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回家看母亲。到家的时候，将近上午十二点。
我是坐长途车回老家的。车到了镇子上，我买了一些茄子土豆等杂七杂八的蔬菜，给母亲买了几根麻花和几个糖糕，加上单位发的一盒宗旨，算是给母亲凑了一堆端午节的礼品。
进了院子，没有听到母亲的声响，到了母亲的屋子，看到她老人家醒着躺在炕上，见到我母亲说，还以为是邻居来家里串门子来了。
午饭是母亲做的，母亲说她忘记了今天是五月搭五。母亲问我吃什么，我说把我拿的粽子放在锅里煮一下吃，母亲想了一下说，“老规程，还是油饼白水鸡蛋吧”。
母亲烙的油饼油很大，是用电饼铛烙的，油饼很薄，吃起来有一些干脆的口感。白水鸡蛋散黄了，母亲说鸡蛋一次买的多，放的有一些陈了，没有把蛋黄包住。
母亲十年前住院的时候，得的新病是心脏房颤，住了十天医院，急性房颤没有纠正过来，就成了慢性房颤。四年前住院的时候，母亲出院单上写的病有房颤、高血压（高危）、脑梗、脑萎缩、脑供血不足、高血糖等病。这些病基本是典型的老年病，她都得上了。住了一周医院后，母亲说大夫打的针都不为啥，药也吃到石头上去了，母亲的主治大夫说，“你这是老年病，天王老子都没办法”。大夫拿着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对我说，“你看这白色的轮廓变大，你的母亲脑萎缩严重，大概快要老年痴呆了”。
四年过去了，母亲的记忆力基本没有减弱，有时比我的记忆力还好，只是她因为脑供血不足，动不动就头晕。母亲从五月中旬回到家后，一个人在家里，这教我操不尽的心。母亲说，“不怕，都快八十了，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做着吃喝没问题，我有事随时给你打电话，农村年龄大的老婆多了，人家能行我就能行”。我总是不放心，每天晚上一个电话查岗，母亲就说，“别花电话费了，我好着呢，不好就给你打电话”。
吃完母亲做的饭后，母亲就让我午休去了。“你跑了一上午，去睡嘎”。
下午，我和母亲裁白。母亲把接的白从柜子里拿出来摊在炕上。母亲把白整理一下，给我说，“孝衫是一丈二尺的布，孝褂是九尺布，只给侄儿侄女和外甥外甥女，给侄儿和外甥一人一件孝褂，侄女和外甥女一人一件孝衫外加一件孝褂从，还有头巾、孝冒、脚头孝”。我把母亲整理好的白布，用裁好的小纸条写上晚辈名字，用线绳绑起来。我们姊妹三个两男一女，所以接的白布孝衫少孝褂多，要散的白则是女多男少。母亲说着，我记着，大约还差七十米布。
下午四点，天很热。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舅家看弥留之际的大妗子。在大妗子的炕前，母亲拉着大妗子的手，按着大妗子的指甲，和大妗子说话。大妗子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说话气息急促而虚弱，似乎神志还清楚，但答话似有似无，声音微弱，教人听不真切。母亲没有表示悲伤，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你大妗子两眼无神，看来人快不行了”。“人活一辈子，终到了还没有一口箱子耐久，你爸婆的爸婆的箱子就传到了我的手里”，母亲说。
农历五月初六早上六点不到，我三舅给我打来电话，说大妗子临晨三点走了。
“阿弥陀佛，你大妗子终于不用受罪了”，母亲说。从检查出病到死亡七十多天，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晚期的癌症病人生不如死，时时刻刻承受着难挨的肉体痛苦。
上午十点过后，我和母亲去舅家给大妗子烧纸。在我烧纸后，母亲给小她五岁的大嫂跪下磕了一个头。
回老屋的路上，我们去了一趟镇子上的布店，挑了一卷密实的白棉布，我们扯了七十米。
到了下午，我继续陪着母亲裁白。母亲说人，我来算尺寸裁布。“女的孝衫一丈二尺，男的孝褂八尺，你没算错吧”？母亲说。我说，“女的一丈二尺，就是四米；男的是九尺，不是八尺，九尺就是三米；一个女的给七米布，一个男的给三米布”。我们这里的风俗，给女的布包括女婿的（一个孝衫一个孝褂），给男的只有一个孝褂，不知道什么讲究。哭丧的时候，女的是主力军，一般女的号啕大哭而不悲哀，哭声和眼泪同步，有很强的表演性质。在女人的哭声中，男人只是无声地流泪哀痛。
不到晚上六点，我们就基本把孝布裁好写上名字绑好并装进塑料袋子。我把分好两个袋子的孝布放进柜子的后，母亲说，“我一直想把白裁好分了，可我不识字，这两天干了一件正经事情，了了我的一件心事”。我反问母亲，“你怕你走了，我们不给人散白”？母亲说，“我活着也闲着，我走了就没有那么乱了”。大约还有几家距离比较远的堂弟和走动不多的外甥外甥女侄儿侄女，母亲说她走了以后就不给人家说了，白也不散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是否要给门子里我的一个从小长在大城市的堂弟孝褂时，母亲说，“要给，这是近门子，不给散白就失礼了”。
此时，院子里的杏子正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