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楚人酓达（熊通）僭越称王之后，设立郢。依据传世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凡带“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陈郢、寿郢等。然而，自《楚居》问世以来，人们突然发现楚国的郢城多达十余处，以其楚国的实力，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一方面这些郢城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它们究竟在哪里？今天就来揭晓这一谜题。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
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以上节录）
一、湫郢
关于楚国的国家建制，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我认为楚国在酓达（熊通）称王之后，实行的是“都邦制”，严谨的说法是“一都一邦制”，即一城为都，一城为邦。这一观点至今未被楚史研究者重视和提出。
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熊中）以邦复于湫郢。”楚柬大王（熊中）时，“王太子（熊当）以邦居朋郢。”，以上两条记载，均见于《楚居》。包山楚简第8简：“王（楚怀王）游于蓝郢之游宫，焉命大莫敖屈昜为命邦人内（纳）其溺典”，此“邦人”之“邦”即楚邦。怀王时的楚邦不详，疑为朋郢。
楚昭王时，阖闾入郢，郢都（福丘）遭到毁坏。在楚国动乱之际，令尹子西的首要任务就是“安邦定国”，只是时机不成熟，直到公元前504年，“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
子西“迁郢于鄀”，实际即“迁郢于邦”。那么问题来了，此“鄀”是若郢？还是鄀邑呢？在前文“若国迷津”中，我们已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且从《楚居》的记载和楚国历史的走向分析，若郢从来就不可能是楚邦。那么，此“邦”在鄀邑何处呢？
《水经注》载：“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秦楚之间，自商密适此，为楚附庸，楚灭之以为邑。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秦以为县。”
按《水经注》所言“县北有大城”，果然在罗山遗址（鄀邑）以北，直线距离大约16公里处有“小胡岗遗址”。
“小胡岗遗址”位于宜城市东南郑集镇红星村，处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平缓冈地上，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1200米，面积约180万平方米，其面积小于楚皇城遗址面积（220万平方米），大于宜城郭家岗遗址面积（12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5～1.5米。暴露出灰坑。采集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夹砂红陶，纹饰有绳纹、瓦棱纹，器形有鬲、豆、盆、罐及板瓦等。
从卫星地图看，“小胡岗遗址”东临汉水，南靠蛮河，非常方便水上交通。在遗址的周围，有一东西长约6000米，南北宽约2500米的不规则半椭圆形环绕水系印痕（西到肖家冲，东到何坡村西，北到扬旗岗，南到下武当），印痕不知何时形成，遗址处于印痕的东北角。
从“小胡岗遗址”规模来看，已非常具备郢城的规模。然而，此处并不是《水经注》所说的楚昭王自纪郢徙都之处。一是经考古发掘，此处被确定为战国遗址，非楚昭王所处的春秋末期。二是“小胡岗遗址”地处蛮河以北，其北5公里处就是今楚皇城（鄢郢），以蛮河为界，显然它已进入鄢地。从时间和所处位置来看，它均不符合相应的条件。
“小胡岗遗址”极有可能是《楚居》所言的朋郢。《楚居》载：“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声王）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垪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朋郢与鄢郢如此之近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显然它的命名不依地名，而是根据地理位置与属性来命名的。《说文》：朋，辅也。《疏》凡言朋者，非惟人为其党，性行相同，亦为其党。《广雅》朋，比也。朋，类也。比，近也，又从也。本义并列、并排。垪通并。故朋郢又可称作垪郢，言“以为处于垪郢”，垪才是地名。
既然楚“邦”不在鄀邑的北方，我们转向“罗山遗址”的南方探寻？
《括地志》载：“鄀城东南有楚王城”。
《春秋左传正义》：“（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巴人），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杜《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
《大清一统志》：“湫城在钟祥县北，《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子伐黄，还及湫。《注》南郡鄀县东南有湫城。《水经注》枝水西南流迳湫城东南。”
《春秋大事表》在“襄阳”下言宜城：“罗国在县西二十里。楚鄢在县西南九里，古鄢国。楚鄀在县西南九十里，后徙郢于此，兼称鄢郢。楚湫在县东南。”
《大清一统志》谓湫在湖北省钟祥县北，《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省宜城东南，其实一也。《水经注疏》则将湫城置于汉东。不管怎么说，湫城的大体位置是确定地，即在今宜城南，钟祥市北这一区域。
可以肯定的是湫郢不会在汉东，结合《水经注·沔水》所言“县南临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台”，湫郢当在“石山”之下，“沔津”之旁。石山即指钟祥市磷矿镇所处的西南方位的山系，最高处建有“古烽火台”。今仙女山下有浰河，从双河镇过来，自西向东，在浰河口注入汉水。疑“浰”为“湫”字之讹变，今浰河，即古湫水。在古湫水和汉水的交汇处，即《水经注》所谓“沔津”，此处有大片淤积区，汉水明显东移。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十三入江巨川三“汉水”条云：“又南六十里，有乐乡河自西北来，注之。”原注云：“乐乡河即夹峪河，源出南漳县西南界老龙山南麓，……东南流二百余里，合西南一水，流经钟祥北境。又百余里，有石桥河，西自山东，流经石桥驿南，又东，合西南来之荆门山北水，东北流来会，又东入汉。”
乾隆《钟祥县志》卷一《山川》“俐河口”条云：“俐河口，县西北五十里。上泉、象河及汉西诸港水逗朱家埠，有汤泉，泉亦达于小河而出口，入于汉。”
今人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大辞典》汉江水系“利河”条云：“汉水支流。在湖北省北部。二源：南源出荆门市西北部胜景山北麓；北源出荆门市康家大山东北麓。两源流至双河口汇合后，东流，经钟祥县双河、朱堡等乡镇，于磷矿镇利河口，注入汉江。”
公元前676年冬，巴人伐楚。公元前675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因失败“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凯旋归来，“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正义》注：“黄，嬴姓国，今弋阳县。”此注有误，非弋阳县，应为潢川县。潢川县隆古乡有黄国故城遗址。
《春秋左传》记载楚文王“伐黄”及其去世过于简洁，后人多有争论。普遍认为楚文王最后居“福丘”，即大郢，今荆州。其伐黄路径当自荆州出发，经安陆，翻越大别山脉，打败黄国后，溯淮河到至桐柏，再至襄阳，沿汉水过宜城，前往湫郢。我认为可能并非如此，巴人伐楚的路径不是沿长江而来，而是沿汉水过来的。后来巴人攻楚一直走的是汉水，这也是楚文王在汉水两岸（今襄阳一带）分设若郢和樊郢的主因。如公元前479年，“巴人伐楚，围鄾”。公元前477年，“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后汉书·郡国志》载“邓有鄾聚”。李贤注“《左传》桓九年楚师围鄾”。鄾在邓，巴人沿汉水至邓伐楚“鄾”为捷径。
春秋初期，楚国在汉水的西界与郧国接壤，“楚子御之”必御之于国门。“大败于津”，此“津”既不是杜预所言的江陵之津乡，也不是郦道元所指的枝江（罗）县西三里的津乡，而是楚国与郧国交界处的某一汉水渡口（按：直到公元前616年楚穆王伐麇，“于锡穴”，楚境才扩展到今郧阳区五峰乡一带）。楚文王失败后，向北回到为郢（详见后文），“鬻拳弗纳”。这样其伐黄的起点当自为郢出发，至桐柏，沿淮河前行，直达潢川。伐黄后，西行至信阳，过随州，再到湫郢。到达湫郢时楚文王得病，一说因嚼食“昌歜”过量，累积中毒暴病而亡，不知此说何来。
综合各方面因素，湫郢的位置大概在今钟祥市磷矿镇朱堡埠附近一带，因近湫水，故名湫郢。子西“迁郢于鄀”，实际是迁郢于鄀地的“湫郢”。湫郢在楚昭王时为楚“邦”。子西“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即以邦定国。
朱堡埠以西有陈安村遗址，即湫郢。陈安村遗址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500，总面积75万平方米（按：春秋早期的郢城大多规模较小，如樊郢仅有50万平方米；战国时期的郢城则相对较大，这与国力有关），城墙已毁，有城壕残迹，遗址以西存有春秋至战国间墓葬46座，还有若干局址、灰坑。
从卫星地图来看，湫郢的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向东不足5公里即汉水，处于楚汉水中间地带，扼楚国水上交通要道之“咽喉”。向西10公里有石桥驿，楚国从郢都（荆州）至申（南阳）的陆路大通道“驲道”即自此路过。湫郢为楚文王营建设立。
至此，让我们再读《楚居》，一件事就豁然开朗了，楚昭王时“阖闾入郢”，子西“以邦定都于湫郢”，楚惠王时“白公起祸”，“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可见“湫郢”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一直是作为“楚邦”存在的。
《楚居》：“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湫郢后来屡有更名，曰为之，曰肥遗，曰酉澫。
湫郢、樊郢、若郢、鄢郢、朋郢 位置示意图
二、樊郢
《楚世家》：“二十七年，若敖卒。”公元前763年，焚冒酓帅即位。
《楚居》载：“至焚冒酓帅自若徙居焚”。
笪浩波先生认为：“‘焚’简文作‘樊’，樊是焚的异体字。在今襄阳市樊城的可能性较大。‘焚’应该就在汉水北边的不远处。”笪先生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诗经·大雅·蒸民》记：“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通志·氏族略》载：“樊姓，姬姓，周文王子虞仲之孙仲山甫，为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左传》作阳樊），因邑命氏”。此即公元前825年周宣王册封仲山甫为樊侯之事。古樊国遗址位于河南省济源市承留镇曲阳村一带。因此，周宣王时期不可能有两个樊国，从“城彼东方”来看，樊国也不会跑到“南国”来。焚冒所居之“焚”，实际是个地名，而非国名，从地理区域来看，应属于古阴国之地。
焚的具体位置今已难考，但它可能与后来的樊郢有关联，疑樊郢所处即焚之址。据考樊郢在襄阳市樊城区团山镇邓城村，今称邓城遗址，位于汉水正北不足6公里。郢址基本保存完好，近方形，周长约3150米（南北长800～825米，东西宽600～675米），面积约50万平方米。夯土城墙，现存一般高度为3～5米，东南角为最高点，高出地面约6米。城垣厚20～30米。东、西、南、北四面各设一座城门。城外护城河宽50米左右，现已改为水田。因樊郢是在焚城的基础上所设置的，所以其与楚国的郢城当有一定差距。从发掘现场来看，邓城不是一座孤立的城池，它的周边还分布着一些“卫星城（敔）”，用来拱卫着它。
樊郢系楚文王所设立。樊郢南邻汉水，北接南阳盆地，为楚国在汉北的战略要邑。楚文王于此处设立樊郢之外，其于汉水之南还置若郢，在相距不远的同一个地方设立两座郢城，可见此地对楚国战略地位之重。从彼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分析，其针对的主要是巴人的威胁，当然此处也是贯通楚国南北——疆郢与为郢的战略要冲。事实也证明襄樊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若郢
如果你前面读了我的《“若国”迷津》，对若郢就比较好理解了。在此简要概述一下吧。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商周时期，今襄阳境内封国有：邓、鄾、若、谷、罗、邔、阴、唐、厉、卢等。西周末期，若敖酓义居若，若国尚存，所谓“居若”实际是酓义被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公元前783年在位）迁居于若地，楚人实为若国人的附庸。（若敖居若的原因和地点我们后文再讲。）
公元前740年楚武王熊通即位，灭若国。武王灭若的时间历史没有记载，大约在其即位后不久，楚侵申之前（公元前738年）。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之子熊艰即位，史称楚堵敖，在位只有五年。“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从徙袭二字来看，若郢非堵敖所建，当是楚文王之功。若郢在若地，时若人仍未被迁。
公元前672年楚成王弑兄夺位，后迁若人于商密，始有上下之鄀，以故地为上鄀，以新地商密为下蠚。楚穆王时，若人“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左传·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夏，秦人入鄀。”穆王迁若人于鄢水（蛮水）以南、湫水以北的故罗国地，即今钟祥市胡集镇罗山村，仍称下蠚。《水经注》所曰“鄀子之国”，后人称鄀县。淅川商密下蠚遂废。
楚成王在位47年，楚穆王在位12年，二人为父子，因此若人居淅川下蠚的时间不长，在商密一带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会太多。
自楚成王至楚惠王约200余年，上鄀的存续时间较长，应有较多的上鄀文化遗存。《上鄀公敄人钟》《上鄀公簠》为这一时期青铜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世纪末出土于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上鄀公簠》，系上鄀公为墓主蔿子冯赗赠之物（墓主不是王子午，详见后文）。蔿子冯是楚康王时令尹，此亦反证楚康王时上鄀业已存在。同样出土于湖北襄阳山湾春秋中期楚墓的《上鄀公簠》，也是上鄀公为他人（墓主）赗赠之器（若国不可能跨过汉水）。
上鄀的历史沿革较为模糊。郦道元《水经注·沔水》：“（襄阳）城枕汉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襄阳一度改称“相阳”），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北津戍位于襄阳城西南三里余的真武山、琵琶山北麓，上鄀故城遗址大概即位于此。上鄀故城遗址的前身，应该是若郢的所在地，仍需未来发掘证实。
总之，湫郢、樊郢、若郢，均系以地（水）名城，为楚文王始设。
楚文王即位之初，以武王的“郢”为都，遂更名曰“疆郢”，并沿汉水（楚国南北轴心区）设立四郢，它们分别是“湫郢、若郢、樊郢、为郢”，开楚国设立郢城之先河。再以诸郢为中心设敔（列城），敔下设邑。并对所灭国实行“县之”政策，灭国设□（宀 或），□下设邑，邑下设里。以此构建起国家治理大框架，包括管理体制、外交、军事等。
虽然此时周王室仍不承认楚人的“国家存在”，不予封国赐爵，但自楚文王开始楚国的政治形态才逐步健全，由过去楚子（敖）与莫敖执政，向楚王、令尹、司马和莫敖共同执政转变。特别在国家权力分配上，废除旧制，推行新的分族命氏法，强化王权，限制公权（公族权）。降低莫敖的地位，以令尹主政来治理国家。不拘一格用人，以申俘为令尹，等等。
可以说，自楚文王开始，楚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预报：下篇讲——郢城之三：睽郢、鄂郢、蓝郢。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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