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用垂死的力量攥住曙光
读《金陵十三钗》有感
文/霍雅楠
严歌苓在文中说：“垂死的力量是生命所有力量之最，之总和。”彼时暮色笼罩着窗外枯败的梧桐树，我收起手中的书，一股不可名状却又不屈不挠的能量在意识中强烈冲撞。恍惚中，我看到尸骸蔽野，血流成河，我嗅到香脂红粉，腥甜血液，我听到死亡说：用力攥住它，这曙光！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并对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展开了长久而大规模惨无人道的屠杀。威尔逊教堂里困着十三个唱诗班的女学生和没能到达安全区的十三个妓女，为了满足侵略者对女孩子们残暴的欲望，十三个妓女牺牲了自己，保全了十三个少女。小说从侧面切入，通过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角色塑造，将末日南京一个小教堂里的故事娓娓道来，同时将日军凶暴残酷野兽般的本性刻画无疑。一座陷落的城池溺死在比夜色更黑的绝望中，我们看到，存在着这般力量微薄的个体，用垂死的力量攥住曙光，击碎黑暗，拧出了圣洁的血来。
几年前，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观众议论纷纷，有声音说为妓女立传是价值观念的颠覆，也有声音质疑故事本身的可信度，认为情节故作玄虚。看罢影片，心内无过多褒贬之声，只是产生这般思考，为何国难当前，幼兔般无助无辜如这十三个少女，本该得到整个民族的庇护，最终却是靠着一个外国人和十三个风尘女子的牺牲而得以脱险。时隔几年后读罢原著，内心的困惑得以消解，我想这是作者对民族尊严沦丧最冷冰冰的诠释。
严歌苓站在战争的边缘，将小说中的人物将整个中华民族将人类的信仰相继推入垂死之地，再看着他们一一置之死地而重生，看他们浴火镀金，最后攥住曙光的手腕。
被变卖为奴，命比纸薄又遭人唾弃的十四个风尘女子，用垂死的力量攥住了曙光。
当侵略者在南京展开大屠杀之时，神甫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打破自己的中立立场，收留了无处可躲的十四个妓女。在与女学生的相处中，她们遭受了冷眼、咒骂、鄙夷，但在最后的生死关头，她们在玉墨的带领下牺牲了自己，保全了十三个少女。对于十四个妓女来说，精神和肉体都早已在一场漫长的漂泊中奄奄一息，苦海回头无岸，劫成碧海难奔。她们求生，却也知恩，她们破罐破摔，亦重情重义。不公的审判来临，她们顶多算作运命的定数，扑在刀刃上的时候，尖刻的也是自己的人生。
神甫对战争局势的误解使得自己错过带女孩们及时撤退的时机，文中说这一次致命的错过，注定需要一场巨大的牺牲来更正。十四个妓女应命运之声而来，成全了这场牺牲。
法比在与玉墨唯一一次的彼此倾诉中，看到玉墨一生中错过了无数成为女教师、女秘书、少奶奶等良家妇女的可能性，而她因着错过了这千万个可能性而格外动人。
妓女和学生，肮脏与纯洁，算来不过是一场错过，最有力而无情的大不过与命运失之交臂。妓女们接受宿命的不公，做女学生们的垫背，彼时，温顺的沉默化作圣洁的血液，得到永远的洗涤与重生。
在十三个妓女梳妆成学生某样走向日军时，文中有这样的描写：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这是我想象的，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因此就加上了梦的美化。
命运给人的总不一样，偏偏她们的梦需要真真切切的血腥和耻辱来铸，但就是那一刻，生命中所有的错过都凝为圣洁的光注入她们的灵魂与肉体，垂死的力量攥住了曙光，逆转了命运。
遭受无视的信仰用垂死的力量攥住了曙光。
故事发生在教堂里，本身就是残暴侵略与良善信仰的博弈。日军侵入教堂，文中这样描写：“神甫似乎等的就是这一刻，要亲自看看，在他的感召力面前有没有不被征服的心灵，有没有不回归的人性。”事实证明给予神甫的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些暴虐者的眼中，不存在禁地。
神甫的衣袍被侵略者的尖刀刺破，文中描写：鹅绒袍子胸口上的长长刀伤使袍子的里子露出来，那是深红的里子，创面一样。深红的里子，是人性流淌出的殷红血液，是信仰、宗教、良善正义被刺伤流出的绝望与不解。
战争与暴虐的人性伤害着神甫的优雅高贵与良善无私。坚守着他的人道主义，在战乱中，神甫不断地打破自己的中立位置，接受妓女、接受伤员、接受中国军人进入教堂，而最后，接受牺牲十三个妓女保全十三个少女达到了他打破中立的巅峰，生命的平等在这血腥的时刻，遭受到最大的质疑。信仰与正义不断遭到无视与挑衅，世界露出丑陋的伤口。
作者让我们以为信仰已死，但转身一看，照亮人性的光一直都在。当豆蔻死心塌地照顾重伤的小兵为了他的一个心愿搭上性命，当少校戴涛铁骨铮铮迎着刺刀，当李全有垂死之际紧紧掐着日本少佐的脖子，当神甫因为担忧孩子们的安危过度衰老，当法比奋不顾身保全孩子和女人们，当十三个女人为孩子们踏上不归路，我们看到信仰乘着夜色飞行，在暗夜里找寻人性，我们看到它站在十字架的顶端，迎风展开身后黑天鹅绒的披风，俯瞰着沉沉夜幕笼罩下的一切，我们看到，信仰攥住了曙光。
遭受到惨痛打击的中华民族，用垂死的力量攥住了曙光。
故事从唱诗班的一个女学生孟书娟的角度展开，南京失陷的这一天，她迎来了人生中的初潮。文中描写：我的姨妈孟书娟就是在这个清晨结束了她浑沌的女童时代，她两腿被裆间塞的一块毛巾隔开了距离；她就是迈着这样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外面。
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在被炮火击醒之前实质上活生生是个拒绝长大的女童，势单力薄，但思想封建而顽固不化，自命清高且排外狭隘，恰恰如同十三四岁的少女，活在自己巴掌大的贫瘠天空里娇蛮任性。
小说站在少女的角度，清清楚楚袒露出民族的软弱保守与不自知。十几岁的少女在侵略者眼中含苞待放充满诱惑，其实是双关了中华民族这片未经开发的处女之地，地大物博，满地金银，最重要的是势单力薄可被吞掉享用。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此刻的孟书娟只知是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经血；她朦胧懂得由此她成了引发各种邪恶事物的肉体，并且这肉体不加区分地为一切妖邪提供沃土与温床，任他们植根发芽，结出后果。这是面临灾难的少女的耻辱，但更是被践踏的民族的耻辱。
少女在经血中结束了自己的女童时代，迈着不甚雅致的步子走到了外面，而中华民族何尝不是在残酷的血腥占有中，结束它的封闭蒙昧的女童时代。
小说将最绝望的一面展露给我们，同时把另一面留给了未来。故事的最后少女们最终脱险，正是作者心内有这般坚定信念：民族崛起！纵然是炮火轰开了闭塞的闺门，但只要有不失信念与正义的个体存在，只要不同种族所共同坚守的人性存在，整个民族就能用这垂死的力量攥住复兴的曙光，亭亭而立于世界。
小说以最惨痛的笔触写下的，不只是战争，不只是中国人的绝望与尊严，也不只是十几个风尘女子的史诗，更不只是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以为小说给予了这样一种可能：万劫不复之地尚余光亮，要用垂死的力量攥住它。
随着故事的发展，神甫对日本人的认知在发生着变化。最初估计战争局势时，神甫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多礼，最温和的人，他们不允许花园里有一根无秩序的树枝。”行至文末，当侵略者戴着虚伪的面具做出蛮夷都唾弃的恶事时，神甫想，这个民族真是繁文缛节地多礼啊。当礼节不再是对生活与生命的重视与珍惜，沦为变态畸形、文质彬彬的残忍暴虐，此时它反而会成为一种极致反面的行为，反应出人性的虚伪与扭曲。小说通过神甫的思想，给出日本人期望，一个不允许花园里有一根无秩序的树枝的民族，怎么会允许这样惨无人道的残杀发生？这不是作者对日本人的宽恕，最多是对他们的期望，作者怀有这般信念，真正奔着黑暗而去，处于垂死之地的是侵略者，而属于他们的曙光，也同样没有放弃他们，残忍也许并非他们的本性，种是可以种植变异的。
小说的主角之一，法比·阿多那多正是身上植着中华民族种的美国人。文章中的法比经历了这样的种族认知。最初，法比在神甫走向他的时候意识到，他十七岁的生命是那么孤独，他永远不可能是个中国人。而在一群美国亲戚面前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当看到中国人的懦弱自私贪生畏死时，法比·阿多那多从来没像此刻一样感觉自己纯粹地美国，如此不含糊地和中国人拉开距离。但是在和神甫争辩时，他觉得自己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男人，那么排外，甚至有些封建，企图阻止任何外国男人欺负自己种族的女人。显然这种排外是出于保护他人的褒义词。最后，法比想，阿婆在他心灵中种下了多愁善感的种，是啊，种是可以被种植的，种也会变异。
行文至此，我脑海中的困惑随之散去，一个外国人尚且可以植上我们民族的重情重义，无惧无畏，一个外国人也愿意舍身护着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我们为何不可？这是作者的拷问，也是作者对人性持有的信念，作者相信，人世间的善与美一直都在，只要我们用垂死的力量攥住曙光。
最后，当我回过头整理自己的思绪，我发现，小说想要表达的本意其实比我想象中站得还要更高。
简短的故事中，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齐齐聚在这个小小的教堂里，而有一束光一直交织穿梭于空气之中与人们此应彼和，它不偏心，它向每个人都伸出了双手，给予他们重生。有些人攥住了它的手，比如神甫、法比、少校戴涛、小兵王浦生、李全有，比如浴血的十几个妓女，比如学会解放自己的少女们，但显然有些人没有做到，比如暴虐的日本兵、日军少佐，比如儒雅的汉奸。但那曙光一直到在，只要你肯转过身攥住它的手。
文末，作者丢给我们一个问题，赵玉墨为什么要整容。法比说：“也许赵玉墨只有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我想，浴火重生的人，终归要有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