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东汉末年之后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之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虽然仅仅在世界上存在了37年时间，但是在疆域上，统一取代了割裂，政治上，巩固了中央集权，文化上，开始改革推行科举制度，并且开始兴建大运河，改善水陆交通线。这一切都成为万国来朝的盛世的铺垫，而隋唐时期的音乐文化，也随之步入了极其辉煌的阶段。
隋文帝创立“教坊”机构，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的音乐文化成果。“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让多民族音乐得以进一步深入交流，同时，民间散乐百戏的发展也受到了高度重视。
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朝政权。大唐帝国统治的近三百年中，尤其自唐太宗的“贞观之治（627-649）”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713-741）”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强盛，经济繁荣，唐王朝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稳定的时代，同时为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宣宗《吊白居易》）“《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白居易《杨柳枝词》），字里行间可见当年举国朝野上下、人人热衷音乐娱乐的盛况。唐朝交通四通八达，陆上、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亚欧两洲，国都长安也成为世界文化名城，来自西凉，龟兹，天竺，高丽，扶南，中亚等国内外民族的歌舞皆聚集于此。在这种基础上，唐朝音乐呈现出蔚为壮观的崭新风貌，即使与欧洲拜占庭帝国、阿拉伯诸国相比也当之无愧的站在世界的前端，对亚洲东部国家更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宫廷燕乐
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高度发达。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族音乐的大规模输入，并在长期的沉淀、发展之后，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
燕乐，又称宴乐，既宴饮之乐。在周代，郊庙宴射之乐尚无统一名称，至春秋战国，燕乐与雅乐逐渐分道扬镳。燕乐专指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雅乐则用于庙堂典礼。隋唐帝国时期，宫廷音乐规模空前壮大，建立起了多部乐与二部伎的宏大体制。
“七部乐”由隋朝建立，这是以国名、地名作为与乐部名称的隋朝宫廷燕乐，其中不仅包括汉族传统歌舞、兄弟民族的音乐风格，也包含了各种自国外而来的音乐歌舞。到了隋炀帝时，又增加了两个乐部，成为“九部乐”。七部乐和九部乐的主要音乐风格和主要乐器暂列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作为参考。
隋文帝《七部乐》
一曰，国伎：为何称国伎，因其是边疆民族之音，又有自创作的成份，故视为本国之乐。国伎的舞曲，是带有佛教色彩和地方气息的舞蹈。
二曰，清商伎：是汉魏六朝流传下来的中原传统舞蹈，其中既有雅乐亦有俗乐，舞曲有《明君》等。 《清商乐》隋唐时代仍然走红。但隋文帝硬是下令鞞舞、铎舞、巾舞、拂舞的舞蹈者，手中不准再拿鞞、铎、巾、拂等。
三曰，高丽伎：源于韩国、平壤之古乐，其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所用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担鼓、贝等十四种。
四曰，天竺伎：是古印度的乐舞，经过四重翻译，才为中国人所了解。天竺即今印度。其音乐从凉州等地经过四次翻译才传到中国。其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乐》。所用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钹、贝等九种。
五曰，安国伎：是中亚古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的乐舞，安国乐自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其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所用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王鼓、和鼓、铜钹等十种。
六曰，龟兹伎：是西域盛行的乐舞，传入中原后，形成不同的流派。龟兹在今新疆库车一带，其音乐最为发达。隋时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三种，在王公贵戚和民间都非常受欢迎。当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擅长龟兹乐的著名音乐家，“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隋书·音乐志》），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疏勒盐》。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
七曰，文康伎：晋时太尉庚亮死后，他的家伎追思他，做了一个像他的模样的假面，让舞者戴上它，并模仿他的动作。庚亮死后被谥为“文康”（见《晋书·庚亮传》），所以家伎们便把这个歌舞命名为“文康”。隋炀帝定“九部乐”时，把它放在最后，更名为“”礼毕“”。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所用乐器有笛、笙、箫、篪、铃盘、鞞鼓、腰鼓等七种。
隋炀帝又增加康国、疏勒两个乐部
康国乐，南北朝时期流行于粟特人聚居区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地方乐舞。所用乐器有笛、正鼓、和鼓、铜钹等
疏勒乐——“疏勒”在今新疆喀什葛尔一带，是维吾尔族聚集处。所用乐器包括琵琶、五弦琴、竖箜篌、笛、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钹、筚篥等。
唐代宫廷燕乐起初完全承袭隋代燕乐体质，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废除“礼毕”，贞观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成为唐代的九部乐。
唐代九部乐中的“燕乐”，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乐部名称。贞观年间，“景云现，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制作《景云河清歌》，歌颂太平盛世，被名为“燕乐”。
至贞观十四年，唐太宗统一高昌。贞观十六年一月，立“高昌乐”为第十个乐部，自此形成十部乐。
高昌伎：古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是古代中西交通枢纽之一，音乐风格接近于龟兹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
无论是隋朝的“七部乐”“九部乐”，还是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外来歌舞音乐都占有极大的比重。不过他们大多都保留着原有的传统形式，更倾向于对于原有传统作品的照搬或加工，因此具有浓郁的民族情调和乡土气息。虽然隋、唐之间的多部乐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到了唐朝之后，九部、十部乐已经加入了越来越多创作的成分，并呈现出向坐、立二部伎过度的痕迹。在乐队编制上，同一种乐器多有大小之分，已开始重视高、低声部的结合，音域也有所扩展，各乐部表演的曲目也有所增加。
二部伎
如果说，九部、十部乐师唐代宫廷燕乐体系的第一阶段，那么，坐、立二部伎的建立则标志着唐代燕乐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自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始，二部伎开始出现。武后时期，则奠定了坐、立二部伎重要的历史地位，到了玄宗时期，则正式确立。唐代宫廷音乐的划分方式不再以地名、国名为依据，而是以演出方式作为划分方式，而音乐上更加呈现出了多民族、多种音乐风格的融合和吸收。二部伎多为唐代创作的歌舞，如果说“九部乐”“十部乐”体现的是大唐的抚有四海和四夷宾服，那么二部伎表现的则是大唐开国之艰难和国家的安乐祥瑞，表现的是帝王的丰功伟绩和受命于天。二部伎和多部乐关系相对复杂，其中有不少重复的曲目或渊源，但又不尽相同。
坐部伎在室内厅堂上表演，乐队坐着演奏，配合的舞蹈规模相对较小，少者3人，最多12人，风格以抒情优雅为主，表现细腻，注重个人技巧。立部伎在堂下广场演出，乐队站立演奏，舞蹈人数较多，最多达到180人，少者64人。因此二部伎的演出，规模极其盛大。
二部伎共十四曲，立部伎八区曲，坐部伎六曲。除了《安乐》为北周武帝时创作的歌舞，《太平乐》为原十部乐中“龟兹乐”中增加的节目，其余十二部均为唐朝所作。
坐部伎有《燕乐》（包括《景云河清歌》、《庆善乐》、《破阵乐》、《承天乐》四曲）、《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6部作品。
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8部作品。
除了音乐，二部伎的表演配合着还有舞剑、抛接弹丸、绳技、竿技等杂技。音乐上最为流行的乃是“妙诀弦管，新声奇变”的龟兹乐，同时也会包含着新的音乐成分。如《破阵乐》《上元乐》等，已呈现出一种西域音乐和中原音域相结合的崭新风格。
《破阵乐》
《破阵乐》原名《秦王破阵乐》，是唐代驰名中外的一部歌舞作品，衍生多种表演形式，无论是在燕乐和雅乐的演出中，还是在九、十部乐、或是坐、立部伎的表演节目中，都有着它的存在。他本是隋代末年的军歌，“杂以龟兹之乐”。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击败叛将刘武周，使得建立仅有两年有余的唐朝政权转危为安，军民便作新词填入《破阵乐》旧曲，于凯旋庆功时歌唱。
《破阵乐》流传甚广，影响远及印度、日本等国。武则天时日本遣唐执节使曾将《秦王破阵乐》带回日本。日本目前所存遗谱中保存着《破阵乐》的九种曲谱。随后因为多年战乱，原谱已无遗存，当代音乐学家何昌林根据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唐朝乐工石大娘传谱的《五弦琵琶谱》中的《秦王破阵乐》和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的歌词译成词曲组合搞，并在1983年首次演出。
《秦王破阵乐》作为唐代国力强盛的象征，从宫廷到民间，自初唐到晚唐，始终都流行着，也被多次改编和二次创作，比如唐高宗时的《神功破阵乐》、唐玄宗时的《小破阵乐》。作为一首军歌，它气势恢宏，厚重大气，既带有古曲的典雅瑰丽，又充分发挥了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尤其充分发挥了民间吹奏乐和打击乐豪放粗犷的特色，既有很强的描写性，又有很强的抒情性，形象地描绘了秦王李世民率兵破敌、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豪迈气概。我们今天就用这首来自千年以前的名曲作为结尾，重温当年的盛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