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玉昆
桥梁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标志之一。我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建成不计其数的桥梁，它是我国宝贵的民族遗产，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福建泉州地处祖国东南沿海，是我国著名的海外交通港口。从南朝开始，泉州已有与外国往来的文献记载①。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泉州港的海外交通日益发展，到了唐代，泉州已成为我国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其它三处是广州、扬州、交州)。五代时，由于割据福建的王审知等重视海外贸易，竭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②，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比唐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空前繁荣时期，为了适应泉州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宋王朝于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立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南宋时，皇室偏安江南，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泉州港在短期内上升为全国第一大港，并成为世界最大商港之一。
为了适应货物转运、商民往来的需要，从公元11至13世纪，在泉州出现了修造石桥的热潮。
《泉州府志》中记载历代造桥总数为260座；其中唐、五代造的5座、宋代造的105座、元代造的13座、明代造的16座、清代造的21座、年代不详的100座。仅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造的就有15座之多。即：安平桥、东洋桥、石筍桥、普利大通桥、玉澜桥、苏埭桥、古陵桥、龙津桥、建隆桥、梅溪桥、长溪桥、适南桥、瓷市桥、永安桥、北平桥。所以有“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之誉。
宋代泉州所造石桥为梁式石桥，其布局绝大部分建造在近海，甚至深入海湾，以沟通市区和港区、码头的联系，便于从海船运卸货物。这是宋代泉州造桥的一大特点。另一点是，宋代泉州所造石桥几乎无一座没有僧侣参与。本文仅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宋代泉州造桥热潮中，僧侣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唐代泉州已开僧侣造桥之先声，吟啸桥就是唐代僧人日辉禅师建造的，它是木梁桥。
宋元时期，泉州僧侣建造桥梁日益增多。《泉州府志》中标明僧侣参加建造的石桥共60座，其中唐代1座、北宋12座、南宋30座、元代13座、明代3座、年代不详1座。而同一时期道士建造的桥仅有嘉定四年黄去华造的玉京桥1座。
南宋道询在漳、泉间“修造桥梁二百余所”③，其中著名的有惠安獭窟屿桥、青龙桥、南安的弥寿桥、晋江的登瀛桥。守净修建兴化军安利桥、延平可渡桥、武荣金鸡桥。泉州开元寺僧了性修泉州甘棠桥、棠阴桥、龟山桥、安溪双济桥、晋江安济桥。元代僧侣法助修建南安弥寿桥、卢溪桥、梯云桥，晋江适南桥、下辇桥、结砖福利桥、御亭头桥、陈翁桥，惠安马山桥、大招海迳石桥等。
泉州著名的石桥，多有僧侣参与修建。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大家知道为蔡襄所建，而且以其富有浪漫色彩的神话传说和洛阳桥碑书文刻三绝而闻名于世。其实洛阳桥是“庆历初(1041年)郡人李宠甃石作浮桥，皇祐五年(1053年)泉州开元寺僧宗已及郡人王实、卢锡倡为石桥，未就，会蔡襄守郡，踵而成之”④。据蔡襄《万安桥记》载：桥始建于皇祐五年，完成于嘉祐四年(1059年)，历时六年八个月，建桥经费计一千四百万文。桥长三百六十丈，宽丈有五尺，分四十七桥孔。职其事者为卢锡、王实、许忠、浮图（泉州开元寺僧）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这里“职其事”或曰“董之”当是实际负责建桥工程的人，其中有僧侣义波、宗善。泉州开元寺这位义波和尚在建造洛阳桥中作出了贡献，人们为了纪念他，洛阳桥完工之后，在桥北海边建了“真月庵”，并且供奉了义波和尚的“肉身像”。
“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长八百一十丈，俗称五里桥，是绍兴八年(1138年)僧祖派始筑石桥，没有完成，里人黄护与僧智渊各施钱万缗，后来由郡守赵令衿成之。
金鸡桥是嘉定间(1208一1224年)郡守叶廷珪命僧守净募捐，造石墩十七，高四十尺，架以木梁，复以楼阁。后被水冲坏，郡守真德秀又命僧惠魁修。僧介胜为修造金鸡桥和圭峰报亲寺支费巨亿。
石筍桥乃绍兴三十年(1160年)僧文会始作石桥，泉州开元寺僧本观禅师造桥亭，到明代洪熙年间愍默禅师董其工复修。正如朱鉴所说“僧文会之取大石成功于前”，愍默“捐赀募匠复取木石收工于后”。
海岸长桥为宋建。明成化间(1465一1487年)圮，弘治八年(1495年)连江孔彩、泉州承天寺僧智镜各舍银两合而修之。
其他如普利大通桥为江常建，僧智资董其事；濠市桥、濠溪桥为宗爽建；安溪双济桥、谷口桥为普足造；泉州开元寺僧法超“疏衣粝食”造悲济桥，桥长八百尺凡一百三十间，功不在万安桥下。
此外，莆田的宁海桥，元元统二年(1334年)龟洋寺僧越浦造，明清重建。现在桥上尚有“泉州开元寺主持口口……”石刻，当系泉州开元寺僧人修建时留下的题刻。
僧侣不但参加桥梁的建造，而且参加桥梁的管理。
石桥造成之后，多有人管理，有的由桥卒“监桥”，有的由僧侣“掌桥事”。由桥卒监桥的如顺济桥，“桥东西南傍有官地可鬻，傍留一屋，以居桥卒”。桥卒的任务是“海舶之缆，卒使禁之”。僧侣管理的如洛阳桥。洛阳桥建成之后“又造屋数百楹为民居，以就僦直入公帑，三岁度一僧掌桥事”。
泉州石桥大多雕有石佛像，供观世音菩萨，其目的与建造寺庙一样，是为了祈福免祸，求得行人平安。正如王世懋指出：“桥中多设神佛像。香火甚严，亦压镇意也”。石筍桥“镇以浮屠，如桥之长两夹之”，顺济桥“上有浮屠”，万安桥“中多设神像，香火盛”，安平桥东为超然亭“以祀观音”，中为泗洲亭“祀佛其中”。此外如莆田的宁海桥南北各皮以亭，建招提名吉祥。
泉州石桥中有以佛号命名者，如南安的阿弥陀佛桥。福州闽县也有叫观音桥的。有的桥名叫和尚桥，如同安的和尚桥“盖古神师撤旧院而成之”。
五里桥亭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下联常为人引用而闻名于世，上联说明造桥便利行人，正体现了佛教慈悲济世的思想。
关于蔡襄建造洛阳桥，有一段观世音现身帮助他筹集经费的美好传说。蔡襄为了筹集修桥费用，曾向富商大贾募捐，然而远远不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知道后，就化作美女，乘一叶扁舟，遨游洛阳江上，并使人传播，谁能用钱击中女身者，愿为其妻。前去掷钱的人很多，钱装满一船，却无人掷中其身。这段神话传说，反映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敬，把人世间成就的善事，看成是观世音菩萨帮助的结果。
二佛教在泉州地区的发展和佛教“众善奉行”的宗旨，是僧侣积极参与造桥的主要原因，也与当时泉州经济的发展分不开。
修路造桥、兴修水利这是民间公认的善举，而作善莫大于造桥。桥梁多建在交通要道，造桥之前，江河阻隔，每年不知淹溺多少船只和行人。造桥之后，可易危为安，民不病涉。这与佛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的思想是一致的。
僧侣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但积极参加造桥，还积极参加兴修水利和管理水利。如湮浦埭坏，僧祖派、体柔参加修理，凡三年而成。此事由郡守刘子羽奏闻于朝，赐祖派为慈惠大师，在老百姓为县令洪元英立的祠中，祖派、体柔从祀其中。
泉州开元寺僧了性参加修建清洋陂。庆元六年(1200年)僧侣募工浚泉州东湖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五丈，冬开浚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丈，且以五院课入以益，俾专主司湖之启闭，至淳祐三年(1243年)郡守颜颐仲按故牒，仍俾僧浚之，凡浚五万五千余丈，于丰泽院置水利局，由僧侣司之。
为了保证海上往来船只的交通安全，僧侣们还在泉州沿海建造航标塔。如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宋绍兴中(1131一1162年)僧介殊建。六胜塔（俗名石湖塔)宋政和中(1111一1117年)僧祖慧建。
佛经有“建此般若桥，达彼菩提岸”之语。若根据《华严经》“广度一切犹如桥梁”的说法，其用意是为了通过造桥作为津济，方便群众，排脱江河阻隔，使之以佛法为桥梁津济，从此岸到达彼岸。另一动机是为了使众生避免苦海沉溺之苦，即可由生死此岸，方便地实现到达菩提涅槃彼岸的目的。又好象佛教中修净土宗的人，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为桥梁，可渡过娑婆世界秽土，到达极乐世界净土。
宋元时代的统治阶级也借助僧侣的力量，来修建桥梁。比如当时泉州的地方官吏要修造桥梁，但从国库中支出一大笔经费又有困难，他们就通过僧侣募捐来解决造桥的经费和部分工匠。上至朝廷，下至郡守、县令，用“诏”、“命”僧人四处游方募捐，如南安金鸡桥即郡守叶廷珪、真德秀先后命僧守净、惠魁募化建造，真德秀还亲自书写募疏。
莆田宁海桥，洪景文捐田五十亩入吉祥寺，作为修桥费用。寺院还可以母钱求子，如泉州郡守赵思诚在复修洛阳桥之后，将余金分诸刹“权子母钱”，以利息作为维修桥梁、供养护桥人的费用。
三佛教主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共意”。基于这种思想，僧侣既积极参与造桥等善事，又要“自净其意”，做到功成不居，所以关于僧侣造桥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僧侣在泉州造桥史上的作用及其贡献，明人陈懋仁对此有比较公正的评论。他指出：“宋宝祐中(1253一1258年)僧道询募赀作石桥长四百余丈，广一丈六尺，比蔡端明所造洛阳桥长多四百余尺，阔多一尺余。世知洛阳而不知盘光者，盖以人重耳。虽然贵贱异等，若道询一行脚僧耳，无藉势位，而功力过之，则其名胡可泯灭？且洛阳桥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记，此独无之，意当时道询不欲居其功以垂名耶！抑本有记而岁远湮废也。”⑤
盘光桥地理位置虽不如洛阳桥重要，但盘光桥所在的乌屿当时可以停泊大型海船。建桥是为了装卸货物之便，和减少行人涉水的危险，它对当时的海外交通和经济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世知洛阳而不知盘光者，盖以人重耳”，这话是有道理的。蔡襄为北宋名臣，泉州郡守，位高名重，而道询一行脚僧而己。就洛阳桥而言，世知蔡襄造桥，而不知泉州开元寺僧宗已及郡人王实、卢锡倡为石桥未就，而蔡襄继而成之；亦不知泉州开元寺释义波、宗善“职其事”，这也是以人重之故。
僧侣在造桥中的主要作用是筹集经费，招募工匠，起了组织的作用。在施工过程中，他们也出谋献策，但没有留下记载。但是却有僧人智日协助修建莆田木兰陂水利工程的宝贵材料。
木兰陂，宋治平元年(1064年)长乐钱四娘首建，失败。继之长乐林从事亦未成功。熙宁八年(1075年)侯官县李宏又应诏来莆田第三次筑陂。他得到具有工程技术知识的僧人智日的协助，吸取前二次筑陂失败的教训，在施工前深入实地进行勘察。僧智日涉水，寻找地质上可以筑陂的地方插竹做记号。李宏根据智日勘察的结果筑陂。最后才取得拦流成功，开大沟七条，小沟一百零九条，可灌溉莆田南洋之田万余顷。
僧侣造桥的风气还影响到国外，日本岩国市的锦带桥，就是按照明末东渡日本的独立禅师所带去的图样修建的。日本人民为了表彰独立禅师对日本文化的贡献，曾在1973年举行锦带桥三百周年纪念。
注释：
①（唐）道宣：《续高僧传》卷2，《拘那罗陀传》。
《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
③《惠安县志》卷13，《道询传》。
④《福建通志》卷10。
⑤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原载《法音》1984年第2期)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李玉昆文史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