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心理学界最轰动的闹剧 （1964）
60年前，心理学界最轰动的闹剧之一就发生在我读研究生时的那个大教室：埃德温·B.特维特迈尔（Edwin B. Twitmyer）宣布了他在心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我的课桌真真切切地就摆在那间教室里，这可真不是什么吉兆。
1904年12月29日上午，在APA第13届年会上，美国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聚集在一起交流彼此的论文。1887年，美国第一个心理学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其创建者的灵感源自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和他所带领的那些勇敢无畏的德国科学家。说他们勇敢无畏，是因为这些德国科学家致力于钻研的不过是一门关于心理状态的科学，即心理学科学。学院大厅是一座由绿色和棕色石头修建而成的维多利亚式风格的建筑，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几栋建筑的正中央，而这些建筑组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整个校园。为了宣读自己的论文，这些教授身着厚重的深色西装、白色圆领衬衫，系着黑色的领带，步履沉重地迈上12级水泥台阶，推开厚厚的双扇大门。引人注目的是，这一群人里不是只有男性的身影，下一任APA主席玛丽·W.柯尔金斯（Mary W. Calkins）也跻身其中。他们向右一拐，阔步走过层高足有5米多的走廊，最后走进了那间大教室。
讲台上坐着的是刚刚就职的APA主席威廉·詹姆斯，这是他第二次当选该协会主席。威廉是美国心理学的创始人，1875年，他在哈佛大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还同时教授生理学。威廉气场强大，令人敬畏。他身材笔挺、瘦削结实，有着一双摄人心魄的蓝眼睛，留着淡淡的花白胡须，说起话来和蔼可亲、诙谐睿智。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那部备受赞誉的1 200页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已经成为经典的教科书，而他那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意识存在吗？》（Does Consciousness Exist？）当时刚刚发表1。
威廉宣布了上午的会议议程，之后开始宣读论文。会议非常枯燥，尽管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我们宁愿透过那些快4米高的窗户向外眺望绿色的田野。R. S.伍德沃思（R. S. Woodworth）报告说，右手和左手的力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玛格丽特·沃什伯恩（Margaret Washburn）论述了“感觉”和“感知”之间的区别。雨果·明斯特贝格（Hugo Muensterberg）用某种方式把算术的真理与道德和宗教的价值观结合在了一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诊所主任莱特纳·威特默（Lightner Witmer）则做了关于猜测相似物体重量准确性的报告。每篇论文读完之后，在场的各位都会小声进行一场礼貌的讨论，时间持续10分钟左右。
观众中至少有一个人兴奋异常，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他就是31岁的特维特迈尔，他马上要宣读自己在1902年写完的博士论文。特维特迈尔认为自己掌握了学习的本质。
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伟大冒险。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大卫·休谟（David Hume）声称我们永远都无法直接观察到原因，只能观察到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关联性。例如，一枚红色的台球击中了白球，白球落袋。我们推断红球的运动导致了白球的运动，但我们只能看到时间上的关联性。这样的联想是所有学习的基石，因为对英国的经验主义者而言（休谟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心智不过是一块“白板”，上面写着经验。经验在“白板”上写的是什么呢？只有这些关联性。因此，我们所学习和所知晓的一切，都不过是无数配对的组合。
这成了科学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项目。如果科学能够在实验室中分离并测量这些关联性，那它也能客观地测量学习，并着手解开所有知识的奥秘。能够发现并知晓该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科学家，将流芳百世。
特维特迈尔坚信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当人的膝盖被橡皮锤敲击时，小腿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急速前踢反应，这被称为膝跳反射。反射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神经系统对刺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无意识的反应。特维特迈...
这一切听起来应该颇为熟悉，因为在圣彼得堡，在同一时间，出于类似的原因，作为一名消化外科医生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巴甫洛夫也在独自做着本质上相同的事情。他将节拍器的嘀嗒声与给狗喂食进行了配对，结果发现，只要发出这种嘀嗒声就能让狗分泌唾液。巴甫洛夫还通过手术给狗的唾液腺安装导管，以便精确地计算由嘀嗒声所引起的唾液滴数，而不只是去称量一些糊状的食物。1904年，因为在消化生理学方面的杰出研究，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因为发现了这种条件反射2现象而流芳百世。
埃德温·B.特维特迈尔，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他与巴甫洛夫同时发现了被称为经典条件反射的现象，但他完全被世人忽视了。
Photo courtesy of University Archiv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为什么特维特迈尔没有因为这个重要的发现而获得任何荣誉呢？一方面，特维特迈尔的论文是他在1902年自费发表的，这与巴甫洛夫有着天壤之别。当时巴甫洛夫已经蜚声全球，是一位国际大咖，可以在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的过程中最大力度地传播自己的最新发现。相比之下，特维特迈尔是一个新手，他似乎对任何带有自我推销的事情都很害羞，并竭力避免。另一方面，当时的美国心理学家关注的是意识，而反射仅仅是身体反应，被认为与物理中的力学有关，他们并没有把反射视为开启心智的钥匙。更让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威廉·詹姆斯当时又饿又无聊，而且对特维特迈尔的论文毫无兴趣3。
落魄失望当中，特维特迈尔放弃了之前的研究工作，转而关注自己妻子的专长——儿童的语言缺陷。
60年后，这件事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引以为豪的心理学系造成的创伤仍未痊愈，当弗朗西斯·W.欧文（Francis W. Irwin）教授向我们讲述特维特迈尔的故事时，我依旧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当时，欧文是20世纪唯一一场心理学变革的核心人物。从特维特迈尔所处的那个年代起，宾大的心理学系越来越沉寂，到了1955年，它仍旧“酣睡如泥”。作为久负盛名的《实验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的资深主编，欧文是仍能把握生命科学领域脉搏的教员之一。他说服了宾大的高层管理人员暗中采取行动，首要目标就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系。当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被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术权威统治着：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的领头人B. F.斯金纳（B. F. Skinner）；另一个是S. S.史蒂文斯（S. S. Stevens），他是世界顶尖的数学心理生理学家。或许你会问宾大采取了什么行动，答案马上就会揭晓了。
与此同时，6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心理学家对哈佛的学术“暴君”发起了挑战。宾大联系了这帮心理学家的政治领袖罗伯特·布什（Robert Bush），同意向他们授予教授职位。这几位心理学家全都接受了宾大开出的条件，各位很快就会在随后的章节见到这些人物。这样的事情在心理学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1958年，一个由罗伯特·布什所领导的崭新院系突然出现。在一夜之间，宾大重返心理学界的领军地位。
欧文在专题课的第一天就给我们讲述了特维特迈尔的故事。这个为期一年、每周5天的课程让人精疲力竭，每门课逐一由一位老师讲授，他们会详细讲解个人研究的内容。欧文是宾大1931届博士，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教师，他其实也认识特维特迈尔。欧文衣着简朴，身穿一套破旧的灰色西装，打着灰蓝色领带。尽管在我眼里，当时50岁以上的人都很显老，但是欧文看起来比他60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欧文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有时甚至会连吸三根烟以缓解紧张情绪，但这让刚到这里就读的20名研究生也开始紧张起来。
欧文感到紧张不是平白无故的，因为他正在向一群吹毛求疵的听众展示他40年来的有关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尽管我们很年轻，但我们很了解学习理论的最新趋势，欧文对这一点深表怀疑。尽管当时刺激-反应-强化理论在学习领域占据垄断地位，但他依然不相信。
随着这种垄断的蔓延，欧文逐渐成熟起来。为了理解行为主义为何在心理学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欧文倾其一生都在进行研究。现在，让我们再把视角切换到对此感到厌烦的威廉·詹姆斯身上吧。
威廉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联想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心理论者：联想是两种心理状态的配对，例如木制假牙让人想起不苟言笑的乔治·华盛顿。威廉认为诸如思想、图像、知识、注意力和意识等心理状态是心理学的真正主题。我可以打赌，在特维特迈尔开始发言后不久，威廉就凝视窗外，心想：这个蠢货的论文真是一派胡言，任何心智科学都不会源自低级别的身体反射。
但是威廉没有考虑到行为主义，这是一种新兴的流派，它完全摒弃了心理生活，理由是只有行为才能被精确地测量。
如果美国心理学界的人没有听到特维特迈尔的论文，而是听到了巴甫洛夫的研究报告，他们一定会兴致盎然，并产生极大的兴趣。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心理学领域人们各种不满情绪泛滥。在1904年的会议中，唯心主义盛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是受到爱因斯坦在20世纪头20年于物理学界取得的非凡成功的推动。如果两名内省者在看到特定波长的光变成蓝色、深蓝色、紫红色或深紫色的景象时有不同意见，那么在对图像和思想进行内省时，他们之间更大的分歧又会是什么呢？
行为主义是优雅的，它试图使心理学摆脱思维层面的东西，并将可测量的行为视为真正的科学所需的具体基础。一只在迷宫中团团打转的老鼠，比我们感到的黏滑感更容易被测量和复制，因为后者是一种感觉，仅停留在思维层面。1913年，约翰·B.华生（John B. Watson）在哥伦比亚大学点燃了一场革命4，他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纯粹客观的自然科学实验分支”，其目的不在于理解意识上的细微差别，而在于预测和控制行为。自我内省是毫无根据的，行为才是科学分析的正确入口。
在接下去的20年时间里，行为主义彻底扫除了内省，行为实验心理学家也纷纷成为美国心理学领域的顶级教授。心智科学已经转变为行为科学，学习理论又坐在了宝座之上。学习理论有三个基本要素：刺激、反应和强化。前两个是美国人对巴甫洛夫研究工作的一种衍生，巴甫洛夫的研究是优秀行为科学的主要范例。食物是非条件刺激，唾液分泌是食物引起的非条件反应。当节拍器与食物配对时，嘀嗒声变成了条件刺激，而作为回应的唾液分泌就是条件反应。
强化是行为主义三要素中的第三个要素，源自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的研究成果。他反复把猫放进迷笼，只要拉动一根绳子，就能打开一扇通往食物和笼外的门。猫的学习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不是靠顿悟，桑代克因此提出了效果律：找到其中玄机的“满足者”的联想能力得到加强，而那些未能有所发现的“烦恼者”的联想能力则被削弱5。
因此，除去桑代克的唯心主义，强化物是一种事件，当它以反应为条件时，增加了反应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需要假设心理满足或奖励。根据这些简单的因素，整个学习体系被搭建起来了。有一次我回到奥尔巴尼，父母问起我的专业是研究什么的，我尤为自豪地回答：“我是一名学习理论家。”
欧文也会说“我是一名学习理论家”。欧文在第一天授课时告诉我们，刺激、反应和强化都是废话。操作性行为不受盲目强化支配，而是由意识控制的，即便在老鼠身上也是如此。老鼠（当然还包括人类）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它们会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结果。我对欧文的这番质疑是相当认同的，当我后来着手研究习得性无助时，我一直在想动物可能具有认知能力。
所以，我第一次知晓心理学的一个核心前提是这个学科可以理所当然地忽略思想和意识，可以忽略所有的心智。对行为主义者而言，行为毫无疑问能够得到全方位的测量和研究，但心智则不能，所以心智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行为主义者在规避心智。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弗洛伊德用“灵魂”一词来描述他的研究方向绝非偶然。从那以后，灵魂被草草地错译为“心灵”，这根本不是弗洛伊德的本意。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心灵只不过是卡布奇诺咖啡的泡沫，而弗洛伊德对这并不感兴趣。弗洛伊德追求的是“浓缩咖啡”，那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在激荡，是它驱动着意识的扭曲。
这些对认知的激进否认导致了盲点：意识并不归属于因果关系，想象没有作用，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当我进入研究生院时，我无法阐明这些盲点，但与1964年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了以下事实。
· 有意识的想法会强烈地影响情绪：无助的想法会导致被动；想到某种缺失就会引起悲伤；冒犯的想法会引起愤怒；对更美好未来的憧憬能让人产生希望；没有思想的行为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 我们会对未来的不同设想进行评估，并从中甄选。不管怎么努力，我们都无法摆脱自由意志。只研究过去（记忆）和现在（感知）而不考虑未来的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 只研究负面情绪的科学是远远不够的。
在接下来的50年里，我自己的故事大多都是关于如何努力探索出一门与这些真理相契合的科学心理学。
尽管我的研究生同学大多是下一代行为主义的精英，但其中有一位与我同样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就是史蒂夫·梅尔。
在宾大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就碰上了，当时我们站在心理学系的接待处，等着早已经疲惫不堪的系行政负责人把课程表给我们。梅尔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高中毕业于布朗克斯科学学校（Bronx Science），那可是一所传奇般的高中，聚集了纽约最聪明的孩子。我们的交谈还没有超过三分钟，梅尔就告诉我，他在高中时就靠分析数据来赚钱，这让我惊讶无比。梅尔想让我知道他是一名坚强的纽约街头硬汉。当梅尔表明一个观点时，他总是言简意赅，倾向于重复同样的话来强调重点。我们谈到了学习理论，梅尔笑个不停，和我一同探讨传统思维的弊端。在足足等了30分钟后，我说道：“咱们合作吧。”
“当然。”梅尔毫不犹豫便回应了我。就这样，梅尔和我成了挚友和合作伙伴。40年之后，梅尔取得了我认为是情感神经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希望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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