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60年的一个秋日,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正在进行。

雷管点燃了,“砰”的一声之后,随着硝烟散去,一个小碗惊现眼前。

欢呼声中,钱学森拿着小碗激动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主持这个实验的,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爆炸力学之父”的郑哲敏。这年,他36岁。

美籍华人带十几个科学家回国(他是二钱的学生)(1)

郑哲敏

01 遵父命,立志工业救国

1924年,郑哲敏出生于济南,父亲郑章斐是上海“亨得利”钟表创始人之一,后来到济南设立了分号,并很快独占了济南的钟表市场。

生于战乱,童年时,郑哲敏亲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有一次,他正在街上捡子弹壳玩,不料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对方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吓得他撒腿就跑。

一个在后边追,一个没命地跑,受到惊吓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梦里总离不开刺刀、逃跑,幼小的心灵中,对侵略者,更加深恶痛绝。

八岁时,父亲郑重地对郑哲敏说:“要好好念书,学点本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学业断断续续,郑哲敏一度害上了头痛病,时常在梦里哭,不得不办了休学。

在父亲指导下,郑哲敏开始自学,复学后,各科成绩非常优异。

在侵略者的轰炸声中,他发奋学习,只要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就会落泪,就会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报国思想自然而然地流淌在血液里,当老师问到他的志向时,他说:“一个是当飞行员打日本人,一个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大。

入学报到时,他是乘坐飞机去的,出身富商家庭的他,第一次见到四面土墙的教室,宿舍是茅草屋,以及,教授们衣着朴素、面呈菜色。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内心坚定,刚毅卓绝。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正读大四的郑哲敏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

这一年,钱伟长留美归来到清华任教,他为四年级学生讲的第一节课是《近代力学》。生动的讲述令郑哲敏既新奇又着迷。

从此,他确定了终身奋斗的方向:力学。

美籍华人带十几个科学家回国(他是二钱的学生)(2)

02 赴美留学,“没有想过不回来”

大学毕业后,郑哲敏做了钱伟长的助教。

1948年,他迎来人生的转折点——在全国选拔中,他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扶轮社奖学金”获得者,即将赴美留学。

这年8月,郑哲敏登上轮船,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应用力学。

加州理工是钱伟长和钱学森的母校,其时,钱学森在那儿当教授,已经是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到达那天,接郑哲敏的两个人中,就有后来被称为“生物力学之父”的冯元桢。从那时开始,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在学校,郑哲敏渐入佳境,仅仅一年便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他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

课堂上,他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别人做不出来的难题,他却轻而易举,同学吴耀祖曾开玩笑说:“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哲’有‘敏’?”

他在大洋彼岸发愤苦读,而祖国大陆已是风云变幻、政权更迭。

新中国成立后,郑哲敏经常和留学生们热烈讨论,共同展望,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祖国再见”。

在美国,虽然学业顺利,但郑哲敏的内心并不愉快。

有一次,冯元桢带他到各城市游玩,他们看到,很多饭店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

种族歧视、文化差异像鸿沟一样横亘在心里,他常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

在家信中,他明确表达了归国的想法:“在现在国内各方面需要人的时候,早些回国参加建设工作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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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责难。

有一天,郑哲敏突然被叫到移民局,没收护照,无故扣押,是好友冯元桢及时交了保释金,他才没有被关进监狱。

1952年6月,郑哲敏获得博士学位。学业已成,他却陷入困顿,没有护照,就没有身份,既不能回国,也无法工作。

幸而,学校收留了他,靠着当助教,搞临时研究,他度过了艰难的两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郑哲敏终于得到离境许可。

回国前一天,钱学森对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

几经辗转,郑哲敏取道欧洲,再经香港,几个月后,终于回到阔别近七年的祖国。

这年,他31岁。

几十年后,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时,他想都没想就说:“这不是个问题,没有想过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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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屡败屡战,“驯服”炸药

回国后,郑哲敏投奔了老师钱伟长,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工作。百废待兴,对未来,他充满信心。

几个月后,钱学森回国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参与其中。

那时,钱学森对爆破特别感兴趣,在他安排下,郑哲敏开始研究爆破理论,并大胆提出了“爆破成形”的设想。

那时的情况是,“有能力、有决心,没设备、没数据”,郑哲敏于是带领团队,自制“土装备”,用“笨办法”算数据,反复验证。

1960年的一个秋日,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主持了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

在一块小铁板上面放上雷管,雷管周围放好水,然后密封好。雷管是请部队的专业人员点的,此前,郑哲敏根本没有见过雷管和炸药。

所有人都在屏息围观,“砰”的一声之后,随着硝烟散去,一个小碗惊现眼前。

欢呼声中,钱学森拿着小碗激动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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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与钱学森

正值航天事业起步之时,很多特殊零部件无法制造,航天部门委托郑哲敏解决这一难题。

能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大伙儿吃着变味的大麦面和萝卜干,积极性都非常高。

1963年,在郑哲敏带领下,团队和工业部门合作,成功制造出高精度卫星火箭部件。

时机成熟了,一个新的学科应运而生,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郑哲敏成为这一学科的总负责人。

科研逐渐走上正轨,可是,史无前例的动乱来了。

因为家庭出身和留美经历,郑哲敏成了“美国特务”,研究中断,他先是被隔离审查,后来被下放湖北干校。

受运动冲击,头痛的老毛病卷土重来,发作起来,痛苦难当,郑哲敏曾一度出现幻觉。许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他呵呵一笑,说:“很多事,我已经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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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郑哲敏从干校返回力学所,继续爆炸力学的研究。科研枯燥而艰辛,但他“绝不嚼别人嚼过的馍”。

有段时间,实验基地在怀柔,郑哲敏每天带着学生坐半天的敞篷卡车前往,和学生一起睡上下铺,因为怕自己打呼噜打扰到学生,他就一直看书,等大家都睡着了才去睡。

多年努力结出硕果,他先后解决了武器落后、爆炸加工、穿破甲等一系列问题,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郑哲敏又从军工转向民用、工业等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煤矿事故频发,他就去研究瓦斯突出;潜艇上需要焊接铜板和钢板,他开创了爆炸焊接;港口大建设时,他又用爆炸方法解决了海底淤泥太深的难题。

在郑哲敏倡导下,力学的学科建设更加完善,他也因此被称为“爆炸力学之父”。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郑哲敏在爆炸力学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力学界的广泛认可,1993年,69岁的他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而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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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哲敏与郭永怀

晚年时,郑哲敏依然坚持步行去上班,亲自带学生。

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开着的,谁有问题,就随时拿把椅子进来探讨。时间一长,落在办公室的椅子各式各样,他风趣地说:“这叫‘有进无出’!”

在学生眼里,他既和蔼可亲又充满活力,依稀还是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

郑哲敏的身上,还有两位钱先生的影子,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对科学的态度,对教育的重视,这些都深深影响着他。

“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很幸运。”郑哲敏很庆幸,在人生的分水岭,他选择了回国这一正确的道路。

晚年时,他曾与好友冯元桢在美国相聚,种种原因,冯元桢当年被迫留在美国,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美国生物力学之父”。

尽管成就卓越,但他依然羡慕郑哲敏,尽忠报国,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无上的荣光。

2021年8月,郑哲敏走完了跌宕起伏又辉煌灿烂的一生,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上面标注着“外出”的字样。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哲人已逝,风范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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