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塘，一个距离天下第一村一一周村仅仅6公里的自然村落。这里有我的哭，有我的笑，有我的爹娘，还有我的乡亲。
村子由来已久，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村里的第一大姓石氏族谱清晰明了：明洪武四年（1371年），先祖次子仲瞻公由直隶枣强迁徙高塘庄的记载。然而，《高家炉房郭家井》的传说，却承载着家乡历史的更加久远，以及那个朱洪武“大洗山东十二载”的血腥和高、郭两家藏身炉房和水井躲过一劫的民间传说。又传言，高家后来远走他乡，绝了高姓；而郭家虽人丁不算兴旺，却一直沿袭至今。关于这段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村西北刘殿元家东的长15米左右、高5米的料渣山，据说就是高家炉房的佐证，旁边的那口井就是当年的高家井。其实，村东大田里散乱着豆柄瓦铄；村西南的弘福寺遗址、蔡阳坟的遗存，村北蔡家茔的显赫，陈仲子途径此地的记忆，佐证着我的家乡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且一代一代的接替有序，传承至今。
史料记载：我们的村子古为齐地，历经变迁。或为淄川，或属长山。新中国以来，曾为张周市、淄博市管辖。因为村子在邻近属于超千人大村，且309国道贯穿纵横东西，姜萌路贯穿南北，地理位置优越。故而先后为高塘乡、高塘公社、高塘镇、南郊镇政府驻地。历史上，清朝进士蔡澍、秀才蔡星南、县长石志功，都是村人中的佼佼者。石氏族人曾有“尚书亲家、侍郎外甥，还有三个不成器的进士侄子”之语，足以看出村子的地灵人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村内小学、初中、高中教育齐全，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因之，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层出不穷。
在我的故乡记忆里，村中的关帝庙，既有村民们崇拜关老爷的香火缭绕，以及换位学堂的朗朗诵读声，还有着刀铡革命志士石玉彬的惨烈。奶奶说：1938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是全村人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日寇火烧高塘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血洗中村民石志民祖父劳作回家，惨遭日寇枪击身亡；邻居石玉基遭遇日寇举枪射击时，祖母王新平临危不惧抓起敌寇枪管一抬，使邻居躲过一劫，换来了敌人两枪托的击打。与此同时，邻村吴家村亦未躲过日寇魔掌惨遭涂炭，全村几乎烧了个片甲不留。村西沈家掌门人沈光贤人称“活菩萨”，见此惨状，心生怜悯之情。不顾家人劝阻，开仓赈灾，给予每户一升粮食的接济。次年，沈掌柜染疾去世，吴家庄全村人披麻戴孝，以报答沈光贤的行善之举。
记忆里，村民们家中多饲养牛马驴骡大牲畜，鸡鸭鹅鸽小家禽，还有狗猫猪羊等动物。人们根据动物的特性，视狗为忠臣，视猫是奸臣。据说吃了死猫，来生投胎会变成动物，每每谁家死了猫，都是埋掉，流传有“吃了猫肉不吉利”的乡俗。村里都有家家养鸡的习惯，并且有“鸡腚眼是小银行”的俗语。村人不仅仅忌讳吃猫猫肉，视黄鼠狼、乌鸦也是不吉利的象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邻居石玉铎看瓜时，半夜有黑老鸹（乌鸦别称）钻进了他的被窝里，时隔不久便驾鹤西去。由此，人们更加笃信乌鸦是不祥之物的意识。
印象里，口头文学是我村的一大特色。茶余饭后，除了拉呱（讲故事）、聊天吹牛，尤其是说侃子（歇后语）、起外号，更是名闻十里八乡。所起外号都是有根有据，并非无中生有。像端叔的绰号“一把股”，因为他偶然将断了一股把的小推车说成了一把股，因此，他这一颇具特色的外号一直伴随他去世；改爷的绰号“小母猪”，是因为他的个头矮、肚子圆，好像生产队猪圈的小母猪模样，由此，这一外号成了他的代名词；家兄因其形象颇有风度，乳名又叫圆子，好事者合二而一，他的“员外”之名不胫而走。死黄鼬、乌鸦嘴、大铜圆、黑叫驴......都被打上了某个人的特殊印记，成为了他一度的代名词。说话时，随口而出的侃子，使得平平常常的语言上升到艺术范畴。比如说，老鼠钻进风箱道一一两头吃气；屎壳郎搬家一一滚蛋；孔夫子搬家一一少不了书（输）；秃子打伞一一无法（发）无天；生活中产生的这些俏皮话般的歇后语，充分折射出乡民口头文学的艺术性。乡间娱乐活动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街头巷尾的打王八、跳方、打橇、碰拐、捉迷藏、逮特务、弹琉璃球、甩纸牌、......田间地头的四子棋、赶牛角、剪子包袱锤、压指头、对蓖麻头、套叮当等游戏，无一不成为村人的快乐形式。虽然说，今天的变形金刚、电子游戏、手机等现代娱乐工具替换了乡间的土玩意，可是却怎么也无法取代那些看似简易，却装满乡愁的元素符号。
粮食榨油、制作、酿造，在村里由来已久，是我们村的一大特色。尤其是酿酒业，清末民初达到了顶峰。一度形成家家酿制户户飘香，在鲁中一带有“高塘的狗出门都有醉意”之戏言。石家“天增泰”堂号的南酒店，沈家“天仙涌”堂号的北酒店，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规模，成为当时在长山城里的抢手货。听老人讲，俺家的广聚堂也造过酒，以至于前几年，家中兄长石绍晨还重操祖业，在家中鼓捣了几年酒呢。村子的老人，几乎没人不干过酿酒的这行当，村民邴业师、姨夫石伟祚都是造酒的大师傅。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时期”，生产队还顶风造了一段酒呢。时至今日，虽说酒工们都已离世，杜康遗风仍在传承。村西沈家酒店的后人沈勇家里浓郁的酒味儿不时地飘出，诠释着我们村祖祖辈辈的酿酒手艺没有消失。另一个颇具特色的粮食加工业，就是曾经进贡老佛爷的芝麻烧饼。解放前夕，在周村烧饼铺学徒的村民梁永敬回到家乡，同时把手艺带回了家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村里的乡亲很快掌握了烧饼的制作技术。集体经济时期，当时的第九生产队率先成立了由四支炉组成的烧饼坊。以燃烧锯末为燃料，烘烤成熟。清晰记得制作流程：和面一一揉团一一蘸水一一搓面一一粘芝麻一一手背上贴一一烘烤一一铲下一一包装。一系列的程序，几乎是在舞蹈般的状态中完成。烧饼有甜有咸，酥脆香甜，美味可口。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长足发展，工艺也有所改变，昔日的土灶烧饼炉亦变脸为电炉。鼎盛时期，烧饼炉达到40多家，烧饼炉近百支。年产量40万斤，行销全国各地。目前在大酥烧饼为主打产品的情况下，又开发出馅烧饼、家常饼、小面饼。虽说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有所低落，现在村里还有10多家烧饼专业户在支撑着这一长达70多年之久的食品加工业。
乡亲们生活中的饭食，前些年多以煎饼、窝窝头、煮地瓜、烙糊饼等粗粮食物为主食，逢年过节才会吃上水饺、馒头、蒸糕之类的细粮食品。稀饭大体是米汤、面糊涂、菜糊涂、绿豆汤，至于今天习以为常的肉类、果蔬，更是难得一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很多同学上三年级了，连什么是橘子、香蕉都不知道，别说是吃了。换豆腐，是村子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早晨天色刚刚放亮，东十字路或西十字路口，伴随着豆腐梆子的敲响，“吱吱呦呦”的开门声四下响起。在那个四块钱一瓶茅台酒的年代，村民们个个囊中羞涩，以物换物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一斤豆子换二斤水豆腐，是妇孺皆知的规矩。舀上半葫芦瓢黄豆、黑豆或青豆，换来全家人几天的可口美味。当然了，家中粮食多的主儿，也会豆腐床前一蹲，用铜片刀将称好的豆腐划上几刀，蘸着出豆腐者早已捣好的烤辣椒、葱泥，津津有味的吃起来。每每看到道爷、树大爷在那里享受时，馋的俺小孩子一个劲地舔嘴唇，心想，啥时间俺也能美美地吃上一顿呀？
读者从俺散碎的文字里会不时地看到端叔、道爷的字眼，大家有所不知，在俺们村里石姓人家占了百分之八十多，其余的沈家、郭家、蔡家、宋家等杂姓不过有百分之二十。因此，“高塘人打仗一一石打石（实打实）”的歇后语声名远扬。石家人多，出自老石家的故事就多。《都司府的传说》《石锥的故事》《偷祖宗的逸闻》，无一不是发生在俺石家人的身上。特别是《祖宗显灵的传说》，打小就耳熟能详。老人讲：石家的始祖祠堂在长山东关石家庄，每年祭祖时，俺们二支的石氏后人去早了，便被斥责为抢饭吃，到晚了则被指责是对祖宗大不敬。早也不行，晚也不是。为此，高塘石家族人忿忿不平，族长一声令下：偷祖宗。于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抬着棺材、扛着锨镐，挖开石家祖茔，收敛上些许尸骨，匆忙慌乱地抬了回来。连男老的女老的都不知。时隔不久，在槐荫书院教学的石先生晚上与同道相聚喝多了酒，踉踉跄跄地来到石家老墓田时，一下子跌倒在一座坟墓旁，恰恰是从长山偷来的祖宗墓。昏昏沉沉的石先生迷糊中听到有人在说话：天这么冷，这孩子怎么睡在这里呀？赶快把他送回家去。石先生一看，原来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站在他的身旁，不远处有座富丽堂皇的官府，门楣上悬挂着“都司府”的描金匾额。恍惚间，他感觉被倆打着灯笼的人架着向村子走去。仨人刚刚走到村口，只听一声嘹亮的雄鸡报晓声传来。“扑闪”一下灯笼灭了，架着石先生的人不见了，石先生顿时清醒了过来。回到家中的石先生把自己的所遇向大家一说，人们恍然大悟：他所遇到的老人就是我们老石家的祖先，做过南阳府都司的一世祖啊。由之，族人认定这是祖宗的显灵，对偷来的祖宗墓祭祀更加虔诚起来。这坟墓俺小时候祭拜过，就在石家老墓田的中间偏北，石碑和封土都比一般的高大。
虽然说，村西的石家老墓田年代久远、坟头密布、规模宏大，单个形体却不及村北蔡家茔50多座坟墓的规格高，特别是其中的蔡澍墓，不但封土高大，还竖有雕刻精美的石牌坊。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说起这蔡澍呀，大有必要絮叨几句。我们村的蔡家门，不是原来的坐地户，是从山东高苑那边一个叫白家坞的村子迁来的。过去，那地方经常遭水灾，好多人都想离开那埝子。清朝雍正元年，蔡家出了个进士，名叫蔡澍，字如霖，他于雍正十三年被授予江阴县知县，一下子就干了九年县令，颇有政声，史书记载：“妇孺咸识其面，事至裁决如神”。他在任其间，带领当地百姓修理城池，疏浚河道，修建文庙，鼓励读书，把江阴县治理的井然有序，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至今，在江阴县人们还念念不忘蔡知县集资修建了楚相河大桥，重修了澄江书院，还有为“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整修陵墓，再立墓碑的事。蔡澍上任后的第二年，他访得春申君陵墓在辖地内，唯恐古迹失传，便在东岳庙正殿“岱岳殿”前的右侧，再立“楚春申君黄歇之墓”的石碑，今天人们看到的这方石碑，就是蔡澍的功劳。
真正让蔡澍名扬天下的，完全不在于他显赫的政绩，而是一道叫“过桥鳝”的地方名菜。说起来，蔡澍这个人不光是喜欢舞文弄墨，而且还是个有名的美食家。有一天，他下乡勘查农情，看见稻田里有黄鳝窜来窜去，于是便吩咐衙役提了一些带回县衙后花园养了起来。蔡澍是个尊孔之人，每逢祭孔大典，更是恭敬虔诚，事必躬亲，都是亲自带领官吏和士绅穿“棂星门”、“过三桥”、至大成殿进行祭拜。完毕之后，他必定设宴招待同去的士绅，年年祭孔后的宴请成为了蔡县令的一件大事 。这年，蔡澍发下话来：宴席一定要变个花样。这下子，可难坏了他的家厨。家厨挠头抓腮：拿什么新鲜花样的菜来招待客人呢？这成了压在家厨心上的一块石头。那边的祭孔马上就要开始了，这边的厨子却急得团团乱转起来，苦思冥想中不知不觉地撞进了县衙的后花园。当他看到玲珑剔透的假山、灵巧别致的拱桥、鱼池里上蹿下跳的黄鳝时，顿时思路大开。他想：夏天的黄鳝营养丰富，祭孔之人必须“过三桥”才能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想着想着，他一拍脑瓜：有了。他决定以鱼池里的黄鳝做主料，烹制一道色、香、味、形、意俱全，且寓意深刻，非同寻常的菜肴，他将黄鳝切成片，先行腌渍，尔后进行多次爆炸，然后再将起烩焖至酥，使其形尤若拱起的小桥。祭孔后的宴席开始了，这道形美香浓，鲜酥无比的无名菜随之送上了桌，客人食罢无不拍案叫绝。蔡澍询问家厨这道菜叫啥名字，家厨随口说道：“过桥鳝“。同时将他的创意也说了出来，蔡澍和客人听了更是夸奖不已。事后，蔡澍对这位给自己争了光的家厨进行了奖赏。由此，“过桥鳝”便闻名于世，流传至今。后来又经过江阴厨师的不断加工、提高，“过桥鳝”成为了江阴的一大名菜。现在已经被编入《中国菜谱、江苏卷》成为了江阴及周边地区各大酒店宴席上必上的一道大菜。
话一扯就拐了弯，咱还是正儿八经地来说说蔡澍蔡大人吧。最早知道蔡澍是在七、八岁的时候，那时村子里没有什么娱乐，乡亲们一到晚上就是凑到大街的十字路口拉呱，天天是东扯葫芦西扯瓢，没个正话题，只要能消磨时光就行，没有人去较真。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从大人的嘴里知道了后街的蔡家门里历史上曾出了赃官，并有鼻子有眼的讲了许多有关他的贪赃逸事。记得那晚上元祚爷给我讲：蔡赃官在南方当知县，他贪赃枉法，刮地三尺，搞得百姓民不聊生，据说他贪污的银子堆积如山，仓库里都装不下，终于激起了民愤，百姓揭竿而起，要取他狗命，吓得屁滚尿流，连夜带着家眷逃回了他事先早就找人看好的风水宝地——长山县的高塘，也就是我的故乡。传说他回到我们村住下后，有一次邻居出栏，粪土状若山，他倒背着手走过来说：“你出的这栏粪，还不如我在江阴舍下的银子多呢”。究竟这事是真是假，谁也没有去考证过，是有人杜撰，还是确有其事，反正在我们村里谁也不愿提及他，后来甚至乡亲们连他的名字叫啥都说不上来了。不过一提蔡赃官却无人不晓。关于蔡赃官叫蔡澍的这档子事，我也是近四、五年才了解的。前不久，周村区选编了一本《周村历代诗词选》，我看到里边选了蔡澍的两首诗，并在诗后的注明中说到他是我们村人。于是我便对他的人和事注意了起来。前些日子回乡下去，我又去村西头蔡澍后人的蔡兆武家串门子，从中又了解了一些有关他的事。他告诉我：“蔡澍的坟墓就在蔡家茔的西南角，坟头大约6米高，直径得20多米，是茔地中最大的一座，在他的墓前竖存一座高达3米多的石碑，上面还有圣旨的字样。”他停了一会又告诉我：“小时候国共两党打仗时，蔡澍的坟上被人挖了一个藏身洞，每次战斗结束时，我便跑去拾弹壳。当时，周围的地片很空旷，站在他坟上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蔡兆武的记忆中，碑文上记载着蔡澍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分别叫一龙、一凤、一振、一奎。碑上除了记载他任江阴知县外，还任过常州知府。
我们村西有一条常年淌水的大沟，叫鸿沟。村人去周村街赶集上店，常因村西的鸿沟阻拦十分不便，蔡澍的长子蔡一龙看到这种情况后，自己出资修建了桥梁，叫聚文桥，人们为了纪念蔡一龙的善举，在桥东头为其竖起了一块功德碑。这块碑我去寻找过，有人说文革中被人推倒埋入了地下，也有人讲早在大炼钢铁那阵子就被砸烂毁掉。虽然没有了文字记载，至今人们从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仍然能说出是一个叫蔡一龙的人修建的，却很少有人将他与那个“赃官”联系在一起，打死也不会相信，一个人所共知的大贪官怎么会教育出这样的儿子？许多资料表明，蔡澍为官廉洁，且能诗善文，昔有《贻安堂稿》文集，并撰有《阎陈二公祠记》、《重修书院记》等多处碑文，从中可以看出，蔡澍有着国人的文辞，飞扬的才华，像这样一个才华横溢、饱读诗书的尊孔之人，怎么能去违背师道，做出那些鸡鸣狗盗的可耻行为呢？最有说服力的还要数在“文革”中掘了他的坟墓。过去人们以为他是赃官，坟墓里一定有许多随葬的金银财宝。因此，红卫兵去扒他的坟时，革委会的头头们唯恐小将们私吞或藏匿了墓中的随葬品，专门前往当监工，可是当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灰渣封闭的墓穴打开时，除了一具白骨，什么也没有。沮丧的人们只好将灰土进行了回填，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堂堂的知县，坟墓里连一般人的随葬品都没有，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答案十分明了，一个清白之人怎么能叫铜臭玷污了自己的灵魂呢?
我们村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活方式，老实本分的乡亲们淳朴善良，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和锄镰锨镢、犁耙耢耧打交道。虽然说浑身沾满了泥土，茶余饭后却没有舍弃艺术享受。扎台唱戏是乡亲们的最爱，逢年过节或农闲时节，都会自觉地汇聚到场院里在领班的带动下，有板有眼的照本排练。既有京剧、吕剧、五音戏，也有歌剧、话剧、活报剧，最最盛行的还要当属于京剧和周姑子(五音戏的别称)。好多年一个村子同时演出两种戏，剧目繁多，异彩纷呈。京剧的主要剧目有：传统的《打龙袍》《四郎探母》《陈州放粮》《穆桂英挂帅》《铡美案》等，现代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等；五音戏的主要剧目有：《王小赶脚》《王定保借当》《井台会》《墙头记》《姊妹易嫁》等；吕剧的《李二嫂改嫁》、歌剧《三世仇》、话剧《渡口》等剧种，也演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像《三世仇》不仅仅应邀在十里八乡巡回演出，还参加了市里的文艺汇演，赢得了很高的荣誉。农业学大寨那阵子，村里还专门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自编自演了快板书、三句半、样板戏清唱、革命歌曲等社员们(村民在当时的称谓)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对于鼓励社员的生产干劲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另外，村子的闹元宵（也叫玩十五）扮玩也是有些名气的，因为村子大、村民多，花样五花八门。跑竹马、玩龙灯、踩高跷、担花篮、扭秧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辈上曾有过五副锣鼓闹长山的辉煌，今天的八通锣鼓阵势更是威风不减。书画方面虽说不及娱乐演出的盛况，蔡忠洲、陈深田的花鸟画在地方上也是有些名气的。石运学、石玉佩、石广惠、石志贤的书法具不输名家，其中石志贤的书法作品还参加了淄博市的书法展览呢。
村子的地片里，虽然没有青山绿水名胜，文物古迹也不及附近的新城王家牌坊、李家疃古村落、毕家村蒲松龄书馆、七里村石家大院的知名度，不过还是散落着一些文物遗迹的。村中有关帝庙，村东有姑子坟石锥，村西有聚文桥、石家老墓田，村北有蔡澍墓，村南有蔡阳坟（传）、弘福寺、石星、油篓坟等遗址，10多棵明朝古槐树，半个世纪来被无知村民陆续砍伐，时至今日仅剩下村东石玉家门前一棵、梁家寺一棵。如今认识到文物古迹价值的村民，都有了保护文物的意识，可惜多数风景不再。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在的高塘村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居住条件也由土坯房换成砖瓦房，明年又要搬进宽敞明亮楼房。过去盖房用的础头、模子早已隐身角落；吃饭用的石碾、石磨、石臼、鏊子、风箱等，也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身上的大襟褂、缅腰裤、老禅鞋，也叫中山装、休闲装、丝绸服以及西服洋装所替代。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天翻地覆的改观，普通的雪花膏换成了高档化妆品。电视机、手提电脑、多功能手机成为了普通生活用品。数年前希冀的天天喝酒吃肉变成了现实。现在的村民不愁吃不愁穿，还享受着现代化的美好生活，茶语饭后，我的乡亲们无不感慨摊上了个好社会。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乡村记忆，打上故乡烙印的我无论寄身何处，都不会忘记我的高塘，我的家。
(憨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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