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伍勤
“一直都是这样，体毛的问题一直都是个大问题。我们比想象中更自由，又比想象中更局限。”
——“性与身体”课程教授卜丽安
“在这样一个扭曲的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腋毛有扭曲的看法：一方面藉除毛后的毛根幻想女人身上其他的毛，一方面假想面前的女人是尚未长腋毛的小女孩以满足另一种心理需要。”
——台湾著名女性主义学者何春蕤
“我不是要所有人去保留腋毛，我只想说如果有人不想刮腋毛，其他人不应觉得这是恶心、不卫生、不文明或是不够女性化。”
——“腋毛选美大赛”发起人肖美丽
汤唯在《色戒》中身着优雅的旗袍，而抬起手臂时，却露出了浓密的腋毛，惊诧了不少观众。为了重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真实审美，汤唯拍摄《色戒》前曾留了八个月的腋毛。当接受媒体采访谈及30年代中国女人不剃腋毛时，李安笑说：“连我妈六七十年代的人也没有刮，腋毛很性感，刮掉很可惜。”
国内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近期发起的“腋毛选美大赛”引起了不少舆论争议。肖美丽说：“很多人的反应就好像‘剃腋毛’是真理一样自古就有之，事实上中国就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原先都是不剃腋毛的。而现在大家似乎意识不到审美是社会构建的产物。”
那么，现今社会中整齐划一的对女性的“腋毛嫌恶”到底要追溯到哪里呢？
前现代社会：不同文化习俗对身体的规训
远在古老的文明中，就充斥着对身体的规训。
在观览古埃及的木乃伊时，很少能看到有毛发的木乃伊。古埃及社会有一种独特的美学，理想的身体形象是全身没有任何毛发的。法老及其家族更需要符合这种理想模型，他们全身除毛，再戴上由动物毛发或植物纤维制成的浓密假发。上层阶级的男性甚至会剃光胡须后带上假须。
而古希腊人对美的崇拜更是使他们孕育出各种规训身体的方式。从古希腊时代的雕塑可以看到，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无一不是以光洁的身体示人（除头发外），男性雕塑却是能看到身体上的毛发体征的。事实上，在古希腊的上层社会中，男性对女性身体上的毛发，尤其是阴毛，有着强大的嫌恶文化。甚至发明了一种由各类有毒化学物质制成的膏状物，以烧除女性身体上的毛发。
古希腊女神雕像
古罗马浴场有专为女性打造的“护肤中心”，里面设有各种除毛工具：镊子、剃刀、磨砂作用的棉纸……简直像一个“酷刑室”，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女性展示光滑的胴体。
在有着“女巫猎杀”习俗的中世纪欧洲，毛发禁忌的文化更是令人发指。他们相信阴毛可以召唤魔鬼，于是体毛长的女性会被拉去公共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行“剃毛仪式”，而体毛超过15厘米的女性更会被当作女巫施予极刑。中世纪甚至研究出了种种千奇百怪的除毛药方。
中世纪的除毛药方
自欧洲文艺复兴伊始，虽然体毛仍是禁忌，但欧洲女性的“脱毛事业”却逆转性地和身体解放发生了关联——身体上需要除去毛发的部位越多，说明可以暴露出的部位就越多。16世纪的欧洲女性甚至不能裸露脚踝，而18世纪的时装已经可以隐约暴露出下手臂，欧洲上流社会的女性便不得不再次关注自己“腋下的文明”。
现代社会：资本与父权合谋缔造的女性毛发隐喻
今日盛行的“腋毛嫌恶”文化，往往被追溯到1915年开始的一场商业阴谋。1915年美国吉列公司首度推出女性专用刮毛刀。美国的一家时尚杂志《Harper's Bazaar》五月号刊登了这款叫做Milady的刮毛刀广告，模特身着当时流行的低胸无袖晚礼服，高举手臂，露出光滑的腋窝，勾勒出了一种理想的美丽女性的样貌。
1915年吉列公司推出的首款刮毛刀广告
由于新技术使除毛成本降低了，广告商又有策略地在媒体上给女性制造出源于身体的焦虑与羞耻，于是这样的商业宣传不只引领了时尚界风潮，更是在短时间内把仅仅存在于上流社会少数女性中的审美价值（除腋毛），扩散到了广大公众间。
1917年，Wilkins Sword公司为了增加刀片的销量，在北美发起了一场针对女性的强力宣传攻势，让公众相信，腋毛是不优雅的、令人反感的、男性化的，必须让它消失或不被看见。两年后，它出产的刀片销量便翻了一倍。
商家和媒体的炒作最深刻的影响并不是当下的潮流，而是建构出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腋毛嫌恶”的观念在美国掀起一阵旋风，并随着好莱坞电影迅速扩散到欧洲大陆——银幕里的女星下臂总是光滑娇嫩的。而在二十世纪末期，随着“文化殖民”的深入，这样的价值观也逐渐地影响了东方女性的审美。女性的腋下空间自此便更为普遍地失去了自由。
英国摄影师Ben Hopper《自然美》系列摄影作品
除了商业运作之外，父权结构同样制造出了女性的“腋毛羞耻”。随着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众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开始工作，女性的身体和性魅力也跳脱出了家庭的场域，进入了公共空间。人类的腋毛和阴毛一样，象征着身体的成熟，腋下散发出的味道与身体分泌的荷尔蒙相关，会直接引起大脑的反应，产生性冲动。腋毛在文化中便被赋予了诱发性欲的象征意味，毛发禁忌事实上是一种情欲禁忌。本是象征着性吸引力的腋毛，当作为男性“私有财产”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后，在男性眼中就构成了一种冒犯——性魅力不再被独自占有了。
而在父权结构中，生存在“男性凝视”之下的女性，难以避免地会按照男性的期待来规训自己的身体。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因为被审视者观看，因此自己也会以审视者的角度观看自己。”又如巴塔耶所说，“禁忌本身就是种颤栗不安”。当男性（观看者）观看毛发时，女性（被观看者）便因毛发的禁忌意味而产生焦虑。于是，女性自发地开始了对自我身体的压制。
英国摄影师Ben Hopper《自然美》系列摄影作品
当然，父权结构绝不仅仅制造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在现代社会，男性剔除身体上的毛发也会遭到歧视——被指责为“娘娘腔”。毛发旺盛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视作男性气质，而毛发稀少则被视作女性气质。文化“居心叵测”又“挑拨离间”式地制造二元对立，消弭其间种种多元的可能性。这一切又看起来那么浑然天成。而对种种习俗对身体规训的挑战，并非是倡导一种与之相反的价值，只是还原被文化剥夺的、个体对身体的自主权，还原本来属于身体的更多的可能性。
就像“腋毛选美大赛”的发起人肖美丽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这个活动并不是号召女性不剃腋毛，而是号召大家不要嫌恶那些不愿剃腋毛的女性。”
撰文 | 伍勤
编辑 | 王青
校对 |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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