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车，是上海年轻人心中的美好梦想和翅膀。人到晚年，回忆年轻的岁月，伴随着轻盈、快捷、时尚的自行车，载着奋斗和磨练的经历，将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个场景。
我学会骑自行车比较晚，那是住在虹口区春阳里小学快毕业的阶段。刚学会骑自行车后就一直找机会骑行。我祖籍宜兴。在无锡市、苏州、湖州等地都有亲戚。记得中学暑假期间，在苏州我就骑着亲戚的自行车游玩了苏州的几大园林。有次去天平山，有段路很陡。我只能推车步行。黄昏到了山顶，景区已关。我与看门的老汉协商：我是从上海过来的，能否让我进去稍微看一下就走？后来如我所愿。那时我心血来潮，想骑行环太湖。由于年小体弱最终放弃这梦想。同一里弄的青少年毅力很强，他最终完成了环太湖的骑行计划。
1972年底初中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有次参加单位组织的民兵拉练活动。我担任副指导员，主要任务就是骑着自行车，经常在队伍的前后来回，及在宿营地，收集动态信息，编写简报。那时，能配发自行车，还背着钢枪，是比较少的。
我与凤凰车的结缘及情深主要是后来上大学的四年光景。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住宿制，每隔一周回家一次。我那时还能享受工作满五年能带薪读书的优厚政策。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我大学里就买了一辆心仪已久的凤凰牌自行车。当时为何青睐凤凰牌自行车？相比较永久牌，凤凰车一是骑行比较轻快，车挡容易前后上；二是其商标，尤其是车头前的凤凰吉祥物造型，更让年轻人喜欢；三是凤凰牌自行车，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已开始成为时尚生活的一种。
上大学时，我就读于桂林路、习勤路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从那里骑车，要穿过徐家汇、淮海中路和四川中路等，骑车约一个多小时左右。每当我骑着凤凰牌车回家，按着悠扬的铃声，我的心情会很愉悦。由于凤凰牌车当时在大学校园里还是比较少见。有次同学问我借车在校园里办事。结果被人偷走。
同学和我都很沮丧。同学是应届毕业生考上的大学，没有我能带薪读书的待遇。后来，大概是班级里的同学凑了钱，让我再买一辆自行车。我不敢再买招人显眼的凤凰牌，买了辆永久牌，换个牌子骑骑。虽然，永久自行车比较牢固，但却失去了年轻人骑自行车那种轻扬、潇洒的自我感觉。
如果说，骑凤凰牌车在大学里带给我的是一种时尚、年轻的幸运；后来在政府部门工作那段岁月，凤凰牌车带给我的却是被误解和影响我政治生命的苦涩滋味。
1982年3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市公用局办公室工作。工作地点在延安东路34号，外滩。离我居住的东余杭路、梧州路比较近。步行，自行车都是最佳选择。我选择了骑自行车上下班。当时也正处于谈恋爱阶段。年轻人爱时髦，我的工作主要是为局长室秘书工作。公用局下属公交、出租、自来水和煤气等，都是涉及民生公用事业的。需要经常到市区多处实地调研。
我换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下班。车座后放着公务包。凤凰车的后座设计得比永久牌也不一样。记得凤凰车的后座其弹簧比较轻便，不像永久那样粗笨。后座的造型设计也是流线型的。坐在后座的朋友也会有轻盈的感觉。
我当时在公用局上班的平常装备是：骑着凤凰牌自行车，穿着米黄色的大地牌风雨衣。那时自我感觉潇洒、自由。然而，这种潇洒、自由应了古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在公用局办公室工作十分勤恳。白天工作后，经常主动要求值夜班。也能经常深入局属多公司，写出许多工作简报。跟随局长在公交公司蹲点一年半，参加公交车队经营责任制改革；主动要求到煤气厂、自来水厂各去一周了解其业务流程等。
局办公室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也派人到我姐姐下乡的地方对家属进行调查。就在最后关口，我被有关领导以有“小资产情调”为由，没有通过审批，而所谓的“小资产情调”，现在看来也是很好笑的，主要就是反映我“穿大地牌风雨衣，骑凤凰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后来我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我对绿色出行和骑自行车有了与别人不一样的理解。世博会期间，我提出了在园区能提供租赁自行车的建议，媒体及时予以报道。“两会期间”，我多次提出重视公交优先，倡导低碳出行相关建议。在共享单车试行期间，我是较早发表赞同扶持共享单车的政协委员。
欧美发达国家对自行车出行的重视和普遍发展，让我对低碳城市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长期从事城市发展研究的学者而言，凤凰牌自行车现在更多的是赐予我们“绿色出行”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愿心中的翅膀飞得更远，更宽广！
施蔷生，民进上海市委城市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商学院客座教授、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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