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自公元前202年，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结束之后，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而后又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使得西汉社会前期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稳定繁荣。但不知为何，到了西汉后期，却时常会出现一些群体性的社会恐慌事件，影响深远，致使西汉社会从上到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不过若是究其原因的话，还要从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开始说起。
汉高祖刘邦漫画插图
西汉社会前期是如何繁荣起来的？要说西汉社会前期的繁荣，其实也不是自西汉建朝伊始就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汉高祖刘邦以及之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几代人的努力，这才使得西汉社会从初期的一贫如洗逐渐步入到了“小康社会”。
就好比汉高祖刘邦刚刚建立西汉政权那会，“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的都是一股子“破败萧条”的气息。——《史记·平淮书》
但是汉高祖刘邦聪明啊，他深刻意识到了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
无非就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选择改革，而是依旧坚持选择了“商鞅变法”之时所提出的那一套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政”治国之道。摒弃了治国之道上的“道德标准”建设，单纯的以法治国，即“法家思想”学说中的那一套“严刑峻法”统治体系。——《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也就间接的导致百姓对“道德标准”方面的考量失衡，从而对秦朝政权没有归属感，感受不到“家的味道”，说白了就是秦始皇“不得民心”。
秦始皇与他的大军剧照示意插图
同时，秦始皇在大力发展军事、开疆拓土之余，又大兴土木，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诸如“秦始皇陵”、“阿房宫”等大型建筑群，故而对经济的需求也就愈加旺盛。
但是封建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不说，国家的经济又主要来自于“百姓”，所以，这一系列的额外经济负担，最终也就只能转嫁到无辜的“百姓”身上，各种苛捐杂税那是轮番上阵，使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最终忍无可忍之下，也就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因此，有了这个惨痛的“前车之鉴”，汉高祖刘邦自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明令废止秦始皇时期的那一套“严刑峻法”统治体系，重新选择了道家“黄老之术”中的“以德化民”的“无为而治”思想体系。——《道德经》
西汉宰相萧何画像插图
同时又着令西汉宰相“萧何”重修律法，编撰《九章律》，“除参夷，连坐之罪”，赫然是以道家“黄老思想”来弥补“法家思想”的不足，与民休息，以道德教化为主，法治为辅，借以达到减轻百姓负担的目的。——《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四·刑考三》
但显然光是这些肯定是不够的，毕竟无论是“黄老思想”，还是“减轻刑罚”，都只能说是被动上的一种改革，普通的老百姓显然是感受不到明显变化的，所以，为了能够切身实地的实现“为百姓谋福利”的初衷。
汉高祖又在赋税上“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尽可能的去为百姓减轻赋税压力，增加百姓的额外收入，从而加速西汉政权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
直到后来，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执政时期，更是励精图治，严格恪守汉高祖刘邦“休养生息”的初衷，“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的盛世场景也就因此而出现，——《史记·平淮书》
董仲舒画像插图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西汉社会前期如此繁荣，为何到了后期却会频繁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事件”呢？
- 就像笔者曾在序言中所提到的，这就要从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开始说起了。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用“儒家思想”全面取代了西汉前期“道家学说”的统治地位。——《武帝纪赞》
但是大家想啊，原本“黄老之术”中的“无为而治”思想推行的好好的，你这贸贸然就要改革，那势必就会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当然就会有人不愿意了。
就像此前于公元前139年，“ 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蚡免。”，顾名思义，这“赵绾”乃是一个坚定的儒家学说推崇者，可是一上任御史大夫就像汉武帝刘彻提议政治改革，褒扬儒家，贬斥道家，甚至还建议汉武帝别向窦太后奏事。——《汉书·武帝纪》
窦太后剧照插图
大家说支持旧制“无为而治”思想的窦太后能愿意吗？自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大怒之下就治了赵绾及相关推崇儒家学说的官员的罪。
故而到了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刘彻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理论之余，又适时聪明的提出了另外一个思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灾异思想”。——《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毕竟，由于封建时期的科技水平落后，百姓往往都无法科学的解释一些自然灾害或者是所谓的“天降异象”现象，所以自然而然也就把这些奇异的现象就都归结到了“神仙鬼怪”上面。
汉武帝刘彻剧照插图
简而言之，就是董仲舒把原本的“儒家学说”给改了，改变了原本“儒家思想”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思想，巧妙的把“自然灾害”以及“天降异象”跟“王朝的更替”相结合，告诫汉武帝刘彻可以根据自然的变化从而适时的调整政策，以便安定天下。——《论语·述而》
从侧面去巧妙的提醒汉武帝，“黄老思想”太过于安逸，已经不足为维持政权的稳固，唯有进一步的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才是当前所迫切需要的。
如此一来，董仲舒的这套“灾异思想”也就得以随着“儒家学说”中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而参与到了西汉的政治体系当中，并对西汉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雕像插图
一方面确定了“君权神授”的统治地位，维持了西汉政治秩序的稳固，另一方面又正好就与汉武帝本身那迫切想要开疆拓土，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需求一拍即合，更何况经“文景之治”以后，也已经给西汉的对外扩充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也成了西汉后世统治者的政治工具，就像汉元帝刘奭登基初期，“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赫然就是想要把“地震”这个“灾异”现象归咎于大宦官“弘恭”的身上。——《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六》
表现出的不正是借“灾异思想”进行政治整顿的意思吗？
西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插图
- 但恐怕任谁也不会想到，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以及为了实现他政治抱负，故而才采纳的“灾异思想”，却在西汉社会的后期变的不再单纯，变得不再只是统治者的一个政治工具。
就像西汉社会曾于公元前30年所发生的一次“闹洪水”事件，“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汉书·成帝纪》
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一个名叫“陈持弓”的小女孩，不知道从哪听说有洪水要来了，然后自进入长安城“横城门”以后，就开始大喊大叫，到处散播“洪水要来了”的消息，之后更是一路闯入皇宫，直到未央宫附近才被宫廷护卫发现。
继而也就导致短短不到一日的功夫，长安城大乱，官吏百姓纷纷往城墙上跑，都想要提前抢占制高点，借以抵御洪水的侵袭。结果不言而喻，“百姓奔走相蹂躏”，发生了一起很严重的踩踏事故。——《汉书·王商传》
汉成帝剧照插图
可是最后，同样被惊动的汉成帝“刘骜”，却在慌忙派人调查后发现，哪里有什么洪水的影子，从头到尾压根就是一场闹剧罢了。
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就只是一场因“谣言”导致的“社会公共事件”，但是在古代所代表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毕竟古人他不懂科学，所以就会把一些奇特的现象统统归附于“怪力乱神”之上，而这个小女孩，仅凭一人之言，就闹的长安城大乱，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了守卫森严的皇宫里面，绕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很显然，这在当时百姓的心中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许皇后”剧照
故而，针对这小女孩的一系列神秘莫测的言论也就越来越多，宫廷内部更是吵翻了天，先是各方党派纷纷借机对敌对党派势力大为弹劾，然后又是“许皇后”因失察而被废，可以说西汉为此次事件属实是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继而又有平陵人“李寻”发表了相关言论，“窃见往者赤黄四塞，地气大发，动土竭民，天下扰乱之征也。彗星争明，庶雄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颇效矣。城中讹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惊骇，女孽入宫，此独未效。”——《汉书·李寻传》
赫然是把这次事件当成了“天下大乱的征兆”，只不过具体是什么征兆此时还不知道，所以只能加以预防，而且按照以往的惯例，此次事件还必须要重视起来。
汉哀帝重用李寻画像插图
故而，到了汉哀帝“刘欣”登基称帝之初，重用李寻之后，就下发了这样一道诏书，“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李寻传》
显然是借这次“闹洪水”事件，上演了一出君权神授，重新“受命于天”、改元易号的戏码。
但不曾想，到了汉哀帝建平四年，也就是公元前3年，又出现了一次群体性社会恐慌事件，“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其结果与上次“闹洪水”基本一致，同样导致了一场极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汉书·哀帝纪》
董仲舒思想漫画插图
-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足以看出一些东西了吧，西汉后期之所以频生后果严重的群体性恐慌事件，其根源还是在于董仲舒所提出的那一条“灾异思想”。
固然这“灾异思想”使汉武帝可以借着一些“灾异事件”的名头，借机实行政治改革，一反此前“休养生息”的政治事态，转而反守为攻，踏上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征程，从而让西汉的综合国力又一次上升，强盛一时。
不过他所依仗的“君权神授”思想，却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人，使得西汉后世对“君权神授”的概念大为推崇，甚至是“曲解”。
但凡有个什么“自然灾害”或者是“天降异象”什么的，都会不由自主的认为这肯定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
毕竟已经有了汉武帝刘彻这样一个“明晃晃”的成功模范不是吗？
然后自然也就会想着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省的因为错过了预防机会而导致不可预估的严重后果，殊不知，这样才会使后果更加严重，这就是“迷信加上谣言之后”的可怕之处。
西汉官员上朝“提心吊胆”剧照示意图
大家想啊，连当朝皇帝都迷信“灾异思想”了，百姓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又能多明白多少呢？因此，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西汉社会后期的官员以及百姓对“灾异”十分敏感
- 百姓是对“自然灾害”或者是“天降异象”所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害怕，毕竟生命只有一条，没了可就真的没了。
- 而官吏的大多数则是对“灾异”所可能代表的“政治后果”害怕，万一哪天统治者一个不高兴，借口这是上天派遣给他的旨意，要整治某一个官吏怎么办？面对这“未知”的恐惧，你觉得官吏们能不害怕吗？能不提心吊胆吗？
如此一来，西汉后期的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一些因“天降异象”，或者是一些以讹传讹的“灾异”谣言，从而引发“群体性的社会恐慌事件”的频繁发生也就无可厚非了。
属实是因为董仲舒的“灾异思想”影响太过于深远，致使西汉后世从统治者到普通老百姓都太过于敏感罢了，当然，还有“迷信”！
古代迷信动漫插图
结束语但总的来说，按照董仲舒的初衷，“灾异思想”的出现也只是为了能迎合统治者当时的统治需要，至于后世所导致的这种结果，恐怕就连董仲舒他自己也是预料不到的吧。
所以，其实也不能把这个结果怪罪到“董仲舒”的身上，毕竟封建时期那落后的时代大背景所造成的思想限制，对百姓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十分厉害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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