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初春，张爱玲写了篇散文，名叫《草炉饼》，劈头就说：“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张爱玲的文字颇具世俗气息，写得灵动飞扬。她说，年轻时在上海，每天听见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
张爱玲和姑姑住在一起，她和姑姑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终于有一天，姑姑不耐其烦，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报纸托着一角大饼，她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
张爱玲说，她吃的草炉饼有一寸多高，上面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贴烧饼”。
其实张爱玲记错了。她吃的草炉饼并非《八千岁》里写的草炉饼，而是上海大饼。
《八千岁》是汪曾祺写的短篇小说，文中写道：这家（烧饼店）专做“草炉烧饼”。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底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以别于在桶状的炭炉中烤出的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这种烧饼便宜，实在，乡下人进城，爱买了当饭。几个草炉烧饼，一碗宽汤饺面，有吃有喝，就饱了。
汪曾祺一个发小曾经回忆过高邮老家卖草炉饼和卖桶炉饼的趣事：每天在朦胧晨光中，（噼噼啪啪的贴饼声）准会像闹钟一样将我唤醒。因为草炉烧饼一炉做得多，总是噼噼啪啪一阵子停下来。做插酥烧饼颇要一点功夫，噼啪声有高有低，有长有短，神似非洲人擅长的击鼓之声，听得十分悦耳。
这两家烧饼店似乎有了默契，今天东家早开炉，明天必是西家，你卖你的草炉，我卖我的插酥，河水不犯井水，从未见他们为抢生意吵骂。后来我稍微注意一点，发现两家的顾客不同：草炉烧饼的买主多数是苦力或农村上城的人；吃插酥烧饼的多数是吃早点的老人家、读学堂的学生、沿街店铺子里的老板和那些身份稍高的店员。
今天这篇文章不是写草炉饼的，只是借张爱玲的《草炉饼》给汪曾祺《八千岁》张目的。
八千岁是个米店老板的绰号，本名已不可考，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都叫他八千岁。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就靠这两块多本钱，八千岁在十几年间，挣下数万块钱家当。
他如果不是一年到头穿了那样一身衣裳，也许大家就不会叫他八千岁了。他这身衣裳，全城无二。无冬历夏，总是一身老蓝布。这种老蓝布已经不再生产，乡下还有时能够见到，城里几乎没有人穿了。蓝布长衫，蓝布夹袍，蓝布棉袍，他似乎做得了这几套衣服，就没有再添置过。年复一年，老是这几套。有些地方已经洗得露了白色的经纬，而且打了许多补丁。
“八千岁”就是戏剧里手持金锏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八贤王，他在戏台上常年穿着一件蓝布袍，因此人们给米店掌柜起了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绰号。这个绰号颇有点鲁迅《孔乙己》中人们给孔乙己起绰号的意思。
孔乙己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
米店柜台一头，有一块竖匾，白地子，上漆四个黑字，道是：“食为民天”。竖匾两侧，贴着字条，是八千岁的手笔。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黄，墨色分外浓黑，写的是“僧道无缘”。
这地方每年总有一些和尚来化缘(道士似无化缘一说)，背负一面长一尺、宽五寸的木牌，上画护法韦驮，敲着木鱼，走到较大铺户之前，总可得到一点布施。这些和尚走到八千岁门前，一看“僧道无缘”四个字，也就很知趣地走开了。不但僧道无缘连叫花子也“概不打发”。叫花子知道不管怎样软磨硬泡，也不能从八千岁身上拔下一根毛来，也就“别处发财”，省得白费工夫。
开篇明义，交代了八千岁的性格特点：吝啬。白手起家，苦心勠力，深知赚钱之难，不舍得穿衣，更不舍得把钱给人。不仅和尚从他手里要不到钱，就连叫花子都要不到，名副其实的铁公鸡，一毛不拔。
八千岁不仅舍不得穿，也舍不得吃。他的食谱非常简单。他家开米店，放着高尖米不吃，顿顿都是头糙红米饭。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初二、十六打牙祭，有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有肉时一人可得切的方方的两块。有鱼时一人一条，咸菜可不少，也够下饭了。
当地人时兴吃晚茶，也就是夜宵。八千岁家的晚茶，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草炉烧饼，一人两个。他这辈子吃了多少草炉烧饼，真是难以计数了。
草炉烧饼是苦力的吃食，学生和店员吃的都是插酥烧饼，更别提老板了。但是八千岁却对草炉烧饼百吃不厌。这种俭朴生活是他刚进城用两块七角钱做生意时养成的，十几年未改。
人生在世，吃穿玩乐四字。八千岁不仅不舍得吃穿，也不舍得玩乐。他不看戏，不打牌，不吃烟，不喝酒。喝茶，但是从来不买“雨前”“雀舌”，泡了慢慢地品啜。他的账桌上有一个“茶壶桶”，里面焐着一壶茶叶棒子泡的颜色混浊的酽茶。吃了烧饼，渴了，就用一个特大的茶缸子，倒出一缸，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然后打一个很响的饱嗝。
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俭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很快来了个青帮混混，敲了他一个大竹杠，费钱八百。朋友劝他：“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不就是八百块钱吗？看开一点。破财免灾，只当生了一场夹气伤寒。”
遭此一劫，八千岁有点想开了。他换了身流行的绸缎新衣，刮去了“僧道无缘”的字条。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汪曾祺先生用平实白描的手法，给我们塑造了一个现代版吝啬鬼形象。说到吝啬鬼，大家自然便会想起葛朗台和严监生。
葛朗台一年四季只穿一双呢袜，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一年只理两次发，一副手套要用一年零八个月。全家人一日三餐吃什么，每天用多少克黄油，几个鸡蛋，什么时候吃肉，晚上点几盏灯，等等，葛朗台都会定额分配。如果谁多用一点，必会遭来无情辱骂，包括妻女。葛朗台弥留之际，当神父把镀金十字架伸过来让他吻时，他突然伸出手来，做出想要抓住它的样子。这个动作耗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声叹息。
《儒林外史》没写严监生穿什么，不过大体想来，应该也不讲究。他在吃上很节俭：“夫妻四口一日三餐，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临终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赵氏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没了气。
可见吝啬鬼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舍得吃穿，不舍得花钱，日复一日，单调无趣。他们来到世上走一遭，没有感受到人世间的美好，感觉“人间不值得”。
汪曾祺写《八千岁》，就是要告诫世人，人间值得，人间有味，人间有趣，人间有暖。
汪曾祺说，君子闲时要有吃紧的心思，忙处要有悠闲的趣味。闲时吃紧是居安思危的人生智慧，忙里偷闲是高超卓绝的生活艺术。他用文字告诉我们，生活是有诗意的，人间是值得的。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汪曾祺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兴致。写字，画画，做饭，都是生活的日常。我们要在入世中修行，从红尘中找乐。心中有爱，眼中有光，世事通达，趣味生活，增加生命的厚度，让灵魂有趣。
汪曾祺说，人活着，一定要爱点什么。吃饭，穿衣，用力活着，已经足够辛苦，所以要努力把平淡的生活过出美感来。给自己的心灵安个家，让内心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身体健康无恙。当你真正爱点什么的时候，你的生活也会慢慢改变，你的心境也会慢慢美好。
汪曾祺是一位“写极简生活智慧”的文学大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自称“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擅长从生活琐事入手，文字平淡质朴，深得自然妙趣，于不经意间渗透出睿智，从容的生活智慧。
钟阿城说，汪曾祺的小说读了“如玉”。他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能够写好这些，靠的就是好性情。
汪曾祺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他的小说，属于“散文式小说”。著名作家毕飞宇说，汪先生不会写长篇，就是写，也不一定能写好，因为汪先生的心性，就是制作细家具的，可以精工细作；他不会去造一栋大房子，那太费劲，他不愿意。
汪曾祺是个会生活的人。会生活的人就是每天随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并非有什么“远大志向”。他自己也说过，由于平生读书太杂，因此不可能成为“专家”，只好去当“作家”。汪曾祺不是可以学的，而是拿来爱的。当你阅读他的作品时，真正是一种享受。
汪曾祺是一位初读没有门槛，感觉很浅很简单的作家，你觉得他的文字很美，但又很难说清楚那是怎样一种独特的美。
汪曾祺说，他想告诫自己与世人，生活可以混乱，只有欢乐才能滋润出信心；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美好生活的信念。
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小说、散文、诗歌，都在营造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种作品，汪曾祺都将你带入他的世界，他的文字就像一个爱丽丝奇境的树洞入口。一旦进入，你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套《汪曾祺作品集》，写尽人生之乐，读了之后，让人深感“人间值得”，“生活是很好玩儿的”。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本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