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杨朔的散文《樱花雨》，习惯每天读报的毛泽东在看完之后，随即提笔在标题旁边批示：“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这条批示很快传到中央文艺领导机构上下部门。一时间，《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大报名刊，连续发表评论杨朔的文章，学校教科书也开始收录杨朔的散文。杨朔的《蓬莱仙境》《海市》《泰山极顶》《荔枝蜜》《茶花赋》《 雪浪花》等作品脍炙人口，他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一般人都知道杨朔在延安、华北和解放后的经历，而对他早年从老家山东到哈尔滨“闯关东”的经历了解甚少。在哈尔滨期间，我和杨朔曾有一段亲密的交往，当时他的名字叫杨莹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近党内同志，走上了新文学创作道路。
一次见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和杨朔在哈尔滨最初结识，要感谢大学教授李仲子。他是中东铁路局的秘书，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兼职教书，杨朔是他的学生。
当时我在哈尔滨《东三省商报》当编辑，《东三省商报》是对开４版的日报，其中有一个版面是副刊。原来没有刊名，我负责编辑后起了一个刊名叫“原野”，意思是万木争春，百花齐放。
由于我将副刊原来连载李教授的文言体《诗话》停载了（原因是这类稿件读者面太小），1932年4月的一天，我在编辑部接到李教授的质问电话，随后他的一个学生来和我面谈。
这个学生有20岁左右的样子，白净净的长脸，明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细高的身材，头戴一顶台湾草草帽，上身穿件白绸子长衫，下身穿条散腿裤，脚上一双皮鞋又黑又亮。看他的外貌，像是一位阔人家的公子哥。
我当时26岁，不习惯见面与人握手，就请他坐在木椅上。我所在的编辑室面积不大，是用砖墙隔成的房间，室内只有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张大木床。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扫视着屋内。
我问他：“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贵姓，台甫怎么称呼？”“我叫杨莹叔，您不认识我，我在道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见过您几次，前任陈编辑也对我讲过您。”他谈起话来很洒脱，带着山东口音。
他毕业于烟台惠文中学，1927年随舅舅来到哈尔滨，在英商太古洋行当办事员。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学校学英语，每周去3个晚上。后来又在哈尔滨法政大学读夜校，选修古典文学。李仲子教语文课，因都爱写文章于是他们彼此熟稔起来。
这次李教授让他来，是希望副刊能把连载的《诗话》继续刊载完。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于是把报社的实际情况告诉他：“商报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支出。读者大多是经商的，极少数是机关和学校的人。多数读者对文言文和诗话不感兴趣，副刊主要是些通俗的文章，才适合大多数读者口味。我原来也给这个副刊写稿，都是用白话文。”
他听后说：“以前我来过几次，陈编辑没有对我讲过这些，我对商报的经营和读者情况都不了解，只注意稿件发表的情况，李教授对这些更是不了解。回去后我会将您的意思如实转告给他。”
我见他很善解人意，就把李教授的一些文稿找出来让他带回。这些稿子我都认真看过，确实言简意赅，字斟句酌。凡读过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一定都喜欢看。当时，能看懂这样文章的读者实在太少。
当时，把稿子交给他我也于心不忍，就对他说：“今后，李教授多写些白话文的稿子，副刊还是很需要的。你也可以写一些啊！”他客气地站起身，双手接过稿子，很慎重地卷成一卷向我告辞，我一直将他送到编辑室外的楼梯口。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小饭馆，推心置腹畅谈
过了几天，杨朔送来李仲子用白话文写的一篇悼念他女儿的文章。他女儿自由恋爱，后被抛弃，失恋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忧郁成疾而亡。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将一位痛失爱女的父亲的哀苦表达得淋漓尽致。因此，在“原野”副刊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很多读者给作者写来的慰问信。
杨朔在他休假的日子常来报社，我们除了交谈文章，还常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到公园散步，到松花江去划船、游泳。我们下小饭馆，吃得很简单。他爱吃煎饼、小米粥、白菜、豆腐。 那天，他边吃边对我说：“在我没有找到工作时常吃不饱，心里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还能吃几顿饭。有了职业后，虽然钱多了，但总难忘记过去的日子。”
我对他讲起刚来哈尔滨时和萧军住在小客栈，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听后很感慨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他虽然这样说，但我对他平时身上的草帽、革履、绸衫、绸裤这副穿戴大惑不解，便说：“我们在这样的饭馆吃几次了，你看这里的人都是满身褴褛的平民，只有你穿戴像个阔人。”
他苦笑着说：“这也是我的苦衷。我在洋行里工作，一般人都穿西装，讲外语。我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和尊严，不穿西装只穿这身服装，让他们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对他的民族气节从心里尊重。有一天，我和他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当向杯里放白方块砂糖时，我问他这是不是太古洋行的商品，他说：“是的，但不是英国产的。是英国殖民地的产品，由英商贩运来的。我在洋行里工作，许多人认为我是给外国人办事，其实我是在谋生。”
在我们离开咖啡馆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看看。他的住处是在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一个有三间瓦房的小院子里。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他住在东边的一间，对面的一间是他的带家眷的同事住的。杨朔的房间比我住的编辑室大，室内有一张铁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墙角有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橱。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在他的书橱里，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我注意看到中文线装书有《李太白全集》《杜诗镜诠》《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还有《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春水》、庐隐的《海滨故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还有一些英文书和日文书。
他说，这些书多半是李教授借给他或送给他的，只有几本是自己买的。他还说想学日语，我刚好在日本人办的专科学校学过日语，便说：“这样好吧，我教你日语，你教我英语。”由此，我俩开始在学习外语上互为师生。
在大雪天，高唱“国际歌”
1932年秋，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一夜之间，哈尔滨沿江的堤坝被漫，道里和道外低洼的地方都被水淹没，很多人在水中挣扎、求救，大片的房屋倒塌、淹没。部分受灾难民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
我所在的《东三省商报》报社的大楼，被水淹了半截，报纸被迫停刊，人员都搬到道里。我搬到离杨朔住处不远的二道街德商西门子经理的家里，此后与他更加经常往来。
过了几天，报社租了房子和印刷厂，出了一份晚报。但晚报没有副刊，为报道水灾的情况，开了一个专栏，叫“水国见闻”。我和杨朔到道外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过，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水国吟》，我发表在副刊上。后来，我俩又一起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难民聚集的地方采访，由他执笔写了一篇散文，我发表在当时党地下发行的报纸《工人事业》上，散发给难民看，许多人看后都感动得留下眼泪。
在洪水退去后，报社的人员都搬回来照常上班。有一天，党内的同志金伯阳从沈阳回来，把一个箱子寄存到我的住处。当他把箱子搬上楼时，我和杨朔正在屋里谈话。
杨朔走后，金伯阳警惕地问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说：“他就是在《工人事业》报上写过难民痛苦生活的那位青年人。”伯阳这才放了心。这次，伯阳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进入苏区，满洲省委由沈阳搬到哈尔滨，共产国际在海参崴成立了一个太平洋秘书处，直接指导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革命运动。最近满洲省委要在哈尔滨开一个会，有的同志要到这里住宿。
金伯阳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介绍认识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他对我很信任，临走时让我保管好箱子，并建议说对杨朔要注意培养，多一个同志多一份力量。我感到他第一次见到杨朔就有信任感，心里非常高兴。但当时的情况，我是不能对杨朔讲出来的。
过了几个月，我离开商报到《国际协报》去当副刊编辑，搬到道里一家波兰人开设的名叫瓦尔沙瓦的小旅馆住，杨朔和我也常见面。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到这个小旅馆聚会，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吴健（化名老吴）住在我的对面屋，他教我唱《国际歌》，杨朔也和我一起学会了这首歌曲。记得那年在一场大雪之后，我和杨朔到松花江边看雪景，我们对着白茫茫的大地，高声唱起这首歌，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唱完后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
1933年春天，金伯阳和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杨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
金伯阳是大连人，那时的公开姓名叫杨扑夫。在哈尔滨有一位党内的河南人，身材魁梧，也姓杨。为了将两人区别，称伯阳为北杨，称另一位为南杨。南杨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杨靖宇，当时在哈尔滨是党内的负责人。这些同志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有一天早上，伯阳到国际协报社找我。他说给我介绍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教我学习革命理论，到公园去接头。我跟着伯阳来到离报社不远的公园，在喷水池旁的一棵树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看样子年纪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子，身穿西式长衫，脚穿一双高跟皮鞋。她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手提包，对着里面的镜子，正在用手抿着鬓发。见我们来到跟前，立即合上小提包站了起来。她的身材不高，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伯阳对我说“这是李大姐”，对她说“这是林编辑”。当时，我的笔名是林郎。坐下后，她见我比她长得高大，就问道：“咱俩谁年龄大？”我说：“我27岁。”她听后笑了说：“我刚好比你大一岁，还称得上你大姐。”
听她的口音是四川味，我刚想说话，伯阳见林荫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就机警地站起来说：“我们走着谈吧。”来的人是杨朔，伯阳便和她走开了。杨朔意外地见到我，小声地告诉说：“公园里有人散发抗日传单，那边来了很多日本人和警察。”我看他的神色有些紧张，便和他一起离开公园。那天，伯阳介绍的李大姐化名李洁，原名叫李一超，四川人，她就是日后牺牲的女英雄赵一曼。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到杨朔的住处。他给我看了一幅金剑啸画的《松江风雪图》，是他在画展上买的。他对这幅画很欣赏，画面上是风雪满天的松花江，有一个系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扬鞭打马，奔驰向前。他当时对金剑啸不太熟悉，其实金剑啸也是党内同志，从上海来到哈尔滨，从事抗日宣传。杨朔仅知道金剑啸是位艺术家，画画、写诗，我不便告诉党内情况，只是说我们关系很好。
1933年，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这在哈尔滨是第一次，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因此社会震动很大。杨朔急着要去看看，当我们赶到时罢工结束了。杨朔说：“中国人不怕日本人，这是一次反抗斗争。”我心里想，这一定是党内同志领导的，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我和杨朔来到瓦尔沙瓦小旅社，听主人说老吴和金伯阳在头一天就搬走了，心里才踏实了。
当时，哈尔滨当局禁止报道工人罢工的消息，后来，我在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上，看到了有关这次罢工的文章。
在太阳岛，他面对日军巡逻船击水横游
这年夏天，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杨朔兴致勃勃来到报社邀我到太阳岛游泳。我们来到江边租了一条船，当我们离开江边不远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颠簸，我担心小船会被浪颠翻，十分惊慌，但杨朔非常镇定自若，我便也不再担心，两手紧紧把着船边随船起伏。不多时风平浪静了，小船也平稳了。
我们很快穿过江面，来到江中的太阳岛上。寄存了划船后，来到一家更衣室里，换上自带的浴衣，就跳进太阳岛畔的大江游起泳来。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我们游到江心时，从下游驶来一艘鸣响着刺耳汽笛的日军巡逻船。平静的江面立时被冲起波浪，许多划船和游泳的人，急急忙忙躲向江岸。有的人站在小船上，有的人立在水边上，有的人上了岸惊奇地张望。这时我用力地向岸边游，杨朔却若无其事地仍在江心游着。在巡逻艇要经过他身边时，他竟在艇前不到20米的地方横游过来，我真为他担心。在他游到我身边时，我忍不住说：“你太冒险了！这些日本人会向你开枪的。”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敢！”
我们游到岸边水浅的地方，走上了太阳岛。杨朔俯卧在岛上的沙滩上，我坐在他的身边谈论着刚才的事。正谈着，一些在沙滩上穿着浴衣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儿，忽然发出惊吓的喊声。我们循喊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军的巡逻兵骑着马奔驰而来。人们在急忙躲闪，沙土在马蹄下飞扬，日本兵在马背上狞笑。我和杨朔没有移动，这支马队竟然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马蹄溅起的沙土落在我们的身上。当日本巡逻队走远时，很多中国人骂起来，有的怒目而视。
事后，我和杨朔在太阳岛上散步。谈到未来，他对我说：“一想自己独身在外，前途未卜，尤其是国难当头，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很爱古代的诗文，常常陶醉其中。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很苦恼，有时心中的恨像是一团燃烧的火，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愤。”
和杨朔相识有一年多了，我从没见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怀。我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祖国和民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甘当亡国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有几位朋友很有志向，常在一起交往，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在太阳西斜、暮色苍茫的时候，我们乘上来时的小船，划向江南岸。
跟党员学日语，
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哈尔滨的秋天比长春、沈阳似乎都来得早，气温降得也快。有一天我和杨朔在一起，金伯阳来找我。杨朔知道我们有事就先走了。
金伯阳是从乡下刚回来，他给我讲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并说要留在市内住些时间，让我帮他找件事做，好掩护身份。我突然想起杨朔跟我学日语，伯阳从小就学过日语，就让他接替我教杨朔日语，当家庭教师。对这主意，伯阳开始觉得不太适当，但一时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去找杨朔谈了这事，他很高兴说：“我看他和你交往很深，这人很豪爽、热情，我愿意跟他学日语，也愿意和他交个朋友。”从这以后，杨朔不仅和伯阳在学习上成了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年的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送我到苏联去学习。因为是党内的秘密行动，我没有向报社辞职，也没有向朋友告别。当时只是通知我的人和带我过边境的交通员，知道我的去向和离开时间。在我突然走后，哈尔滨的朋友和认识我的人，有的认为我被捕失踪了，有的认为我下乡参加抗日游击队去了。
1935年秋，我秘密回到哈尔滨。当时，我的朋友萧军、萧红、舒群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都先后离开了哈尔滨，去了青岛。回来后，我先见到了过去常在报纸上发表俄文翻译作品的金人，他告诉我杨朔还在洋行工作，并住在原处。一天夜里，我突然来到杨朔的住处，他见到我惊呆了，马上把我紧紧地抱住，热泪盈眶地说：“真没有想到你还能活着，我把祭文和追悼文章都写过了！”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回来时组织分配我到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当一名侦察员，主要在东三省地区工作，为了安全，不准暴露身份和任何活动内容。杨朔一再问我到哪去了，回来要干啥，我都没肯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很是内疚和难过。
那天晚上，我和杨朔彻夜未眠。他说金伯阳教日语很认真很好，讲了很多反满抗日的道理，也讲了他在大连的往事，后来金伯阳离开哈尔滨到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和杨朔告别。我说有件急事要到长春去办，他可能猜想到我的身份和活动，就很认真地告诉我，有急事可以到长春大同日报社找他的弟弟杨毓玑，并告诉了我他另一位朋友孙梅陵的地址，我心里非常感动。
怎么也没曾想到，这次我和杨朔的分别，竟是人生的诀别！1936年春，我离开了东北到了新疆，待我40多年后再寻访杨朔时，他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身亡。我在悲恸中思念杨朔，心中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尚何言哉！
责任编辑 李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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