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1960年的一个秋日，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正在进行。
雷管点燃了，“砰”的一声之后，随着硝烟散去，一个小碗惊现眼前。
欢呼声中，钱学森拿着小碗激动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主持这个实验的，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爆炸力学之父”的郑哲敏。这年，他36岁。
郑哲敏
01 遵父命，立志工业救国1924年，郑哲敏出生于济南，父亲郑章斐是上海“亨得利”钟表创始人之一，后来到济南设立了分号，并很快独占了济南的钟表市场。
生于战乱，童年时，郑哲敏亲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有一次，他正在街上捡子弹壳玩，不料被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对方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过来，吓得他撒腿就跑。
一个在后边追，一个没命地跑，受到惊吓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梦里总离不开刺刀、逃跑，幼小的心灵中，对侵略者，更加深恶痛绝。
八岁时，父亲郑重地对郑哲敏说：“要好好念书，学点本事。”
抗战全面爆发后，学业断断续续，郑哲敏一度害上了头痛病，时常在梦里哭，不得不办了休学。
在父亲指导下，郑哲敏开始自学，复学后，各科成绩非常优异。
在侵略者的轰炸声中，他发奋学习，只要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就会落泪，就会感受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报国思想自然而然地流淌在血液里，当老师问到他的志向时，他说：“一个是当飞行员打日本人，一个是当工程师工业救国。”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大。
入学报到时，他是乘坐飞机去的，出身富商家庭的他，第一次见到四面土墙的教室，宿舍是茅草屋，以及，教授们衣着朴素、面呈菜色。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内心坚定，刚毅卓绝。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正读大四的郑哲敏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
这一年，钱伟长留美归来到清华任教，他为四年级学生讲的第一节课是《近代力学》。生动的讲述令郑哲敏既新奇又着迷。
从此，他确定了终身奋斗的方向：力学。
大学毕业后，郑哲敏做了钱伟长的助教。
1948年，他迎来人生的转折点——在全国选拔中，他脱颖而出，成为唯一的“扶轮社奖学金”获得者，即将赴美留学。
这年8月，郑哲敏登上轮船，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应用力学。
加州理工是钱伟长和钱学森的母校，其时，钱学森在那儿当教授，已经是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到达那天，接郑哲敏的两个人中，就有后来被称为“生物力学之父”的冯元桢。从那时开始，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在学校，郑哲敏渐入佳境，仅仅一年便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他师从钱学森攻读博士。
课堂上，他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别人做不出来的难题，他却轻而易举，同学吴耀祖曾开玩笑说：“难道是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哲’有‘敏’？”
他在大洋彼岸发愤苦读，而祖国大陆已是风云变幻、政权更迭。
新中国成立后，郑哲敏经常和留学生们热烈讨论，共同展望，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祖国再见”。
在美国，虽然学业顺利，但郑哲敏的内心并不愉快。
有一次，冯元桢带他到各城市游玩，他们看到，很多饭店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
种族歧视、文化差异像鸿沟一样横亘在心里，他常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
在家信中，他明确表达了归国的想法：“在现在国内各方面需要人的时候，早些回国参加建设工作是我的责任。”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责难。
有一天，郑哲敏突然被叫到移民局，没收护照，无故扣押，是好友冯元桢及时交了保释金，他才没有被关进监狱。
1952年6月，郑哲敏获得博士学位。学业已成，他却陷入困顿，没有护照，就没有身份，既不能回国，也无法工作。
幸而，学校收留了他，靠着当助教，搞临时研究，他度过了艰难的两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郑哲敏终于得到离境许可。
回国前一天，钱学森对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一定是尖端的，哪怕是测量管道水的流动也可以做。”
几经辗转，郑哲敏取道欧洲，再经香港，几个月后，终于回到阔别近七年的祖国。
这年，他31岁。
几十年后，当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时，他想都没想就说：“这不是个问题，没有想过不回来。”
回国后，郑哲敏投奔了老师钱伟长，进入中科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工作。百废待兴，对未来，他充满信心。
几个月后，钱学森回国创建了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参与其中。
那时，钱学森对爆破特别感兴趣，在他安排下，郑哲敏开始研究爆破理论，并大胆提出了“爆破成形”的设想。
那时的情况是，“有能力、有决心，没设备、没数据”，郑哲敏于是带领团队，自制“土装备”，用“笨办法”算数据，反复验证。
1960年的一个秋日，在中科院力学所的篮球场上，郑哲敏主持了一个小型爆炸成形实验。
在一块小铁板上面放上雷管，雷管周围放好水，然后密封好。雷管是请部队的专业人员点的，此前，郑哲敏根本没有见过雷管和炸药。
所有人都在屏息围观，“砰”的一声之后，随着硝烟散去，一个小碗惊现眼前。
欢呼声中，钱学森拿着小碗激动地说：“可不要小看这个碗，将来卫星上天就靠它了！”
郑哲敏与钱学森
正值航天事业起步之时，很多特殊零部件无法制造，航天部门委托郑哲敏解决这一难题。
能为国防建设添砖加瓦，大伙儿吃着变味的大麦面和萝卜干，积极性都非常高。
1963年，在郑哲敏带领下，团队和工业部门合作，成功制造出高精度卫星火箭部件。
时机成熟了，一个新的学科应运而生，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爆炸力学”，郑哲敏成为这一学科的总负责人。
科研逐渐走上正轨，可是，史无前例的动乱来了。
因为家庭出身和留美经历，郑哲敏成了“美国特务”，研究中断，他先是被隔离审查，后来被下放湖北干校。
受运动冲击，头痛的老毛病卷土重来，发作起来，痛苦难当，郑哲敏曾一度出现幻觉。许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他呵呵一笑，说：“很多事，我已经都忘了。”
1971年，郑哲敏从干校返回力学所，继续爆炸力学的研究。科研枯燥而艰辛，但他“绝不嚼别人嚼过的馍”。
有段时间，实验基地在怀柔，郑哲敏每天带着学生坐半天的敞篷卡车前往，和学生一起睡上下铺，因为怕自己打呼噜打扰到学生，他就一直看书，等大家都睡着了才去睡。
多年努力结出硕果，他先后解决了武器落后、爆炸加工、穿破甲等一系列问题，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郑哲敏又从军工转向民用、工业等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煤矿事故频发，他就去研究瓦斯突出；潜艇上需要焊接铜板和钢板，他开创了爆炸焊接；港口大建设时，他又用爆炸方法解决了海底淤泥太深的难题。
在郑哲敏倡导下，力学的学科建设更加完善，他也因此被称为“爆炸力学之父”。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郑哲敏在爆炸力学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力学界的广泛认可，1993年，69岁的他当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而那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
郑哲敏与郭永怀
晚年时，郑哲敏依然坚持步行去上班，亲自带学生。
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开着的，谁有问题，就随时拿把椅子进来探讨。时间一长，落在办公室的椅子各式各样，他风趣地说：“这叫‘有进无出’！”
在学生眼里，他既和蔼可亲又充满活力，依稀还是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
郑哲敏的身上，还有两位钱先生的影子，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对科学的态度，对教育的重视，这些都深深影响着他。
“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很幸运。”郑哲敏很庆幸，在人生的分水岭，他选择了回国这一正确的道路。
晚年时，他曾与好友冯元桢在美国相聚，种种原因，冯元桢当年被迫留在美国，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美国生物力学之父”。
尽管成就卓越，但他依然羡慕郑哲敏，尽忠报国，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无上的荣光。
2021年8月，郑哲敏走完了跌宕起伏又辉煌灿烂的一生，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上面标注着“外出”的字样。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哲人已逝，风范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