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恐怕并不是偶然，当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y）撰写自己新书《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时，并没有在开头单刀直入写葡萄牙，而是宕开一笔，将自己的注意力闲庭信步地放在了彼时万里之遥的地球另一端。在正文第一页，作者写道：“1414年9月20日，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头长颈鹿正在接近北京的皇宫。……它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怪异也最壮观的远航之一带回的稀罕战利品。15世纪初的三十年里，建立不久的明朝的永乐皇帝派遣了一系列庞大的舰队，跨越西方的大洋，以彰显天朝国威。……星槎的远航是非暴力手段，目标是向印度和东非的沿海国家彰显中国的强大实力。”
这种对比并不奇怪。无论是从大航海历史，甚至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想要涉及地理大发现的书籍，都不可能忽略中国郑和下西洋，也都绕不开那个被反复提出的经典问题：为什么是西方人，而不是时间更早，技术更成熟的中国人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大发现？说中国人的技术更先进这一点也不夸张，克劳利就在书中指出，西方大航海的先锋，葡萄牙人使用的船只和郑和使用的宝船（“星槎”）比起来是如此可怜兮兮，甚至一艘星槎就可以装下达·伽马整只舰队——连人带船都算在内。
这种悬殊的对比更像是当时中葡两国国力的对比，永乐年间的明朝正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的几次高峰之一，而当郑和将长颈鹿以及其他各种西洋珍宝源源不断地送回北京的那年，葡萄牙才刚刚攻陷休达，第一次发现世界上居然还有如此富裕的地方：“他们洗劫了据说有两万四千名商人经营的商铺，横冲直撞地闯入富商那铺着华丽地毯的豪宅，奔入拥有美丽穹顶和铺设地砖的地下蓄水池。”这些穷疯了的抢劫者闯入这座非洲的商业城市，发现“与休达的房屋相比，我们的可怜房子简直像猪圈”。出现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样濒临大洋的两个国家，竟然是如此不同：一个是富裕繁荣的天朝，而另一个只是贫穷的边缘国家，甚至就算是在地中海国家中，葡萄牙也显得特别穷困和落后。按克劳利的说法，葡萄牙的海岸是“怪石嶙峋的海岬，俯瞰着大西洋”，在这里“伊比利亚半岛边缘的居民从海岸线举目远眺，注视那虚空。天气恶劣时，卷浪长永，以令人胆寒的猛烈气势锤击峭壁”。由于身处地中海的边缘，文艺复兴的外围，这个小国只能艳羡地看着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坐拥敌国的财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而这正是克劳利想表达的观点之一，也就是他想回答的全书开头的那个最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下西洋只能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葡萄牙人却向太阳西沉的未知黑色大洋，前仆后继地出发，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停息？答案就是这种贫穷和富裕的极端对比。克劳利认为，正是这种极度的贫困，使得葡萄牙拥有充分的愿望和动力去探索新世界，反正他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而与此同时，万物富足的中国则把远航看成是代价高昂的登月行动，虽然振奋人心，但是只要没有竞争或者其他动力的推动，就立马会束之高阁。
正是贫困，迫使葡萄牙这个被富裕地中海贸易和文艺复兴抛弃的大西洋孤儿“愤而出走”，通过浩瀚的大洋，找到了好望角。这个贫穷的西欧小国，第一次闯入了亚洲，找到了香料发源地和传说的黄金之国，破天荒地将欧亚大陆的两端从海路上连接在了一起，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走向。“这是一部范围广泛的史诗，涉及航海、贸易，以及技术、金钱与十字军圣战、政治外交与间谍活动、海战与海难、忍耐、蛮勇和极端暴力。”正如克劳利所说，这是震撼人心的三十年，是值得人类再三审视的一段传奇历史，而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主题。
在《征服者》中，克劳利依赖书信与目击者证词来叙述蕞尔小国葡萄牙飞速而惊心动魄的崛起，展现了葡萄牙帝国全副的光辉灿烂和凶狠残酷，将雄心勃勃而狂热奋进的阿维斯王朝的人物们描摹得栩栩如生。“幸运的”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完美君王”若昂二世、四处劫掠的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海油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这些人物将他们个人的野心和帝国的目标结合在一起，为了追寻全球的财富而冒险。而在葡萄牙崛起的故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就是出于宗教的野心，它努力要消灭伊斯兰文化，在印度洋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为了寻找神话中的基督教君主祭司王约翰。正是在这些动机的刺激下，葡萄牙探险家深入非洲腹地，还残酷无情地攻打印度的港口城市，力图垄断贸易，最终成就一个帝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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