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荒煤（后排左二）参加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
此为剧团主要成员合影，后排左一为张瑞芳。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之间，虚度春秋，我已七十有四。适逢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70周年庆典，反省自身，回顾成长道路，倍感师恩之情却愈来愈深。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之悟道、从业、释惑，皆离不开恩师。反思为学、为人、为文一生，引我入文学评论之门者，陈荒煤、朱寨师也；导我进电影研究殿堂者，钟惦棐师也；教我悟出哲学反思之妙谛者，王元化师也。如今，恩师皆先后驾鹤西去，而师德、师才、师恩却永存我心，益我智、怡我情、养我性。我虽不才，但师恩难忘。我弄过文学，写过《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不成气候；学过电影，当过中国电影研究室主任，半途而废；再干电视，主持过20余年全国电视剧“飞天奖”评选；最后调入文联，成了一个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电影、电视剧乃至曲艺、杂技“门门懂一点，样样都不精”的“万金油”式的文艺干部。如此独特复杂的文艺生涯造就的我，晚年又忝列于文史馆员中，实实愧不敢当。但诸位恩师的教诲，仍一直深深作用于我的精神世界和学术人生……
一
陈荒煤（1913~1996）
我是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有幸由蜀进京的。1978年，我调入新组建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恰逢刚在昆明主持完全国文学规划会的陈荒煤同志返京路过成都调研，所里派我接待。我当时乃30出头的文学青年，对陈老早就敬仰不已，知他“文革”前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文革”中被“四人帮”打成“四条汉子”（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的得力干将下放重庆，先在重庆图书馆任管理员，后被他在延安鲁艺的老战友、时任重庆市市长的任白戈关照，调任重庆市副市长，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病逝，沙汀奉调由蜀进京接任，荒煤亦被调返京任副所长并主持工作。他要我陪同去新都宝光寺参观。一进寺，抬头望见那副对联——“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几多魑魅”，他情不自禁叫了声“好！”我猜想，恐怕是这联中道出的佛家哲理与老人从“四人帮”的迫害中刚复出工作的精神心境产生了强烈共鸣所致，于是趁兴斗胆进言：“那边还有一副也很好。”他问我：“写的什么？”我即答：“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他笑了笑，夸我记得不差，又要我解释。这一来一往，竟变成了他对我的考察口试。问者有心，答者无意。他知我考了“鲁迅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成绩尚优，又问我想不想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我当然求之不得。他说：“到文学所来进修吧，可以从师于朱寨参加完成‘六·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科研工作，这于你成长更有帮助。”真是苍天有眼，让我遇见贵人、遇见伯乐了！
《解放集》（1980），陈荒煤著
一月后，我果然得到通知，进京到原为《人民日报》彩印车间的位于日坛路6号的文学所办公小楼报到，拜师于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当代文学评论大家朱寨先生。我知道，改革开放之初，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一发表，文坛哗然，颂之者叫好，批之者围攻。正是朱老的一篇评论《从生活出发——评〈班主任〉》，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力排众议，一锤定音，推出了这位文学新人，奠定了这篇尚还稚嫰的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创新地位。当时，一是文学所十分简陋，我先被安排住在那幢小楼的地下室，后又搬到文学所租用的附近日坛路小学空余的一间教室。那间教室临时加了两个并未到顶的间隔，变为三小间。我资历最浅，住中间；左间住的是正在忙于撰写那出版后得到胡乔木肯定的洋洋三大卷《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文学史家侯敏泽先生；右间住的是何其芳先生的高足、文艺理论家何西来先生。如今，两位先生亦已作古。但他们的治学精神，却令我终生受益。侯先生每日晚餐后习惯小憩，总喜欢敲着隔板考问我：“小仲，你知道文学上的三大国宝吗？”我笑答：“当然知道，一是《红楼梦》，二是钱锺书……”我尚未答出三，他就急着追问：“那三呢？”我故意调皮说：“那便是侯敏泽呀！”他哈哈一笑，严肃道：“不可妄言！”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钱先生治学严谨的故事，并要我不能只知小说《围城》，还要认真读读《谈艺录》和《管睢篇》才行。而右邻何西来先生，饱览群书，博闻强记，擅长演说。他习惯晚餐后为报刊撰文，《文学评论》约的一篇万字论文，往往一个通宵便能完成。只见他，桌上横铺着文学所的专用稿笺，砚墨之后，手执毛笔，竖行楷书，文思泉涌，恰似自来水笼头打开一样，哗哗直流……文学所独特浓郁的学术氛围，诸师们严谨治学的精神，陶冶和锻就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
朱寨（1923~2012）
再往后，朱寨先生带我住进了文学所租用的陶然亭公园的小园。那小园原系公园管理处的办公室。上世纪80年代，为了创收，便腾出几间租给文学所用。一起住进去的，还有文艺理论家毛星先生和现代文学史家樊骏先生及其助手张建勇。那时房价不高，每间每日9元。我们每人一间。朱老笑着对我说：“待遇不低呀，要对得起人民。在这里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享受孤独，潜心治学，久久为功。你每天起码要写足1500字，方才对得起这房租呀！”（当时的稿酬为每千字6元。）他递给我一张书单，是何其芳先生给研究生开的必读中外名著百部，要我认真逐一研读，夯实文学基本功。他给我布置的第一件任务，是到北京图书馆借回一整套自1949年7月创刊至“文革”前的《文艺报》，垒起来足有二米多高，要我一页一页翻阅，梳理清楚自第一次文代会到第四次文代会30年间中国文艺创作、评论及论争、思潮发展的历史脉落。他要求我每天骑自行车从公园穿城奔中国社科院图书馆，遍查全国各省级报刊、出版社发表的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美术、音乐作品及其相关评论、理论著作文章。足足忙了年余，我制卡片、作笔记，黎明即起，子夜未眠，终于整理出《新中国文艺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1946~1966）》，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朱老说：这是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必备的基本功，是实事求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前提。他自己率先垂范，夜以继日，笔耕不辍。记得上世纪80年代谌容发表了中篇小说《人到中年》，他读后激动不已，连夜撰写了《评〈人到中年〉》。他写一张，我抄一张；他再改一遍，我又再抄一遍；以至通宵达旦，终成雄文。这篇评论，奠定了《人到中年》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确立了谌容这位女作家在当代作家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朱寨主编
朱老精神生活丰富充实，学术追求一丝不苟，而一日三餐却粗茶淡饭。那年月，物质匮乏。朱老与我一样，早餐，一碗玉米粥，一张油饼，一碟咸莱；午餐，两个馒头，一盘熬白莱；晚餐，两个馒头，一个煎蛋，一碗菜汤。朱老笑曰：“营养不足，公园环境可补也；睡眠不足，公园空气可补也。”他周末回家，师母总会为他熬锅鸡汤，返园时他常用暖瓶带些，让我分享，笑曰：“多喝点，脂肪蛋白可转化促进大脑思维呀！”有时，朱老带我外出开会，归来路上还会寻觅西四路上的“砂锅居”改善伙食、饱餐一顿。自然，这都是他私掏腰包了。这便是当年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老一辈文艺家的精神风采！
二
为了撰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须弄清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的始末。朱老想起了在延安鲁艺时的学长钟惦棐。钟老那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与江青一起分管电影，是关于武训历史调查三人小组的召集人（另两人是江青、袁水拍）。于是，朱老领我一起前往右安门医院，探望正在那里住院治疗肝病的钟老。这使我既有缘又有幸地结识了又一位在我的学术人生中产生重要引领作用的恩师。
钟惦棐（1919~1987）
记得那天初次见面，并未谈及《武训传》，原因是钟老病重。之后，得知他病情好转，我又去了几次。这一来一往，既令我对钟老敬意愈来愈深，又使钟老对我这个后生更加了解。我后来方知，他向朱老提出：一是因他年长，二是因他体病，故为事业计（他正在承担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电影美学》），也为友情计，恳望同意调我当他的学术助手（实际上是收我这个“关门弟子”）。真是延安鲁艺凝结的友情为重，朱老慨然应允，吩咐我：“为友情计，也为你不要失去向惦棐老师求学的良机，我同意你一边完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书稿写作任务，一边去向他求学。”
1958 年钟惦棐临去劳改农场前与妻子和5个孩子拍的全家福。
于是，我又搬进了钟老家中，成了名副其实的关门弟子。他家在西单振兴巷6号。自被错划右派逐出中南海以来，钟老举家迁居于此。这是一个北京普通的平房小院，钟老住进门左边一排五间小房，每间也就不足10平方米。中间两间打通是钟老的书房兼客厅，最里一间是钟老和师母的卧室，而最外的两间就腾出来让我住一间、留一间客房。（此时四子一女均已成家搬了出去。）厨房搭在对面，厕所是全院公用的进门右角落搭起的小屋。钟老当时亲任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电影美学》的主编，组织当时活跃于影坛的学者、教授和中青年影评家成立了“电影美学小组”，参加者有郑洞天、倪震、陈犀禾、张卫等10余位。小组成员经常在他的书房兼客厅里研讨学术、品评电影，气氛活跃，十分热闹。此外，电影界一旦有了什么新作，从《黄土地》到《人生》，从《天云山传奇》到《牧马人》，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到《迷人的乐队》，从《野山》到《黑炮事件》……谢晋、吴天明、张弦、陈凯歌、张艺谋、黄建新等导演或编剧，都乐意带着他们的新作到这里请钟老评点指教。谢晋每有新作，进京必来钟老家。两位均系酒仙，喜欢坐在小院的葡萄架下，一边品酒，一边切磋电影艺术。只不过谢导虽好酒，但酒量并不大。钟老喜酒，犹爱五粮液，但因肝病，往往只能呷上一口，还口称“打个饱嗝，都满院香！”
钟惦棐为仲呈祥改稿
钟老说这便是他与我师生教学的特殊课堂。这话，真有道理！他与谢导的关系，堪称是评论家与艺术家友情的典范。品起酒来，无话不言；论起艺来，直抒己见。为了真理，可以平等交流，也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记得上海学者朱大可批评“谢晋电影模式”，谢晋颇不以为然，评论家梅朶等也奋起撰文反驳，钟老却挥毫在《谢晋电影十思》中兼容整合，辩证分折，扬弃取舍，既善意中肯地指出了朱见的偏颇，又热情肯定了朱见的青年锐气和可取之处，并作出了“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的经典评判，胜过了当时连篇累牍数以千计的谢晋电影评论，轰动了影坛。谢导从《文汇报》上读到《谢晋电影十思》，受益匪浅，感慨万端，当晚就打电话到钟老家，我接的，他说：“转告你老师，他的‘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一针见血，精辟之至，够我受益终生！”还有一次，我陪钟老看完晋剧《打金枝》回家，他问我有何体会，我随口答道：“写宫廷中公主与驸马和翁婿之争罢了。”他厉声驳我：“非也！此剧乃写中唐至晚唐衰落之缘由也。你看见的只是一个任性乖张的公主与一个不肯相让的驸马，我更看见了那个忠心耿耿的老臣郭子仪和那位不顾大局、纵女横蛮的皇娘娘，以及宫廷矛盾背后隐藏的时代危机。”在严师的映照下，我观戏体悟的浅薄令我无地自容。我求教如何才能炼就一双史识慧眼，钟老说：“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笃信‘马列’。要读点马列，读点历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的辩证思维主要得益于列宁的《哲学笔记》；我的这点史学、史识、史才、史道，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收获。”次日，我从钟老书柜中找出了《哲学笔记》和那套他被错划右派后劳动改造1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时时研读的《资治通鉴》，那一页一页书上密密麻麻的旁批眉批，记满了心得体悟，足见用功之深，怎不令我惊讶感佩！
《电影的锣鼓》（1986），钟惦棐著
钟老教我，有一种独特的方式。他晚年为了抢回陆沉20年被耽误了的学术年华，总是有鲁迅当年那种“赶快做”的同感。他早起总坐在书桌前攻读经典，用红蓝两色笔在书上划杠旁批，倘有思有悟，则用抽完香烟的烟盒背面写上一段，然后夹在书桌背后墙壁上横着的一根铁丝上。如是者，夹上了10来张，便取下来排在书桌上，把我叫来在旁坐下，他一边抽烟，一边逐张讲解他记下的心得体会，讲到得意处，还抬头注目仰望一下挂在书房墙上那幅著名画家裘沙白描的神采奕奕的鲁迅头像。一讲就是半天，烟头扔了十几个，总结出主旨、要领，把10来张香烟盒纸叠好交我，道：“拿去吧，限你三天，据此成文，拿来我看。”于是，我回到自己房里，细嚼慢咽，冥思苦想，用文学所的大稿纸（每页仅300字，右边五分之二都是空白供修改用）遵师训敷衍成文，三日后交令。钟老总是仔细地逐句逐段斟酌修改，或删或增，把稿纸的空白处用他的蝇头小字填得满满的……老实说，我的那点有限的学问和学术思维，多半都是从琢磨体悟钟老怎样修改、为什么要如此修改中“偷”来的。钟老对我的这种“偷学技”，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反加鼓励，特别在后期由他家乡江津所隶属的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他很看重的文集《电影的锣鼓》的“序言”中，他把我这种“偷学技”说成是：“本书连同《起博书》等，都由青年文艺评论家仲呈祥一竿子到底。”扶掖后学，师心厚望，令我终生难忘。
钟老教我的另一途径，是吩咐我请名师来给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招收的研究生班开课。他的挚友王元化先生，便是命我赴上海请的一位令我在哲学上悟出“反思”真谛的恩师。
三
王元化（1920~2008）
我的任务是负责接待王元化先生专程来京讲学。钟、王二老，神交已久，心灵相通，因此王老也把我当成了一位可教的编外弟子。那时，王老身体欠佳，已很少离沪讲学，大概是与钟老的情深谊厚的原因，那次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为研究生开课，讲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一讲就是一周。我每日陪同，于课外他又同我讲了很多，诸如中华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西方哲学主张“主客二分”，这两者各有所长，不能是此非彼，而应取长补短，互补生辉；讲西方黑格尔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哲学和哲学思维，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诸子百家都有哲学和哲学思维，反思诸子百家学说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恐怕正因为对墨家学说继承总结不够，这才是导致近现代中华民族科学思维和逻辑思维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王老博古通今，中西合璧，擅长思辨，令我茅塞顿开，思维活跃，心智启迪，获益匪浅。
《文心雕龙创作论》（1984），王元化著
此后，我出差赴沪，再忙也要去王老处讨教。最后一次，是闻听他自夫人张老师病逝后，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那天，我见到他，他真诚而严肃地问我：“记得你老师惦棐那篇《电影文学断想》吗？他的‘断想’，就是‘反思’。不懂得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自觉反思的学者是没有出息的学者。你身上应该还保留着你老师的这种学术基因吧？”我震惊了。王老接着说：“现在的某些电影评论，只讲票房，不讲精神效益，这不符电影为人民、为人生的宗旨，也不是惦棐先生的主张，是文化泡沫。他若在世，肯定又要敲响‘电影的锣鼓’了！而你作为他的关门弟子，要发声才对呀！”我听着，脸红了，答道：“我一定不负师教！”
年逾古稀，倍感师恩。行笔至此，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读点哲学”、“读点历史”、“读点鲁迅”的号召，想起了前几年在北京大学讲的“三个离不开”——“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学力量的推动。”这是真理。全党如此，人民如此，民族如此，每一位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尤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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