐日荆．人尚赤，帝称王。”可见西迁至成都平原的开明氏族是来自古江汉地区的荆人。
又《左传》中记载了一事，说明楚时的“睽”或“归”，当在郢都附近。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其中“楚子”即楚成王。按《楚居》所载：楚成王居鄀郢、湫郢、为郢、睽郢。楚成王准备伐宋国，派遣子文在睽地演习作战，派子玉又在蒍地（今荆州区马山）演习作战。国老能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若以纪南城为郢都，说明蒍地（为郢）距郢都不远（按今天的距离马山距纪南城约20里）。蒍地为当时楚国之演兵场。若以蒍地为秭归，则当时国老皆以难贺子文。因秭归距郢都太远了（按今天秭归距纪南城的直线距离约250里）。当时国老坐最快的马车到郢都也是非常的困难。另外，当时是以车战为主，以三峡地区的秭归，山高林密的环境，能够用战车演习车战吗？
有些文章说“为郢”在宜城楚皇城，但没有地下考古所证。楚皇城若为蒍地，北距郢都二百余里。楚国以车为主要交通工具，众国老二百余里不可能皆贺子文，而荆州马山东距郢都仅20余里，所以，只有“为郢”在马山一带有可能。
为什么“为郢”会在马山。因在上世纪80年代在荆州纪南城西北约8.5公里的马山万城闸曾经出土一批青铜器17件，其中有四件有“北子”、“邶乍”等铭文。“邶”旧说是邶国也有说成是邶县，但邶与屈、归、夔、蒍均为楚时的羋姓多氏。田成方先生在《考古资料中的楚氏宗族及其谱系探析》论证了薳氏、远氏、蔿氏、邶氏其实就是一个宗氏，是同一个宗族的大宗与小宗的分别，这几个字在古代是相通的。可以说屈姓最初的屈邑不在秭归，当在荆州，极有可能即是今天的马山一带。“薳、夔、远、蔿氏、邶”均通“归”，所以楚国时期的“归”地而有可能就在郢都的西边即枝江的季家湖与江陵马山一带，此地有可能就是楚国的蒍郢。即楚时的归乡（今天的枝江）。
此外，熊家冢楚王墓在荆州，证明郢都在荆州，也证明了楚先王墓不在秭归。所以“为郢”当在郢都附近。
在网上看到秭归有人说：尽管乐平里作为屈原诞生地是不争的事实，且有大量史料为证，但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成了被争抢的香饽饽。
但史料再多，如果没有地下考古实证，那也会被否定。因为考古证明了史料记载的错误。分析一下那众多的史料，最早说屈原是秭归人的是东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盖”指是“大约”，即：“秭归，大约是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但以后的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用：唐代沈亚之则在《屈原外传》中再加上了一句话：“屈原故宅在秭归乡，北有女须庙，至今捣衣石存。”东晋以前的秦汉间没有史料证明。一些学者为了力证屈原是秭归人，引用了许多史料和民间传说；但仔细考证，郦氏以后的历代史料中的有关记载，以后的史料其实都是源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
所以用一些许多未经证实的史料和民间传说来考证。其论据不能当真。没有地下考古的证明，一切为误论。
以前有很多的传世文献讲汉文帝陵为西安霸陵，但是2021年的西村大墓考古，证明历史记载是错误的，从而否定了这一个传世记载。
即使是三峡考古这一大片区域，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考古部门组织对秭归所说的丹阳城（所谓秭归楚王城）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也没有找到有稍大一点的楚贵族墓葬，发现的是大量的平民及下层士兵的墓葬。虽然在秦汉以后的大量史书及网络上的资料仍记载：秭归为归乡（夔乡），楚故都。先秦时，楚有津乡（今沙市）、乐乡（今荆门市西北）均在楚都周边。但归乡却跑到边远的秭归去了。
归乡地名为什么跑到秭归去了?
归乡地名被搬到三峡区域，可能与楚熊挚有关，史料记载;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熊挚跑到夔地以后，仍以当地复叫夔。后“夔”变成了“归”。
从网上搜索，秭归的地理环境为：县境内群山相峙，多为南北走向，形成本县广大起伏的山岗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河谷地带。由于长江水系川流不息，地面切割较深，大片平地少，多为分散河谷阶地，槽冲小坝，梯田坡地，少有大块水田。楚人是稻作文明，秭归的能用水灌溉的大量种植的水稻田在唐宋以后，所以，不可能成为楚故都。
所以今天，对于楚学研究的几位权威专家如石泉、尹弘兵，依据考古资料，对秭归为楚故都，或说秭归是古丹阳的定论，已执明确否定意见。秭归先秦时山高林密，先民生产力低下，很难形成聚落，更莫谈是什么楚故都了。
4、秭归不能成为楚故都的理由
考论一处古国故都，不仅要以史料为依据，还要以地下考古资料为主；另外也不能以地下发现了一、二件楚式青铜器，就认定找到了楚故都。而且还要依据当时的政治地理环境，军事地理环境加以分析。一要在当地发现有古城遗址，二是在城址附近有先王墓陵园区；秭归不能成为楚故都丹阳；按前述理由，以下还有：
（1）以楚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秭归难成为归乡。
《广雅》称：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秭归若为归乡，当年秭归属楚之偏远之地属鄙地，归乡会有三千六百家吗。
屈原是三闾大夫，是大夫级的楚贵族。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为了统治天下，将国内土地分封给族内亲属，封地称为“国”，同时诸侯在封地内再次分封士大夫，封地称为“家”大夫的俸禄是卿的四分之一，有田八百亩，可以养活七十二人；
《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有二十五家。
屈原是三闾大夫，按周制，屈原的封地，一家就应有田八百亩，按秭归所说的屈原故居－乐平里，一里有二十五家，应有田为2万亩。乐平里地方太小。所以，秭归当时是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下图是乐平里的地理环境，可见当地以l山坡地为主，难以有田。即使在今天，从卫星地图上看到，乐平里周围完全是山旯旮，水田也不多。
秭归的地理环境山高林密，交通困难
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曰：“屈原……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唐沈亚之《屈原外传》讲的是《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但却跑到秭归的去了，为什么，只能是后世对史藉的乱改所致。但奇怪的是，还有人以此为证，说秭归的乐平里有屈原的玉米田。然而，根据乐平里的地理环境，在先秦时有田，是很困难的。
（2）由军事角度，秭归不可能成为楚故都
此外，文献中关于楚国用车规模的最早记载为《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前666 年）记楚国“令尹子元以车600 乘伐郑”。此时为春秋早中期之际，楚国一次征伐便出动多达600 乘战车，按一乘战车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需要有1800名甲士，步卒43200人；军马需要2400匹。这一史例说明当年楚国有巨大的战车规模及造车业及养马规模，几十年来在秭归的地下考古没有发现有车马坑及车马器遗存，反而是江汉地区一带发现了同时期的大量的楚车马坑遗存（如果说秭归是楚故都，应该有楚车马坑遗存）。这些楚国车马遗存的考古发现却没有在秭归（说成是楚文化的发源中心）发现，岂不是咄咄怪事。所以按这一条，要讲秭归是楚故都根本不可能。
根据记载，楚王军队有王师和地师，地师中包括的郡县一级，郡的封君有郡师，县有县师，即地方军（县师）、大夫有私卒；王师有左、右、中三军，所以王都附近必须要有屯兵地和战车驻地，纵观秭归，四周是高山，中间一条香溪河，庄公二十八年令尹子元以600 乘战车如何出秭归北去伐郑；秭归地域完全不能满足以上条件，所以楚先王不会选秭归作为楚都。
此外还有文章说南漳、河南淅川也是楚故都丹阳，但依据上述条件，要作为楚故都也很难。
以前有人认为汉江陵不在长江边则是在汉江边，并列举了大量史料来认证。但是荆州的考古，在江陵凤凰山汉墓中发现有写有“江陵”丞的简牍，以后江陵在高桥又再一次发现写有“江陵”丞的简牍，此外在江陵城墙的考古中发现了在城墙下五代之前的土坯故城，所以直接以地下考古资料铁证汉江陵就在长江边，而不在汉水。
先秦战车仅适应平原作战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将六国大姓，天下富豪12万迁至咸阳关中，后期更将许多犯罪之人流放房县。西汉建立后更将六国旧族迁至关中，其中就包括楚国的昭，景，屈氏等被强制性移民。使“以地为氏”的家族，秦汉初年秦、汉均推行移民政策，史载迁楚之三姓“昭、景、屈”到关中地带。注意是迁“楚”之三姓，而不是迁“归”之三姓。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估计总人口在70 万以上。迁“楚”之三姓，足以说明“秭归”当年不是楚之核心区域。更不是楚故都。有很多文章讲：夷陵－楚先王的坆墓，在今湖北宜昌县东。今天确实找到了楚先王墓，虽然是在宜昌县东，但是在荆州。如《水经注》中就讲：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
今天，谁都知道，熊家冢楚王墓在荆州市荆州区，但在百度地图上，查熊家冢，却注明是宜昌当阳市。错得太离谱。
战国前期时代没有夷陵、秭归这二个地名，夷陵与秭归之名出自汉代。查一下历史，在这些发现大量楚文化遗存的地方，秦汉以前都是属古江陵县境内的。以后因行政区域变化，汉代拆江陵将沮水、漳水游域部分划入了远安、当阳、枝江以后，到了秦汉以后，远安、当阳、枝江被划入宜昌，宜昌境内才有了沮漳流域。所以今天宜昌地区才有了一些早期楚文化的遗存。其实在楚国时期，宜昌与秭归地区属楚国的边远地区。沮漳流域则在荆州腹地。
网上搜索《秭归县名的真正来历探考》文中说： “秭归”中的“归”字是来源于古归国、夔子国、归乡中的“夔”、“归”，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3）
但这篇文章中所找的不少史料或史载，均是前后引载传承。要找其源，只能找比汉书更早的史籍，可惜未有，所以只有以地下考古资料或其它史籍为证：
史记《屈原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按这段记载，屈原能很快跑来楚都劝阻怀王、说明当时屈原当时被贬后没有回秭归，身仍住在楚都或楚都附近。也说明屈原故居就在楚都或楚都附近，不在秭归。怀王时，只有归乡在马山一带时，屈原就有条件很快跑来楚都劝阻怀王。如果在三峡秭归，秭归距郢都有几百里，屈原不能很快得到楚王要与秦昭王婚的消息。也是没有条件很快跑到楚都来劝阻楚怀王。
1973年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出土过一件青铜甬钟，铭文作：“秦王卑命，竞（景）平王之定救秦戎”。这件铜器应是一组编钟中的一件，如何断读和考定其时代，学界曾有争论。但现在根据新出楚简，可以确认，铭文中的“竞（景）平王”就是古书中的楚平王。平王称为“竞平王”，如今，争楚故都为丹阳，学界已争了几十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出土的地下考古资料中，楚人从不说丹阳，新发现的清华简楚居中也不提丹阳，可见丹阳地名出在楚以后的秦汉年间。或者是楚以外的其他方国对楚都地望的叫法，赵家湖楚城遗址东距马山不远。
竞（景）平王甬钟于本地出土，连想到在马山出土的丹阳秦戈，虽然为孤证，但可以重视，若以后再有发现，就可以认为此地方就是楚早期的丹阳。虽然有人认为丹阳在河南淅川，但是为什么，这秦戈在荆州发现。在秦戈上有丹阳二字，在秦以前的考古中没有任何地下文物载有丹阳二字，楚文物中也没有丹阳记载，说明丹阳地名出现在秦代。
荆州马山考古发现的秦戈
刻有丹阳二字的秦戈
以后楚武王迁郢，即是由此向东迁到今天的纪南城。为什么会迁郢，在《楚居》中有答案：
“众不容于免（早期的丹阳）乃渭（溃），疆浧之波（陂）而宇人（焉），氐（抵）今曰郢”。因楚人后来发展多了，免地近沮、漳水，经常受沮、漳水溃之灾，于是就由免地迁至疆浧之波（陂－今江陵纪南城）。
秦时所置江陵县，当时就辖当阳，枝江和远安。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对行政地域管辖，一般都尊重历史传承及地域文化，没有较大改动。但秦汉以后古江陵被拆改得厉害。古江陵的西部和西北部有部分划入了枝江、当阳和荆门。以后将东边将龙湾划到潜江。荆州以北部分划给了荆门市。把原荆州一个实实在在的楚文化中心区域搞得四分五裂。给今天及以后对楚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国语•周语上》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楚承周制。楚武王分封他的几个儿子只能按天子之国以内在五百里甸服。
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楚武王是不会把他儿子瑕封到远离楚都几百里之外的秭归的。而马山此地距郢都约30里，属楚都畿内附近。所以屈瑕的封邑应在此区域。不会封到二百里以外的秭归。事实上，从考古资料，在江汉地区一带发现的楚墓，在楚文化遗存之前的往往是屈家岭文化。而在秭归等地发现的先秦古墓，反映的是巴文化为主，其巴文化之前是大溪文化。所以以楚人的族源分析，秭归完全没有条件。由秭归本地的地下考古分析，却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秭归地方的楚文化遗存，反映出了是在楚后期由东向西发展的，反映了楚灭夔的史实。
诗·汉广 》 “言袜其马”，“其株其驹” 《 序 》 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诗中有“美化行乎江汉”而不是秭归。诗经中的《诗·汉广 》诗经成书于西周初年。诗中“南国”即指秦时的南郡--古江陵。所以秭归决不是楚故都。
楚昭王自己也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重点应落在江汉沮、漳。楚文化与夏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但是一些文章却偏要说楚源于中原；如《楚国八百年》电视片中也要这样讲。
尹弘兵《楚国都城及核心区探索》：“为配合三咦工程的修建，近二十年来考古界在峡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发掘，获得了一大批层位清楚、序列比较完整的实物资料，对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内满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分析表明，在三峡境内今秭归一带，商代至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多以釜、罐、钵之类陶器为特征，属于与重庆和川东地区联系紧密的土著文化系统；从西周晚期开始，楚文化因素才逐渐进入峡江地区，春秋早期以后，种归一带才彼真正纳入楚人的国土和势力范围；而早先被秭归说所认定为“楚子熊蜂始封丹阳之所都”的链鱼山、曲沱“楚王城”等几处遗址，亦先后为考古资料所否定，从而宣告了楚丹阳秭归说的最后终结。”另外尹弘兵《楚国都城及核心区探索》中还以考古学资料对丹淅说和南漳说提出了质疑。
所以，由于没有地下考古学证明，所以中国的考古学界早已否定楚丹阳秭归说。
《管子·乘马》： 凡立国都． 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淘防省。”按些条件，秭归是不具备的。
（3）由秭归的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楚故都
从网上搜索，秭归的地理环境为：县境内群山相峙，多为南北走向，形成本县广大起伏的山岗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河谷地带。由于长江水系川流不息，地面切割较深，大片平地少，多为分散河谷阶地，槽冲小坝，梯田坡地。楚人是稻作文明，秭归的有水能灌溉的水稻大量种植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前是以旱地作物，主要有麦、粟、豆三种等为主。所以，不可能成为楚故都。这点以秭归本地的考古也证实了，秭归在同时期中发现的陶器等生活器具，以本地的鬲、盂、盆、罐等为主，却不像有荆州楚核心区大量发现的楚式的陶器组合。判断一处地方是否为古都遗址，不仅要以史载为依据，还要以地域环境，地下考古资料来证明。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我楚令尹囊瓦城郢，沈尹戌批评这一做法，其言日：“无亦监乎若敖、蚧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从沈尹戌的言论来看，蚧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说明自蚧冒至于武、文，楚王一直居住在本地，后来因为要称王了，就将原来所居的丹阳改为郢，以后称为都郢其实就是就地改名，但在文献中却成为了文王由丹阳迁郢。（4）
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简说三峡宜昌地域楚文化》：
20世纪80至90年代，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在沮漳河流域的当阳、枝江、草埠湖一带发现有众多楚人墓地，并配合基本建设，科学地发掘了一小批墓葬，如当阳的赵巷墓地，草埠湖的镇头山墓地，枝江姚家港墓地、高山庙墓地等，初步了解沮漳河流域的楚人墓地的分布特征。说漳河流域楚人墓地时代偏早，比目前荆门、荆州(江陵)一带发掘楚人墓葬的时代要早些。具体地说，赵家湖楚墓有不少西周时期墓葬，春秋时期的楚墓也很多，特别是早期楚国贵族中下阶层墓地发现不少。这在荆门、江陵墓地是少见的，这进一步表明了沮漳流域是早期楚文化中心地带的观点可信的。但是，这篇文章却不说明沮漳河流域的当阳、枝江、草埠湖一带均在距楚郢都50里的范围内，这一带在在先秦时属古江陵。而宜昌地域包括秭归，当年却是楚国的边远地带。
5、丹阳是城名还是地域名？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丹阳应作一地方名，不应作城名，更不能作国都名。
《史记·楚世家》：“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比较以上二段文字，第一段讲的是“居”丹阳，不是“都”丹阳，第二段文字讲的是都郢而不是居郢。先秦时书写工具是刀和竹简，所以用字用词非常简省，丹阳可当一城，也可当成一块大的地方或地域。二段文字连起来，就是：熊绎当周成王之时，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于丹阳这个地方；到文王熊赀时，才始将郢定为都城。历代史料中只注意了丹阳，不注意那个“居”字与“都”字的区别。
丹阳到底在哪里，史记中没有明确交待。所以引来很多史学家和楚学研究者的探索。因为有一句：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于是，许多人一见到“丹阳”，就受到“丹”字的限制，又总想到荆山，思想被固化，于是探索丹阳，总要扯到丹江和荆山，这样就给寻找古丹阳走上了歧路。
6、丹阳地名在何处
其实丹阳在先秦之前为一处泛指南方的一块地域，就是今天的荆州市这一片地域。荆州的公安有鸡叫城，江陵有阴湘城和纪南城郢都遗址，以及在川店、龙山有大量的楚墓区。其中，熊家冢、冯家冢等经勘探已确定为楚王墓。说明古江陵这一片区域就是后来秦汉所称的丹阳。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南至牂柯为徼。」
【崔豹古今註】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所以丹阳不是城，而是一块很大的地域，就指的是周时之所指的南乡。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中的是“居”丹阳而不是“都”丹阳。一些楚学研究者丹阳均离不开“丹”字，总想到的是丹江或荆山，然而“丹”字可作“南”字讲。
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口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均说明那时的楚在荆，居国南乡。
居国南乡，就是居丹阳。
“丹阳”即“南方之极”。荆州的阴湘城遗址中发现有“荆”字的陶器，以及在天门石家河遗址中发现有“荆”字的陶器，说明这一大片区域在三代前，是一个叫“荆”的部落联盟；是先楚楚民生活之地。这个叫“荆”的部落联盟就是以后楚人的源。
所以先秦时期，中原各国以周之汉水以南地域的南乡统称为“丹阳”。
7、楚故都丹阳就是古江陵地区，即周之南乡为丹阳。
因为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中楚人从不称丹阳。丹阳之名在秦汉时期产生。司马迁所写的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是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住于丹阳这个地方；从今天考古的资料分析，楚人在荆山兴起后，举族来到江汉沮漳之间，兴旺了，其地望就在今天的枝江与江陵之间的马山一带（最初叫楚蛮）。在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以子男之田，姓芈氏，仍居住于丹阳之地。以后文王武王强大以后，将此地定为郢都。就是先居此地后定都，所以纪南城的城墙建成年代较晚。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楚郢都经常搬迁，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认为郢都自始自终都在纪南城，仅楚昭王时有过短暂的迁徒。
当年枝江由沮水向南至江而止，为周之南土之极，秦人称之为訾枝；沮水向南至江分枝，因而此应为枝江得名。所以可以认为“丹阳”是在秦汉年间，当时北方周人对楚所居住之地域“南国”的通称。枝江为什么叫訾枝，因为是当年楚文王熊赀的最初封地。旧说中的丹阳枝江说在东汉时的，目前最早的文献依据见于东汉末年人颖容所撰《左传释例》：“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稍后的汉末三国时人宋衷注《世本·居篇》云：“丹阳在南郡枝江县。”以东晋时人徐广亦说：“（楚丹阳）在南郡枝江县。”宋、徐二说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
楚定都郢后，也可能学周武王，在郢都的附近将昭、屈、景三姓分封到郢都附近，今天的荆州馬山一带，所以在郢都附近今天发现有铭刻有邶、竞平王等字的青铜器。
今天，还有一些人总要将荆山定到今天的南漳，实际上荆州江陵西北的山地先秦时古江陵的西边的龙山，北面的纪山，就是荆山余脉，就叫荆山，《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二》:“《禹贡》:' 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后世许多人都认定荆即荆山，其实“荆”是当时由江陵直到天门今天的石家河一带广大的由“荆”人所居住的地域。
按荆州的地方学者朱翰昆考证：荆山之名有过多次搬迁。最早荆山就在江陵以西，唐代以后荆山之名移到了南漳一带；到了明代，在荆山以北修了武当山道教中心，结果荆山范围被压缩，北面的一片成了武当山，荆山中心被移到了南漳西北。（5）到了今天，荆山全国已有五处，除湖北以外，河南、安徽也有荆山，这是因为地名在随人的迁移中也到处搬迁。
于是一些人现在一讲荆山，就要联想到南漳一带。其实古代的荆山有一个很大的范围，而“荆”这块地域更大（即今天的江汉平原向北延伸到河南西南部一带）。因为这一大片区域，荆州的阴湘城和天门的石家河的新石器遗址中均发现了带有“荆”字的陶器。说明这一地区在先秦夏商时期，就有一支叫“荆”的部族联盟生活在这里，或者叫一个叫“荆”的邦国。所以这里叫“荆”。 郦道元讲：“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大约是因之称而设的荆州之名。”郦道元讲“荆”为荆山，不妥。“荆”为当时一地方之名。即江、汉、沮、漳这一大片叫“荆”的地域地名。可以看成一个三代前的大邦国。
有许多文献均说明“秭归，归乡，故归国。”但考究一个重要历史地名或历史事件，除了有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外，还应有地下考古资料证明。虽然一些历史学者，仍在大量引证中国古代文献，力证秭归就是古丹阳。尽管丹阳是楚故都的秭归说延续了上千年，但是，地下考古就是铁证。它可以纠正古代文献中的记载错误。虽然一些学者要坚持秭归说，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秭归说终究要被考古所否定。
2021年我国在汉文帝霸陵的考古，通过这次考古工作否定了“凤凰嘴”为汉文帝霸陵的传统认识，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
如果手书“屈原故里”的郭沫若能活到今天，相信他见到今天的考古学证据，也会改变自己的观点。
史载战国七雄的始都所在位置，现经地下考古战国七雄的始都均有地下考古学证明。惟独不见秭归有楚故都的考古学证明。
说秭归为归乡，是楚故国及楚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解放后近60年的考古，秭归的地下考古资料实在是拿不出一点点真正楚文化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考古界早已持否定。
8、结语
所以，秭归的得名，不是因子规鸟，也不是因屈原有贤姊，而是有一支叫“秭”的原住民最早生活在此地而得名。
归乡地名是由荆州郢都附近的归乡在楚国中期搬迁到三峡地区的。
注：文中所引图片为网络公开图片。畋片原版权人不明，请谅。
【1】秭归_濮鲁_新浪博客--新浪博客blog.sina.com.cn/s
【1】网络文章《湖北省秭归县县名来历探考》；
【2】《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河北博才网；
【3】《秭归县名的真正来历探考》；
【4】尹弘兵《楚国都城及核心区探索》；
【5】朱翰昆《荆楚研究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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