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让祖国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状况的好转，也使电视这个现在人看来最普通不过的家电，由凭票内销的紧俏货，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中。但由于转播设施的欠缺，节目数量和播出时间非常有限，所以，那一张满满当当排着一周电视节目的《汉中电视报》，在当时的洋县城乡各地，深受人们青莱。
由于时间久远，依稀记得这一开两版的《汉中电视报》，好象是由汉中电视台某部发行，各县邮局统一发售的。主要内容是汉中电视台未来一周七天的电视节目安排和播出时间。偶尔也有优秀节目和连续剧目的介绍，在不起眼的位置，还能零星发现几条文字的小广告和电话号码。由于我当时还是一名孤陋寡闻的中学生，也不知省外的各县有否？只是这张小小的《汉中电视报》，在洋县城乡各地，发行量还挺大。当时洋县北街的邮电局门口的两个书报亭，经常有排队买的人，星期六下午一般就提前售罄一空了。
记得还有一段时间，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总有几个自行车货架上放一摞《汉中电视报》的小商贩，并伴着多种不同口音的“《汉中电视报》、下周电视报哟”的吆喝着叫卖声，响彻街头巷尾。真让人不敢相信，区区一毛钱的小报纸，竟如此畅销。
中国百姓生活的改善，大多是从城市开始的。电视也从城里开始，才慢慢普及到农村。
那时，洋县城里除了老东街的五金交电公司有“黄河”等尺寸不一的黑白电视外，洋县的电影院对面最繁华的百货大楼、贸易中心，也很少有卖电视的专业商场，更别说个体户了。城里有电视的单位和个人，都成了人们争相宣传和称赞的焦点。农村里谁家有一台用长竹杆支起天线的黑白电视，便成了全村人共享的稀缺资源。应运而生的《汉中电视报》，便成了大量电视蹭众和少数电视主人收看节目、预告观众的重要指南。
我在高原寺学校上学时，有个高姓的女同学，她的两个哥哥都在县城工作，家境殷实，就给家里买了台黑白电视机，顺便每礼拜天回家也带回一张《汉中电视报》给家里。我俩是同桌，近水楼台，我就第一个看到了那张略带褶皱的小报，并在班里竟相传阅，成了那时学习之余大家最爱畅谈的话题。为此也闹了少许我和同桌的诽闻，她有两个礼拜都不敢和我说话了。
自从有了那张小报的索引，每天晚自习后，我总会在几个要好的同学邀约下，千方百计找电视看。古庙里的东柳乡政府大院，东柳乡卫生院，高原寺木材检查站，洋华路高原寺道路养护班宿舍等单位，都留下过我们蹭看的足迹。那几年，《射雕英雄传》、《霍元甲》等剧目热播。我和黑娃等十来个发小，最远还去过龙王潭水库管理站蹭看过电视，只是临走时，不知是谁偷摘了人家院里桃树的桃子，以后又去过几次，都以吃闭门羹而告返。
高原寺街算是方园十里八村比较富庶的地方了，但当时七八十户人家，也只有十几户人家有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记得东柳乡文化站的高文庆，常常让熟识的上华阳、茅坪的班车司机，捎回《汉中电视报》来，然后再把当天晚上的电视节目及播放时间，一一写在文化站门口的一块小黑板上，引来一大伙围观的村民和学生奔走相告。要是逢集，人会围得更多一些，消息传得更远更快一些。
我们村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一个在城里做磁带生意的一位大哥买得。那年月里，自然成了大家的共享缺物了。只是这大哥对电视爱惜有加，时不时让电视歇菜降温，弄得大伙很扫兴了。后来，也懒得有信息灵通的蹭众给他报告小报上的节目信息了。
邻居有个张姓大嫂，性格外向，开朗大方，有些口才。嫁到我们村以前，曾是娘家村里的文艺名人。在乡文化宣传队里排过《红色娘子军》和《沙家浜》等样板戏。她在家带两个孩子、种地，爱人在八里关乡上工作。那些年，她家里狭窄的两间土坯房，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四邻八舍的小剧场。那时我正在洋县一中上学，有一年多时间里，她家的《汉中电视报》都是我替她买得，当然也没少蹭他家电视看。
说起来也真够丢人的，我家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是亲戚送的二手机。当我还乐此不疲看得起劲时，村里家家大锅小盖都悄悄地爬上了楼房房顶。栽在房前屋后高处的天线杆，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踪了。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有的做了古董摆设，有的搞了置换。昔日的《汉中电视报》，除了同龄的几个一起上过学的发小外，小面孔们不曾听说过。曾有几次，我在县城几处老街蹓跶，试图努力寻访点有关《汉中电视报》的蛛丝马迹，然而都以失败告终。
后来有一次，在一家有点文化底蕴的书店说明来意后，被老板以鄙夷的目光打发出店，随即听到老板一句不屑的“节目都上卫星了，你咋不上太空问话去？有病！”的话。听到这不太顺耳的话，我真觉得自己好象离这个社会越来越远了。但反过来一想，这话也不无道理。那昔日风靡城乡的黑白电视和与之相生的《汉中电视报》，倘若真从一代人尘封的记忆中挣脱去了太空，接受高科技的重塑再造，也真算得上是时代发展的一大幸事。
鹮乡专栏作者简介
周维二，男，高中文化。出生于1972年。曾在《汉中日报》，《陕西农民报》，《陕西人口报》，《西北民兵》，洋县广播电台发表文章300余篇。爱好写作，阅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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