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末，我随着父亲从本溪的牛心台来到田师傅。我家的房门就紧邻着煤矿选煤场的铁路和通往山上的道路。从1945年年末起，田师傅地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反革命军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那时的人们对新改名的解放军还不熟悉，仍然将解放军叫八路军）你来我往，老百姓称“拉锯”，天天打仗，枪炮声不断。大家吓得都躲在家里，并用棉被把窗户堵上，防止流弹打进屋内伤人。
由于我家门前的那条道在当时是一条流量较大的路，总是有部队在门前路过，常常有战斗发生，居住在这里的人家时刻面临着危险，所以，大家总是时刻将房门关闭插紧。
幼年搭救侦察英雄1946年8月的一天白天，又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听大人说，是本溪县的县大队和国民党的部队在魏家堡打了起来，枪炮声响到半夜还没停息。半夜下起了大雨，我们就都睡觉了。
我好象刚睡了不长时间，就隐隐地听到有敲门的声音，我侧着耳朵仔细听了一阵，确定是有人在敲我家的房门，便披上衣服下了炕，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房门，听到门外有人低着嗓子说：“老乡开门，我是县大队的，打仗受了伤，让我在你家歇一会儿，天亮我就走，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我知道县大队是好的队伍，他们对老百姓好，专门打坏人，就过去扒门栓，刚动一点门栓，房门就“砰”地开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带着一阵风雨扑了进来，摔倒在屋地上。我急忙把门关上并重新上了门栓，然后费力地把地上的那个人拽了起来，将他拉进里屋，点亮油灯，看到他满身是血，到处是伤，就找来一件破衣服，撕开后，给他包扎伤口。
他喘着气，说：“老乡，能不能给我找点东西吃，打了一天仗连口水都没喝着。”我去外屋找来一块干粮，这是我家从附近的一个伙房舀来的淘米水沉淀后形成的干面蒸成的饼子，黑褐色，吃起来又干又涩，满是发酵后的淘米泔水的臭味。他吃了两口，皱着眉强咽下去后就不吃了，只喝了一碗水。
这时候，他的精神好了许多，他指着那个咬了两口的饼子问：“老乡，你们就吃这个？”
我说：“就这个还是和人家伙房要来的泔水里沉淀后才做出来的。”他叹了一口气说：“老百姓生活得真苦呀！”
他让我找来笔和纸，在上面写了几行字，摺起来交给我说：“等天亮了，辛苦你把这封信送到大堡的逸乐天药堂，找那里的县大队的许彪团长，他会派人来接我的。”
其实，说话时天已经放亮了，我立即穿上衣服，连跑带颠地向大堡而去。半个小时后，我就找到了那家药铺，药铺的几间房子都住着县大队的战士，这里是本溪县大队的队部。
我气喘喘地和站岗的战士说了要见许团长，说有人让我送信给他。那个站岗的战士非要看一下信，我不给他，说：“你指定不能是许团长，哪有团长这样的大官能在门口给人站岗的。”
他还是不让我进，我就大声地和他吵。这时候，一个穿着军装的年青战士出来问是咋回事，我就把送信的事和他说了，他看了一眼我手中的信，就把我带了进去，领我到了一个房间，一开门，一股浓重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那个人把我领到正在背着手望着窗外的人面前，说：“许团长，这个小姑娘找你，有信送给你。”
那个许团长急忙转过身来，从我的手中接过信，看了几眼后，就大声吩咐边上的一个人说：“赶紧派几个战士，带着担架去把王玉林给我接回来。”
这时，我转身要走，想给他们带路，许团长拉住我说：“小姑娘，你跑了这么远的路，先歇一会儿，把你家的地址告诉他们就行了。”
等屋里的人都走了，许团长拉着我到一个椅子前，让我坐下，他也拉了一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笑呵呵地问我，小姑娘几岁了？属啥的？姓啥？家里几口人？我大大方方地回答了他。
“小王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属啥呀？”“我妈没告诉我是属啥的，我也不知道我属啥的。”“那我告诉你，你今年虚岁十二，是属猪的。”我心想，这个属性好，有人给吃的，不用自己到处为吃饭忙活，就高兴地直点头。
许团长说，你这么早的来送信，肯定还没吃早饭，然后就喊来接我的那个人，让他领着我到伙房吃饭。
那个人叫王维安，是许团长的警卫员，他把我送到伙房，对那个正在做饭的人说，老马，这个小姑娘是给咱们许团长送信的客人，给她安排早饭。那个姓马的伙夫给我盛了一大碗高粮米粥，还有一盘咸菜，我就吃了起来。
在我吃饭的时候，有许多战士们也纷纷地来吃早饭，他们都看着我，我一点也不腼腆，也不害怕，很从容大方地把饭吃完。吃完饭，我看到老马自己在收拾碗筷，就帮助他收拾桌子、刷碗、擦桌子、扫地。
直到许团长的那个警卫员来喊我，说，他们已经把我家的那个伤员接回来了，那个人要见我，我才和马叔告别。
我是在一间满是怪味的屋子里看到已经用白绷带包扎后的昨天到我家的那个人，他的精神比我走的时候强多了，正在向许团长说着什么。他们见我来了，都站起身来，许团长把我拉到伤员面前说：“小王姑娘，你还不知道你救的人是谁吧？他是你的一家子，也姓王，叫王玉林，是我们县大队的侦查队长……你救的可是我们县大队的侦查英雄呀，为革命做了贡献，我和老王代表县大队再次谢谢你和你们全家。”
说完，两人还给我敬了军礼，吓得我直往门外退。两人都笑了，许团长把我拉回床边，按我坐下说：“你为县大队做了贡献，我们也该向你和家里表示一点谢意，你有啥要求和困难说一下，县大队尽力给解决。”
他一说要求，我就立刻回味起刚才吃的那碗高粱米粥的米香和吃饱后的惬意，忽然想如果我能留在队伍上不就可以天天吃饱了吗？
“我要当兵，就在你们县大队！”许团长和王玉林都“啊啊”两声，互相对视了起来。我看着他们脸上那种质疑不解的表情，猜想这个要求肯定是不行了，顿时失望地流出了眼泪。
许团长和王玉林见我这样，都有点慌了，许团长急忙说：“别哭，别哭，说说你为啥要当兵？”“能吃饱。”两人再次对视无语。
“是呀，许团长，我昨天是亲眼看到和亲口品尝了他家吃的东西，那都是喂猪的泔水脚子呀。她家太穷，生活的太苦了。我当年参加革命也是和她一样的处境，为了吃饱穿暖才来到队伍的。收下她吧。”王玉林说道。
此时，许团长的内心也生起同感，是呀，参加革命之前，他何尝不是这样呢，这个参加革命的目的虽然简单直白，可这都是大多数革命者的朴素初心。
他出门后，不一会领来一个戴眼镜穿着白大褂的人进来。对我说：“这是县大队卫生队的李队长，你去他那里工作。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和野孩子了，是一名革命战士，一切行动要听指挥，守纪律，你能做到吗？”
“报告团长，我一定能做到。”我不知道哪来的这份勇气，很坚定地大声回答，并用刚学来的姿势给他敬了军礼。引得三人一阵哈哈大笑。
卫生队原来有三个人，李队长是唯一的大夫，所有的伤员都由他进行治疗。还有两名女战士，负责对病人的护理，还有洗绷带等队里的其他工作。李大夫问我叫啥名字？多大了？我做了回答。他又取来笔和纸，问我认不认识字？能不能吧自己的名字写下来？我就在纸上规规矩矩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年龄，还在后面填上了刚从许团长那知道的自己属猪的两个字。
李大夫看了啧啧 称赞，夸我不简单，认识字。不过，他也指着其中的错别字说：“属猪的‘属’字，不是你写的这个‘数’字，这个是数字的‘数’，应该是这个‘属’字。”他在纸上写了这个“属”字给我看。我红着脸点点头后，便拿起笔照着李大夫写的“属”字认真地写了起来，直到写了大半张纸。
李大夫见我这样好学的样子，非常高兴，他又拿来纸，让我写出所有认识的字，我就写了起来，可写着写着我就想不起来还有啥字了。
李大夫是一直站在我的身后看着我写的，他看我停了笔在苦思冥想的样子，就说：“好哇，好，已经写出204个字了，相信你能认识的字应当比这多得很多了，这认识的字呀，一但提笔写的时候，就会想不起来写啥了。”
两个女战士看到我能写出这么多的字，也都向我投来佩服的眼神。就我这点文化，在县大队也成了除李大夫和文书之外的文化人了。
到了卫生队后，李大夫把我交给两个女战士，并嘱咐她们我岁数小，刚参加队伍，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照顾好她，别出了问题就行。
两个女战士就象我的大姐姐一样地对待我、照顾我。她俩给我领来了军服，可我穿着太大了，她俩就拿着衣服领着我到裁缝铺让师傅给改，可怎么改都大，衣服大点还行，裤子的腿剪到裆部还长，最后只能凑合着穿上。尽管这身军装穿在我的身上又肥又大，扎上皮带后也是显得很威武很精神的。
她们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给伤员处理伤口、包扎、喂饭，如何观察伤员的病情和他们的需求。我就跟着她们学着干。我虽然小，但从小就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啥活我一看就会干。
卫生队的工作，比起我在家里干的活轻多了，只是干就行，也不用去劳心费力地琢磨去干啥能让家里的人吃上饭。我主动干活，像护理重伤员，给卧床不起的伤员接大小便，洗绷带这些又累又脏的事，我都和两个姐姐抢着干。
卫生队对每个来治疗的伤员都要进行登记、造册。这些在我没来之前，都是由李大夫做，因为队里只有他有文化。我来了之后，他就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虽然认识许多字，可是，姓氏里有许多的生僻字我都不会写。这也没难倒我，不会写的字，我就用铅笔画个记号代替，等李大夫有时间了，我就请教他这字的写法，然后把记号叉掉，把正确的字再认真地填上。
在李大夫的教授下，我学会了大量的字，文化水平得到了大的提升。后来，在队里的文书忙不过来或外出的时候，县大队需要写的文书都由我去做。我在县大队的表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夸我人小本事大。
我在县大队期间，许团长特地亲自到了我家，了解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后，他让我妈每星期到队里的伙房背一次粮，能背多少就给多少。
我也在工作完成之后或者利用早晚时间到伙房去，帮助马大叔烧火做饭，洗菜刷碗。大家都说我像个小陀螺，总是转个不停，也不知道累。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干得很起劲，一点也不觉得累。
可是，我在喜欢的部队工作时间并没有太长，到了1947年秋末冬初，县大队虽然几乎不打仗了，却忙了起来。战士们都被集中起来，整天学习训练。没了战斗，也就没有伤员，我和李大夫开始整理伤员的登记表，并重新统计归档，打封。
这时，县大队的领导们更忙，许团长总是骑着马在军区和县大队之间不停地往返。到了晚上，队部总是彻夜开会。我把卫生队的文字资料整理完了之后，就来到队部，帮助文书整理县大队的资料。由于当时部队总是打仗，对一些电报、命令和一些文件的保管没啥规矩，我和文书要根据这些资料的内容、来源和内容按涉密情况进行分类，归档、打包。
有一天晚上，我和文书正在对文件进行最后的检查清理。警卫员王维安进来叫我，说许团长找我。我一听，这一阵子他这么忙，还抽时间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就立即跑到他的办公室。
在门外，就听到他在大声地说着，是，保证完成等，我进门看他正在举着电话听筒和对方讲话。他指着一边的凳子，示意我坐下，又说了一会儿就挂掉了电话。
他拉着椅子坐在我的对面说：“小王同志，你这一阵子受累了，我谢谢你。党中央为了彻底解放东北，正在布局大的战役。我们县大队也根据上级的部署，马上就要开拔到新的战场准备打仗。考虑到你的年龄太小，又是个女孩子，就决定暂时把你留到地方。”
听到这里，我顿时蒙了，大脑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子我才明白，我要离开部队了，我“哇”地一声地哭了起来。
等我止住了哭泣，他说：“小王，你在县大队也有一年多了，你虽然年龄小，可做了许多大人都做不了的事情，我和大家都舍不得你。但是，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是革命的需要。你我都作为一名革命队伍的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现在本溪基本都解放了，新政府马上就会着手恢复学校教育，你应该进入学校去读书，多学习知识，做一个有文化的新时代女性，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大的贡献。等部队打完仗，我会来接你的。不过你最低要给我一个中学的毕业本本吆。咱俩拉勾不许变。”
我带着眼泪和他拉了勾，带着部队为我开出带有公章的介绍信，出了门。
许团长是关里哪个省的，当时他说过，现在想不起来了。他的身世很苦。小时候，就没了父母。他是跟着一位老道长大的。那位老道不仅教了他一些功夫，还教了他识字。后来老道羽化成仙后，他下山靠力气来养活自己。在干的一个工程要结束后，他们一百三十多人被日本鬼子集体押上了一辆闷罐子火车车厢，挂在一列货车上开往东北。
在车上他和伙伴们就多次商量逃跑的办法。
当时火车是用蒸汽机头牵引的，行驶一段路程就要换车头或加煤上水，这时候是他们下车放风的时候，押解他们的鬼子和车站上的守备队就端着枪在站台上看守他们，监视得很紧。
一天夜里，车停在一个小站，只有随车的鬼子下车看着他们。他趁着天黑，就悄悄地爬上了闷罐车前面的那节货车，鬼子点名的时候，同伴替他应了一声，鬼子也没发现。车走后，他爬到闷罐车顶，俯在车顶，将上身下弯，用早已准备好的带钩的铁丝将锁车门的销子拔出来后，敲打车棚让里面的人把车门拉开，他从车顶返回车厢里。在火车行驶到上坡速度减慢的时候，他们就都纷纷地跳出车厢。
他们跑出不远，正好遇到了抗联的一支队伍，于是，他们这一百三十多人就全都参加了革命队伍。许团长到了部队后，他的武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三米高的墙和屋顶他两脚一跺，一个“鲤鱼打挺”就能窜上去，大家都很佩服。
县大队都流传着许团长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和王玉林执行任务回来，发现一间大院子里的房子住着日本鬼子兵，两人就生起了消灭他们的想法。许团长把两个人身上的四个手榴弹绑在一起后，在离大墙不远的地方快速奔跑，到了离墙不远时先是一越跳到墙上，然后又是一跃飞到那间房顶上，快速地扒开房瓦，将捆在一起的手榴弹一拉弦扔了下去，便又是两个跳跃返回了墙外，在他卧倒在地上的同时，一声巨响，屋子里的鬼子在睡梦中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天。
许团长还有一个绝招是在和战士们打赌所展示出来的。
有一次，他领着我和几个战士到铁刹山熟悉地形。在过河的时候，战士们都在脱鞋子的时候，见他像没事人似的坐在那里。
战士们问他：“团长，你是不是不去了？”
“我不去你们自己去行吗？”
“那你穿鞋过河吗？”
“俺就是不脱鞋子过河，保证鞋子底不沾一滴水。”
战士们听了，都开始起哄，说团长也会说大话。
许团长说：“你们要是不信就打个赌，我要是过了河，鞋子没湿的话，那以后你们负责背着小王过河；要是过了河，你们发现我的鞋子湿了，那以后，遇到河我就背着她（他指着我）过河。”
只见许团长走到河边后，挽起两只衣袖，弯腰将双手放到河里，腰一挺两只脚向上立起，就倒着用两只手当脚一步一步地向河的对岸走去。我和战士们看到许团长这种过河的特殊方法，都顿时看傻了，全都张着嘴瞪着眼木呆呆地看着许团长一点一点地过河，直到他过了河后，一个漂亮的前滚翻，稳稳地站在那里向我们招手，我们才猛然回过神，一起鼓起掌来。
许团长用他的绝招为我赢来了让人背着过河的待遇。当然，这只不过是许团长和战士们开的笑话之中的一个故事罢了。
许团长不仅能指挥打仗，还有些文艺才能。那时候，上级会组织一些文艺活动，他就为我们三个女战士编导了一个舞蹈，展示解放军女战士的飒爽英姿。这个舞蹈在一次由辽东军区在碱厂举办的大会上演出，还获得了军区首长的表扬。
那时候许飚团长已经成了家，他爱人叫刘生（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本溪市市委书记刘曾浩的侄女），她那时候也是穿着军装，但不在县大队。许团长执行任务的时候，她就把我拉到她家和她作伴。她对我很好，教我识字，教我唱歌，给我讲故事。有些许团长的事情都是她告诉我的。我那时候小，不懂大人之间的事情，总是为她两口子闹一些笑话。
有一次，我在她家陪她好几天了，那天晚上，许团长回来了，我由于这些天和刘姐处得亲密，见许团长回来也不走，夹在他们中间问这问那，后来还是许团长的警卫员王维安硬是连拉带拽地把我拖走，我还哭着和他发脾气，直到王维安给我买了糖块，我才放了他。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太不懂事了。
部队开拔的那天，我哭着跟着队伍跑了一程又一程，最后，还是许团长派两个战士硬是把我送回家。离开部队这个大家庭，我深感孤独凄凉，从革命战士转回为野孩子让我显得万分失落迷惑。我暗自抱怨我妈为啥不早点生我？我埋怨老天爷为啥给了我一个女儿身？就这样，回家后我得了一场大病。
离开县大队后，我牢记许团长和我分手时候的“一定要拿着中学毕业证给他”的殷殷嘱托，在当时上学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历尽艰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习，当我拿到了《中学毕业证》的那一刻，最想见的人就是许飚团长和刘生姐。可我几番打听，都没有他们的消息。
后来在本钢公司开会的时候，我发现了曾经为许团长当警卫员的王维安同志（本溪钢铁公司钢研所长，后任西北耐火厂厂长），他说：“许团长在参加解放海南战斗后，转业到锦州市任公安局长。”
王维安还说：“许团长还挂念着你咋样了，到底上没上学，还说他没有兑现当年的承诺，让我见到你领着你到锦州去，如你有啥困难要帮助你。”
我和王维安曾经几次商议到锦州去看老首长，可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实现，这也成了我一生的遗憾之一。
过几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五年的纪念日了，也是我离开本溪县县大队整七十五个年头了，尽管我在县大队只有一年多的革命经历，但在我的人生中却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这些年，我时刻怀念着那段革命的日子，时刻想念着许飚团长和他的爱人刘生大姐，想念着王维安、王玉林、李大夫和那两名卫生员姐姐、炊事班马大叔和那些记不住名字的战士们。
我们本溪这座城市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离不开他们当年的浴血奋战，是他们和更多的革命前辈们为解放本溪、建设本溪做出的贡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本溪。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笔者与口述人王万勤
来源：印象本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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