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庆阳
《世说新语》载：“谢太傅道安北：‘见之乃不使人厌，然出户去不复使人思。’”谢安认为王坦之这个人，见到了并不使人生厌，但他走后也不会让人思念。黄庭坚《自论书》有句“优孟抵掌谈说，乃是孙叔敖？”意为扮演孙叔敖的优孟就能是孙叔敖了吗？如果以这两个故事来喻比书法的学习，可以让人明白：一是书法纵是写得让人赏心悦目，但如果没有个性，也难以在书坛立得住脚、在书法史上留名；二是书法的临古，即使形神皆似，如果不能进行创变，也不能算成功。故此，言先生在《心神宁静的世界》一文中强调：
艺术的含义在于其创作的个性化，深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基于艺术家深刻的精神性。（《抱云堂艺评》）
有个性才有创造性，艺术个性是艺术创新的基点，一切艺术创作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作者的个性。已故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对自己的艺术“底线”要求是“个性”甚至“豪横”，大意是“我若是和别人一样，我就可以去死了！”可见，“个性”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也是每个艺术家终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梁启超说：“美术有一种要素，就是表现个性。个性的表现，各种美术都可以，即如图画、雕刻、建筑，无不有个性存乎中。”那么，个性的表达在书法艺术上尤其突出。在中国书法史上，自唐开始，个性化开始为书家所注意，如李邕认为“似我者欲俗,学我者死。”张怀瓘也认为“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材，书亦如然。”释亚栖更是认为“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为书家之大要。”这些都是强调书法个性化的问题。至宋代，个性化书风已形成时代共识，如苏轼的“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米芾的“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这些尚意书家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并在博古的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的书法实践。诚如言先生所指出“个性即是创新”，并进一步阐释：“艺术不在于新与旧，而在于美与丑。新而不美，装腔作势，趋附时俗，何谈创新？我们常说‘濯古来新’，必须由传统入，自传统出，厚积薄发，才能化古为新。”（《抱云堂艺评》）南宋以降，科举考试逐渐趋于完备，乌黑、方正、光洁、等大的“馆阁体”成为科考的必用书法，这种“千人一面”“整齐如珠算”的字体无疑束缚了书法的个性化发展。至晚明后期，由于受到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书坛出现了众多个性强烈的面貌，如徐渭、王铎、董其昌等人的书法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书法形式美方面均有可贵的探索和成就，闪烁着时代的光泽。但在这个讲究个性的时代，人人都想有个性，不免走到浮躁虚伪、急于求成的路上去。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指出：“明朝人写字几乎人人都要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貌，其结果则出现了无数不自然的怪癖小气的路数。”可以说，中国书法史是在书法风格的不断创变中演进的，它既是一部共性史，又是一部个性史。
前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在《普通心理学》一书中认为“个性最突出的方面之一就是他的个别性。所谓个别性就是人的心理特点的独特的结合，其中包括性格、气质、心理过程进行的特点、主导的情感和活动动机的总和以及形成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别性”，在秉性、情操、思想、素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性。“书如其人”“写字者，写志也”“书，心画也”等，无不说明书法是高度个性化的艺术，那么，书者的个别性影响着书法作品的个性化。如梁启超所言：“放荡的人，说话放荡，写字亦放荡，拘谨的人，说话拘谨，写字亦拘谨。一点不能做作，不能勉强。”刘熙载《书概》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刘氏认为书者的首要任务是“理性情”，实则是强调了书法创作中主体（书者性情）对客体（笔墨）的决定作用。书法中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审美以及技能的书法家，客体是指书者从事创作的空间环境、社会环境、工具材料、创作对象等。二者是相互对待、相互依存，共融共生、相互沟通的。孙过庭在《书谱》中对主、客体关系有过精彩的描述：“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当然，书法个性化体现的不只是书家的个别性，还有其精神的独立性和文化品质的个性。
南朝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此精辟之论强调了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化，凡个性化就要异古殊今，独树一帜。这种个性是由重温经典、继承传统、借今古相接而来。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但任何个性都离不开共性的制约和作用。个性即创新，共性即传承。于学书者而言，要先“入群”再“离群”，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进行通变，取他神为我神，由共性到个性，形成自我的书风。这样的转变既具有自我的主动意识，又顺乎自然，从而达到作品个性是对书者个性的主动把握与重新塑造。南朝书家张融说：“不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可以说张融是善学二王的，他是在学习二王的精神、法度，而不是徒摹其形式，留有二王的影子。他能够善于继承传统，并融会贯通，化古为己，更加突出人的个性和独创性，深化了魏晋书法精神的深层意义。这与当下那些学古囿于古、学师只求形似的书者而言，不无借鉴意义。书家钱君匋在书法创作上就比较注重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个性，他说：“我觉得书法是一种发展个性的艺术，它以技艺为本，而表情达性为上。书法是人格的体现，人品不高，书内求书，不如书外求之；人品高，艺品也会随之升华。”只有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打造出来的个性，才能立得稳、站得住。
纵观当今书坛，展览越来越多，但总体缺乏新意，风格趋于单一，有专家对此坦言：“数量越来越多，而辨识度却越来越低了。”学书者越来越多，然却越来越没有个性。面对这种一炉同铸一型的境况，言先生在十六年前就呼吁：“新世纪的社会心理是向往新奇，张扬个性。当今书坛是写意、写心、写个性、写我神的时代。”（《抱云堂艺评》）这与沈鹏先生所倡导的“宏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不谋而合。缺少个性的书坛，却在一味地以形式制作出新，实在是拿任性当个性。言先生在《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从“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谈起》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当下问题是将气韵与形式对立，注重点画技巧，忽视气息流韵。或形式夸张过度，或太过于追求笔墨的浅薄趣味而将艺术境界降格。本次展览中有个别作品重张扬，失纯净，一味追求个性风格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品格，以致书格熟俗，气象平弱。
有个别作品片面炫技，学古浮面，取法浅薄，“创新”只是表面的视觉效果。从字法到布白，只求个性风格的凸显，现代意识的张扬，形制夸张而忽视内质；或在某一古代书家风格的基础上将小字笔法 放大为大字范式，致使线条僵直无波伏起讫，用墨凝重无虚实照应，作品风韵不足，缺乏生气与活力。（《抱云堂艺评》）
书法要有个性，可怎样寻求个性？言先生继而开除了良方妙药：
我以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创变必须将传统的特点、时代的特质和个性的特色有机融合，以中国传统哲学思辨合理地求 证书法艺术向内、重和、尚简、贵神的审美特征。（《抱云堂艺评》）
郑思肖《画菊》诗云：“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从这首诗赞颂菊花不俗、不艳、不媚、不屈的诗歌意境中，我们亦可领悟到书法个性化的审美追求要建立在不盲从、不从俗、不重复的基础之上。
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会长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会长。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青铜器博物院顾问。
编辑：周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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