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杨巴金先生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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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绝句当朝餐
——杨万里与王安石的咏史诗比较
文丨杨巴金
杨巴金，江西省吉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江西省杨万里研究会副会长、解缙研究会副会长，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吉安市庐陵文化研究会理事、周必大思想研究会理事，省级“非遗”杨万里故事传承人。发表学术论文12篇、庐陵文史考析文章140余篇，题诗拟联80余首（副），已出版《庐陵史事考述》《杨万里家族纪略》《江西地方珍稀文献丛刊·吉水卷》《家刻本〈诚斋诗集〉校注》，主编《文章节义话解缙》。咏史诗是指以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为吟咏对象，以讽古喻今、夹叙夹议等写作手法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诗歌作品。北宋王安石和南宋杨万里都是咏史大家，且杨氏曾师法于王氏，他俩的咏史诗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当今学界就王氏咏史诗的研究多有撰文，但尚未有人就杨氏咏史诗撰文，更没有人就他俩的咏史特色作异同比较。于是笔者不揣浅陋，试从王杨二人的咏史异同、差异原因等作初步探考，以见教于大方。
一、王、杨咏史诗的相似之处
杨万里因诗成名，自为一家。他初学江西诗派，后学陈师道五律，再学王安石七绝，最后学晚唐诗，最终开创独具特色的“诚斋体”。他为自己第一部诗集《江湖集》撰序说：“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1]为第二部诗集《荆溪集》撰序又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晩乃学绝句于唐人。”直到后来任常州知州时，才跳出前人窠臼，转向师法自然。翻检《诚斋诗集》，杨氏言及王氏的诗共有7首，其中5首是对诗艺的评价，另2首是对变法的评价，足以看出他对王氏诗法的推崇。如杨氏《读诗》云：
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2]
王安石诗擅长说理，精于修辞，反映社会现实深刻，但其前期与后期诗的风格略有不同。前期诗多是出于政治改革需要而针砭时事，后期诗多是怀古悼今，意境闲淡。陆游曾写到这样一则故事：
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3]
杨氏题诗中竟然与王氏不谋而合，诗句颇有相似，印证他俩有着共同的艺术旨趣，且杨氏诗法已融入王氏精髓。尤其是王氏晚年七绝中那种清新隽永、流丽风韵之风格，杨氏与他实现殊途同归，源流则来自于江西诗派之祖杜甫。杨氏也直言不讳地表达对王氏诗的喜爱，如《答徐子材谈绝句》云：
受业初参王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国风》此去无多子，关捩挑来只等闲。[4]
王安石、杨万里生活于北宋中期和南宋中期，两人咏史诗均有近百首，其中较有名者各30余首。这些诗存在的相似之处表现为：
1、推陈出新，擅长“翻案”。
以历史人物或故事为题材而翻写出新的诗意，从不同角度来启迪人们进行新思考，此写法于唐诗人杜牧、刘禹锡、李商隐等早有运用。王、杨二人都能熟练地使用“翻案法”，借以褒贬旧事，议论功过，寄寓自己鲜明的人生态度。如王氏《乌江亭》诗：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5]
关于项羽兵败乌江亭事件，后世多是从其人生悲剧角度题诗并寄予同情。王氏诗明显是针对杜牧《题乌江亭》而改写，作者从理性思考的角度出发，依据客观事实来分析，认为项氏失败缘于其刚愎自用，残暴成性，已经失去民心，江东子弟不会违背历史潮流而再为他卖命，此观点足以体现王氏独特的历史眼光。诚然，明代都穆说：“荆公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6]但王氏能在杜牧诗的基础上再次“翻案”，此写作手法是值得称道的。再看杨氏《读<严子陵传>》诗：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九鼎，人间何处有严陵？[7]
严子陵即严光，东汉隐士，年少时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后积极帮助刘氏起兵，功成后却归隐著述，设馆授徒，以高风亮节而闻名天下。该诗首句即以设问形式，大胆提出自己的质疑。接着以“空有”一词表明观点，说大名鼎鼎的严光对汉朝中兴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第三四句则是对首句的升华：正因为有刘秀这样的明君，才能成就严光的名节，否则，那时假若有“阿瞒”（曹操）这样的反臣，严光还能有这样的声名吗？足以体现作者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
又如对王昭君出塞事件，以往的咏史诗多是将画师毛延寿当作罪魁祸首来看待，对王昭君多是惋惜红颜薄命。但是，王安石题写的《明妃曲》二首可谓别出心裁。他认为，王昭君的美不是靠毛延寿画出来的，主要过错应是在于汉元帝：“归来却怪丹青手”，“当时枉杀毛延寿”；作者还以汉武帝时陈阿娇作类比：“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认为王昭君假若仍留在汉宫，即使承恩，也终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由此批判无情无义的君王。之后作者引发议论，表达“人生失意无南北”[8]之叹。其实，他是暗喻天下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从而使该诗的主题得到升华。杨万里为姜特立和诗中时也咏叹到王昭君，其《和姜邦杰春坊<续丽人行>》诗说：“君不见，汉宫碌碌多少人？画图枉却王昭君”[9]，该诗句表明作者将此事件的主要责任也归结于汉元帝，以王昭君不出塞仍会产生悲悯结局，来开脱毛延寿的部分责任。
2、借古讽今，针砭时政。
王安石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政治家，常以改革者的责任感来评说历史人物，目的是以古讽今，针砭时弊。如其《宰嚭》诗：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10]
在王氏看来，宰嚭作为吴国的谋臣，因善逢迎，深得吴王夫差的宠信。吴国攻破越国后，他接受越国贿赂，允许越国媾和，还屡进谗言，最后谮杀伍子胥。吴国的灭亡，宰嚭才是罪魁祸首，由此作者提出，“红颜祸水”之说并不成立。尤其第三四句是说，即使宫中没有西施这样的女子，不诛杀宰嚭之类的奸臣，吴国仍然会灭亡。王氏借吴国亡国这一史实而讽今，为其推行变法而营造社会氛围。
杨万里评说历史，也常使用暗喻之手法，且不囿于前人之说，以独特眼光来借古讽今。如其《寒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第15首：
万顷湖光一片春，何须割破损天真！却将葑草分疆界，葑外垂杨属别人！[11]
该诗是杨氏与好友陆游于寒食节游天竺寺时所写。作者先是赞美西湖美景，接着说苏轼治理西湖时所筑的“苏堤”，破坏了“万顷湖光”美景而造成遗憾。其实，杨氏是将“万顷湖光”比喻为大宋的完美河山，由此联想到北方不远处的淮河作为宋、金两国的分界线，致使大宋国土沦丧和南北分治，这怎么不让人忧愁呢！于是作者假借“葑外垂杨属别人”的游览遗憾，讥讽南宋朝廷将半壁河山拱送给金国。
王、杨二人的咏史诗还伴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体现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如王氏《读蜀志》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12]
“问舍求田”是刘备对许汜的批评之语，他俩曾在一起共议天下名士。但王安石对刘备之语再作否定，认为刘氏去争天下，实际上是“一毛”之小事，其结局必定是“两徒劳”。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必然不同，该诗足以体现王氏救弊变通的前瞻眼光。又如杨氏《纪闻》诗：
人道真虚席，心知必数公。宾王欺钓筑，君实误儿童。天在升平外，春归小雪中。何曾忘诸老？渠自爱松风。[13]
该诗语言质朴平淡，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虚席，是指空着官位而等候贤能的到来，以此招揽人才，但前面加入“人道”一词就表达了作者的怀疑，甚至是否定。那时朝廷一直有“主战”与“主和”之争，作者引用唐初马周和北宋司马光的典故来作对比分析，认定其最后结果必然是“误儿童”。之后他再以反语说，因为割地称臣而谋得的暂时“升平”局面，表面上是春天之景象，其实早已压榨在小雪严寒中，自己何不效仿遭受排挤和贬官的胡铨、张浚等诸老一样而自爱松风呢！
3、议论入诗，即兴抒怀。
王安石和杨万里的咏史诗均是以精辟议论、夹叙夹议见长，蕴含着君子修身立德的思考，读后回味无穷。如王氏《贾生》诗：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14]
历代文人对贾谊多有评论，如王勃有“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之名句，可谓定论。王氏则从不同于世人常识的角度立论，认为“薄”与“不薄”，不在于朝廷对大臣是否给予高官厚禄，而是在于其提出的谋略是否被采用。贾谊提出的不少建议已被皇帝采用，其人生价值是值得的。作者以夹叙夹议的手法，借贾谊而抒怀，表达自己力图救世的理想。王氏另外一首《贾生》诗中说，宋代的社会危机要比汉文帝时严重得多，“所论多感概，自信肯依违”，假如贾谊还活在当世，那他就不仅仅是“涕沾衣”，而简直是要“蹈东海”，可看出作者是借贾谊而表达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杨氏诗曾师法于王氏，也经常使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如其《跋蜀人魏致尧抚干万言书》诗：
雨里短檠头似雪，客间长铗食无鱼。上书恸哭君何苦？政是时人重《子虚》。[15]
诗中作者运用多则历史典故表达其思想情怀。先是以“短檠”“食无鱼”来表达四川人魏致尧的艰难生活，又以“头似雪”形容他读书的刻苦，“上书恸哭”则是借贾谊而喻指魏氏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政是时人重《子虚》”，表面看这是一句简单的事实陈述，其实它是作者内心的呐喊，表达对朝廷颓靡腐败风气的不满。
此外，王、杨二人写作手法上常是借议论而抒怀，将自身思想感情融入精练的语言，增添了诗文的内在魅力。如王氏《范增》诗：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16]
后世曾有人说，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听从范增提出的“重用牧羊儿”的建议，即以楚怀王芈心来重新号召百姓，否则结局难料。王氏却认为，这一策略未必高明，因为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只有实现政治上的“得道多助”，老百姓才会主动归附。其实作者是借“牧羊儿”而抒怀，暗喻自己所践行的变法有利于国强民富，必定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呼吁朝廷和民众支持变法。
光绪版《湖南通志･永州府祁阳县》卷18录有杨万里的一首佚诗，题目是《题浯溪摩崖怀古》，200余字，七言长排，系作者游览浯溪、观赏元颜石刻而抒发内心所思所感。“大唐家国天为昌”，作者先是感叹于大唐的繁荣，然后笔锋一转，“明皇父子紊大纲，从此晏朝耽色荒”，借以批评唐明皇父子沉迷女色，荒废朝政。“前杨后李真匪良”，表明皇帝放任权臣作乱，“胡为南内成凄凉”，其结果导致百姓遭受战祸。最后作者发表感怀：“修身齐家肇明皇”，谴责唐明皇父子没有为天下和后人作出表率，引发了社会动荡，“至今人说马嵬坡下尘土香”，认为悲剧不能怪罪于杨玉环，而在于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读后让人有无限感慨。
二、王、杨咏史诗的差异所在
尽管王安石和杨万里的咏史诗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诗歌毕竟是文学作品，因作者生活经历、政治观点以及思想情感不同，致使他俩咏史诗也存在差异。
1、角色意识不同。
王安石仕途顺利，官至宰相，且一直致力变法革新，其诗不仅是以咏古喻今，而且常把它作为促进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最佳表现形式。如《韩信》诗：
韩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母能哀怜。当时哙等何由伍，但有淮阴恶少年。谁道萧曹刀笔吏，从容一语知人意。坛上平明大将旗，举军尽惊王不疑。兵半楚潍半沙，从初龙且闻信怯。鸿沟天下已横分，谈笑重来卷楚氛。但以怯名终得羽，谁为孔费两将军。[17]
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和军事家，其悲惨结局又令人唏嘘不已。王氏题写韩信主要是从正面来写，如写他少年时的贫苦，能忍受胯下之辱的胸襟，以及后来受到萧何赏识，才得以在战场施展才华，屡建奇功。在诸多叙述的基础上，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贯穿其中并引发议论，借以表达对韩氏功业的赞许，其实这是他为变法作一种铺垫，为未来功业表达一份期许。
杨万里长期仕于州县，官场作为与王氏有明显差异，故常是以一般文人官员的视角来评说历史人物，所表达的看法更接近于老百姓的内心认同。如《过淮阴县，题韩信庙》其二诗：
鸿沟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18]
该诗是作者路过韩信家乡淮阴县瞻仰韩庙后所写，与王氏《韩信》诗略有不同。作者既肯定韩氏功绩，又为他辨冤，且深表惋惜。如颔联说项氏内心从没打算要背叛刘邦，当他即将被加害于长乐宫钟室时，才发出了悔恨之声。颈联则是深化主题，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19]典故来感叹古代象韩信这样的人有很多，今后也有不少人会步其后尘。作者有如此宽广深远的眼光，这是值得称许的。
2、立意表现不同。
王安石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位诗人。他看待历史，总表现为不肯附和前人之说，常以一种独特眼光提出新的见解。如《读史》诗：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表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20]
该诗是以夹叙夹议手法来谈读史的感受。作者提出要敢于怀疑历史的观点，说功名固然难得，但是记载出于谁手不得而知，由此就很难保证资料的真实性。“丹青难写是精神”之叹，颇含哲理。于是他提出，对古籍中一些文字记载不必盲信，应以批判眼光作区别对待。联系后来他的变法遇到极大反对时，仍以内心的笃定来阐明变法的必要，如此咏史，立意就更显精警深辟。
杨万里诗名远胜于官名，其咏史多是以史实为基础，写作手法表现得较为婉曲，且追求立意上的叠加效应。如果不作仔细揣摩，则体会不出其内在意韵。如《读<贞观政要>》诗：
拔士新丰逆旅中，怀贤鸭绿水波东。酒倾一斗鸢肩客，醋设三杯羊鼻公。[21]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写的一部政论史书，收录唐太宗在位23年与大臣们治政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蕴含着“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思想。杨氏某日出差至新丰，那晚挑灯读《贞观政要》，且是亦饮亦读。读到书中精彩之处，居然要向怀才不遇、贫困交加的“鸢肩客”叔鱼生敬酒一斗，还要以陈醋三杯祭奠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的“羊鼻公”魏征。作者用如此纪实手法，将历史典故与自己思想想融于一体，立意就更为感性实在。
3、感情色彩不同。
随着北宋社会阶级矛盾的加深，王安石实行变法的意愿愈为强烈，咏史情感就表现得更为激昂。如其《桃源行》诗：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22]
该诗是作者对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的改写。作者先是控诉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认为秦之后百姓仍然是灾难深重，于是才有陶渊明的“桃源”理想。其实王氏是以咏史怀古为手段，以谋今思远为目的，假借这一虚构理想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冀望“天下纷纷经几秦”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杨万里也曾题诗咏陶渊明，如《过彭泽县，望渊明祠堂》诗：
梦里邯郸熟，谈间栗里亲。不闻担板汉，曾羡釆薇人。停待容来日，商量尚小贫。只欺五斗米，典没万金身。[23]
邯郸即是“黄粱一梦”典故的发生地，栗里为地名，是陶渊明在九江的居住地，担板汉是指不灵活的汉子，五斗米代指官职。本诗以陶氏“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典故，暗喻荣华富贵犹如梦幻一般，转眼成空。由此可见杨氏的写作手法表现得婉曲含蓄，爱国忧民情怀表现为悲歌漫吟。
三、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王安石与杨万里的咏史诗为何会存在角色意识、立意表现及感情色彩等方面差异呢？主要原因有：
1、生活经历不同。
王安石仕途顺利，官居高位，且一生致力于社会改革，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思考相对更为理性，角度更为奇特，能透过世物表象提出不同世人的见解。如其《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24]
商鞅是战国时政治家和改革家，最后受诬，还被车裂而死，以前对其评价多是持否定态度。王氏却从商鞅讲究诚信、有令必行的角度来表达称许，由此提出对商鞅变法不宜全盘否定的看法。由此可看出，作者是借商鞅而自喻，表达内心要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决心。
杨万里仕途曲折，官职级别不算高，那种官场主导者的意识要弱一些，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侧重于谈感性看法，表现得更接地气。如其《读<陈蕃传>》诗：
仲举高谈亦壮哉！白头狼狈只堪哀。枉教一室尘如积，天下何曾扫得来！[25]
陈蕃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典故的主人公。在杨氏看来，那时东汉宦官乱政现象已经很严重了，陈蕃无论如何抗争，也很难改变汉王朝灭亡的命运，这与政治家王安石“明知不可为而仍然为之”的思想情绪有明显差异。
2、咏史目的不同。
王氏生活于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趋坚锐，于是他常将思想感情寄论于诗，借以宣扬“勤政兴国、逸乐误邦”的内心信念，主动参与变法、积极推行革新的思想意识也表现较为强烈，如《金陵咏怀》其一诗：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26]
金陵曾是六朝古都，各王朝灭亡原因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王朝建立者的子孙贪图享乐，不思百姓疾苦。王安石作为政治家和改革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其咏史诗有较强的主动作为之色彩。
杨氏生活于南宋中期，自己官阶不高，很难有个人的大作为，而君主和权臣们偏安一隅，不思北进，主战派反遭贬官和排挤，于是其爱国忧民情绪表现得不是那么直接、奔放，而是压抑胸中狂澜，将笔触表现得深沉愤郁，最后还主动弃官，回乡归隐。如其《望谢家青山太白墓》诗：
阿眺青山自一村，州民岁岁与招魂。六朝陵墓今安在？只有诗仙月下坟。[27]
谢家青山在安徽当涂县，有李白墓等遗迹，自古就是屯兵之所，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诗中作者将六朝典故信手拈来，借史实而评说社会兴亡更替，把心底的千层熔岩转换为含蓄凝练的文字。
3、变法态度不同
杨氏对王氏的文学家身份始终是交口称赞，但对其政治家身份并不认同。杨氏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树主要体现于《千虑策》和《诚斋易传》。《千虑策》共有30篇，是从人才、民本、法制等方面提出一整套强国富民的策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诚斋易传》则蕴含着他的经邦济世思想，周汝昌曾评价：“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并不认同王氏的变法革新观点，说：“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论，创为法度，谓之新法，天下大扰，幸而得司马光相哲宗，首罢新法。”[28]他坚决反对尽弃祖宗之法，“天下之坏，有大坏之坏，有补而未全之坏。大坏，革之可也；补而未全，徐之可也。”[29]他认为，应该针对现实已有弊病，将“大坏”之毒去掉，对“补而未全”之坏要逐步修复，策略上要讲究纡徐改革，社会管理的缺陷不宜简单操切，一蹴而就。
有鉴于此，杨氏曾2次咏诗表达对王氏变法的不认同。他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曾游览王氏旧居，题有《游定林寺，即荆公读书处》2首，其二诗云：
一个青童一蹇驴，九年来往定林居。经纶枉被周公误，相罢归来始读书。[30]
定林寺在南京东方山，南宋乾道间始建，系王安石读书处。该诗第三四句即是作者对王氏变法所表达的怀疑。后来，杨氏弃官家居，应泰和知县赵嘉言之邀题有《寄题太和宰赵嘉言勤民二图》，其二诗中说：“半山辱国卖丛祠，钟步诸坊卷酒旗。”[31]该诗句可谓作者对王氏变法的直接否定。庆幸的是，杨氏只是主张纠正王氏变法中的差欠和弊端，与王安石后来的遭遇相比，杨氏并未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偏激程度。
4、创作方法不同。
王氏咏史重“气”，而杨氏咏史重“味”，如两人均曾对西汉名臣张良题写过颂诗，王氏《张良》诗：
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脱身下邳世不知，举国大索何能为。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32]
诗中作者对张良事迹作了详细叙述，对其才能大加赞赏，说他擒拿项羽似比捕一个婴儿，说商山四皓从不轻易出山，却肯为张良而入世，结尾处还将他与贾谊相比，突显张良的才能和魅力。从王氏对张良等历史名臣的赞颂中，可映衬他对自己功业的期许。而杨氏写诗与读书一样，更注重味外之味，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读书者，否也。《国风》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33]如其《读<子房传>》诗：
笑睹乾坤看两龙，淮阴目动即雌雄。兴王大计无寻处，却在先生一蹑中。[34]
该诗末句作者运用了“张良蹑足”之典故，盛赞张良这一踩脚行为背后的积极意义，对传主张良的认识有明显升华。
此外，杨氏咏史多侧重于以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而王氏咏史多侧重于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手法。如王氏《杂咏》其二诗：
先生善鼓瑟，齐国好吹竽。操瑟入齐人，雅郑亦复殊。岂不得禄赐，归卧自郗歔。寥寥朱丝弦，老矣谁与娱。[35]
在世人观念中，“滥竽充数”主人公南郭先生即是尸位素餐的代言人，但王氏一反常态，从南郭先生自身角度出发，叙说他只善于鼓瑟，但权势者只爱听竽，由此才造成“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悲剧，最后造成南郭先生失去容身之所，引发老来寂寞之叹。作者从寓言事实入手，结合浪漫主义的宏想，提出与前人相异的观点，可谓视角独特，立意新奇，值得称许。
注 释
[1] 四库本《诚斋集》卷81《诚斋江湖集序》
[2] 四库本《诚斋集》卷31《江东集》
[3]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
[4] 四库本《诚斋集》卷35《江东集》
[5] 《临川文集》卷33《律诗》
[6] 明代都穆《南濠诗话》之《杜樊川》
[7] 四库本《诚斋集》卷8之《荆溪集》
[8] 《临川文集》卷4之《古诗》
[9] 四库本《诚斋集》卷23之《朝天集》
[10] 《临川文集》卷34之《律诗》
[11] 四库本《诚斋集》卷20之《朝天集》
[12] 《临川文集》卷32之《律诗》
[13] 四库本《诚斋集》卷4之《江湖集》
[14] 《临川文集》卷32之《律诗》
[15] 四库本《诚斋集》卷4之《江湖集》
[16] 《临川文集》卷32之《律诗》
[17] 《临川文集》卷9之《古诗》
[18] 四库本《诚斋集》卷27之《朝天续集》
[19] 宋代林之奇《尚书全解》卷21
[20] 《临川文集》卷25之《律诗》
[21] 四库本《诚斋集》卷40之《退休集》
[22] 《临川文集》卷4之《古诗》
[23] 家刻本《诚斋诗集》卷36之《江东集（卷四）》，四库本中未录
[24] 《临川文集》卷32之《律诗》
[25] 四库本《诚斋集》卷14之《西归集》
[26] 《临川文集》卷23之《律诗》
[27] 四库本《诚斋集》卷33之《江东集》
[28] 四库本《诚斋集》卷113《东宫劝读录》之《初读三朝宝训》
[29] 《诚斋易传》卷5之《盅：艮上、巽下》（九州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70页）
[30] 四库本《诚斋集》卷31之《江东集》
[31] 家刻本《诚斋集》卷41之《退休集（卷五）》，句中“卖”字，四库本中为“贾”，通“买”或“卖”。
[32] 《临川文集》卷4之《古诗》
[33] 四库本《诚斋集》卷78《习斋论语讲义序》
[34] 四库本《诚斋集》卷21之《朝天集》
[35] 《临川文集》卷6之《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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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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