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ò）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如何才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诚信实，行事要笃实敬慎，即使到了野蛮的地方，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事不笃实敬慎，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
站立时，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在车上，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几句话写在束身的大带子上。
这又是一个很经典的教学场景。那时候不像今天，有手机、手提电脑，很方便。孔子学堂，他们师生在一种紧张快乐的学习氛围里。学生有问，老师随机而发当下开示，学生抄起笔就记在束身的大带上。这可真是日有所进、月有所积，不断进步，天天向上。
“言忠信，行笃敬”，言和行都包括在其中，这是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虽然只有六个字，却言简意赅，挑明了问题的根本和重点。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说：“真正直啊，史鱼！国家政治清明，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混乱，他也像箭一样直。真君子啊，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混乱，就能退缩而藏身。”
这里提的史鱼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他曾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蘧伯玉，建议罢免弥子瑕。由于多次建议却不被采纳，临死前他告诉儿子，由于我生前不能进贤人退小人，死后不能在正堂治丧，只可以在居室殡殓。卫灵公听到这个消息后，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所谓“如矢”，就是像箭一样，形容其直。这个直，真可以说是“危言危行”，不与世移。
史鱼和蘧伯玉，这两个卫国的贤人，风格完全不同。史鱼以直名，不论国家有道还是无道，都保持不变，其直如箭。蘧伯玉则不同，他显得要灵活多了，只在国家政治清明时才会出来做官。如果国家政治混乱，他就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回到内心明哲保身。
对这两个人，孔子评价史鱼时，用了一个“直”字，而评价蘧伯玉是个能收能放、知进知止的“君子”。这个卷而藏之，与前面《子路篇》里“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意思相通。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说：“可以同他说的话，却不同他说，这就会错失了人才、朋友；不可以同他说的话，却同他说了，这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会失去人才、朋友，也不会说错话。”
这段话听起来像是经验之谈，孔子究竟是对某个具体人事而说的，还是针对某个历史事件说的，今已无考。可你仔细品品，不论是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还是联系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有这个失人和失言的情况，有时会因此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影响历史和生活发生变化。
《左传·桓公十五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郑庄公死后，郑国的政治发生混乱。老臣祭仲在郑国专权，郑国的新君想除掉祭仲，就让雍纠去想办法杀掉祭仲。于是这个雍纠就计划在郊祭典礼的时候动手。不过雍纠娶的夫人，就是祭仲的女儿。他得了国君的指令后，偏偏回家多了句嘴，告诉了家人。
雍姬知道后犯难了，就来找母亲商量该怎么办。她问，父亲与夫君谁更亲呢？她母亲说：天下男人，谁都有可能当你的丈夫，可父亲就一个！于是雍姬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老父亲。祭仲当机立断，先派人杀了雍纠，暴尸街头。这个故事里，失言的后果很严重。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损害仁道的，却有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成全仁道的。”
“杀身成仁”这句话激励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在家国危难天下滔滔时，面临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抛头颅、洒热血。
孔子的君子之道，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有着最广博的博爱精神和入世情怀，而“仁”则是君子此生此世为人的最高原则。对每个人来讲，生命都十分宝贵，但还有比生命更可宝贵的，那就是孔子提倡和推行的“仁道”。
生死关头，一个君子在面对选择时，一定会临难勿苟免，临财勿苟得。无论是生命还是财利，在仁字面前都是第二义，为了理想、原则都会舍弃。五四时代，当时的青年人，也为一首裴多菲的诗所感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把自由，放在比生命的价值更优先的地位。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如何修养仁德。孔子说：“做工的人想把活儿计做好，一定先要磨快他的工具。住在一个国家，就要侍奉它大夫中的贤者，交往它士人中的仁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你肯定非常熟悉，也就是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功”。这其实是告诉子贡，学习和实践仁道其实有方便法门。就像个工匠那样，在干活之前，先要把各种工具准备好，磨锋利，这样做工时才能得心应手。
同样，实行仁德的方便法门，就是要在你居住的邦国，事奉贤者，结交仁者，以友辅仁，近贤远佞，自然有助于你自己仁德修养的提升。
这里提到的工就是百工，《论语》中孔子说到手工匠人的地方不多，《墨子》里就多了去了。不过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中有，这说明他也是对工匠有过观察的，所以才能说出这句话。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lù），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子，戴周代的礼帽，奏《韶》《武》之乐，排拆郑国的曲子，疏远巧言善辩的小人。郑国的乐曲放纵，巧言善辩的人危险。”
发生在孔子和颜回之间的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注意。
颜回也像其他同学比如子路、子张、樊迟一样，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但孔子只对颜回说了这段话，与对别人的回答完全不同。为什么？
先来弄懂孔子说的几个关键词的意思。
所谓夏之时，指的就是夏代的历法。夏商周三代历法有些差别，主要是如何确定一年的开始。如果以夏历为基准的话，周历是以冬至为岁首，差不多相当于夏历十一月，而商代的岁首在夏历的十二月。相比之下，夏历的四季更合乎自然现象，更方便人掌握时令，便于农业生产。
所谓殷之辂，指天子所乘的车。周代的车制分五种，金、玉都有。殷代的车只分三种，最普通的是木制成的，所以制作相对比较简单朴实。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有了以畜力拉动的车驾？至少目前的考古发现，是商代中期前后，更早期的车尚未发现。
周之冕，指的是周代的帽子。周公制礼作乐，发展出一套更为完整的礼仪制度，用的帽子制作也很精美，有特色。这代表了礼乐文化的象征。
所谓韶、舞，韶是舜时的舞乐，孔子认为是尽善尽美的。舞，一般认为通“武”，就是周武王克商之后作的舞乐，孔子曾评价说“尽美矣，未尽善矣”。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其他的学生来问为政、为邦，孔子都是针对他个人的气质、脾气、秉赋，讲得极为具体，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怎么到了颜回来问同一个问题，孔子却给了这样的回答，似乎与处理具体的政务显得非常远？
这话乍一听，似乎显得有点不沾边。夏代的历法有利于农业生产，殷代的车子制作工艺简单、朴实适用，周代的礼帽显得比较华美，《韶》《武》之乐气象宏大、优美动听。这和“为邦”，治理国家又啥关系呢？
还真有关系。你注意，其他学生来问，孔子的回答和对颜回的回答，还真有差别。
问“为政”的意思，是在原有的国家从事政务。这里颜回问的是“为邦”，意思不同，是说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孔子在这里的回答也没有局限在某个诸侯国中，而是把视野扩展开，从“天下”的角度来回答的。
这几点讲的都是孔子理想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礼乐制度的根本问题。乍一听，他似乎是主张“复古礼”，但你仔细品品，他可没说过什么越古越好，而是有所选择。就这一条“行夏之时”，就和《尚书》里说的尧帝，“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完全一模一样。
他讲的这几条，是从尧舜禹、夏商周三代圣王的规模和气象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天下大治的愿景。如果再排除掉荒腔不雅的郑国流行音乐，远离花言巧语的小人，整个社会风清月朗，那就达到三代圣王的盛世啦。
你从这句话里就能体会出，孔子对颜回这个学生的期许到底有多高。
摘自靳大成《论语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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