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语》里，孔子对于仁的解释各种各样，独独对高徒颜渊道破天机——“克己复礼为仁”。不是旁敲侧击，而是直达枢要——通过对自我充分认知和建设的基础上，把握好个人与他者的距离，以达到某种文明和平衡的状态。
把握这种距离的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更高道德要求。与其预设四海之内皆兄弟，却在患难之时各自飞，不如接受人与人之间适当的距离感，为亲情爱情友情留下空间。
无独有偶，当代社会学家那塞希亦将距离视为一种关键资源。他让我们试想，在一列冰冷的列车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可能不经意间的一些眼神交流，就能建立一种共同的契约。
这种契约可以让人长时间友好相处，并且可以采用毫无风险的方式去应对他人。假如一个男士需要从女学生前边穿过，两人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内近乎完美地配合移动，在某种程度上协调一致，相互间没有触碰，无需地生辩白。
因为距离的存在，人们会留意自己的行为，这其实是在感知他人，只是不用参与其中而已。人们经常会产生信任感，可是一旦说出来，这种感觉很可能就会转瞬即逝。
乍看之下，人与人之间缺少密切联系，也缺少相互关注（由此也就有了对现代城市生活丧失了旧世界的社会亲密感的普遍抨击）。留心社会生活，你会发现陌生人之间类似的场景在一幕幕上演：在地铁内，在人行道上，在电梯里，在超市里，在办公室里。
但是，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频繁上演的这一幕幕场景，而是在于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我们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而是一件件模具，或者是一具具躯体，抑或是一个个角色的载体，只是完成特定角色的无名之辈。
我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陌生感和冷漠感为共同在都市生活的人们提供了基本资源。我们庆幸自己不需要认识工程师、机长、邮递员、垃圾清运工或药剂师。最终，我们才能有幸独处。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最大成就或许就在于不再直接掌控社交，转而由陌生感来加以协调。
这并不是要淡化熟人关系——事实恰恰相反。大多数社会关系在本质上都是陌生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亲密和亲近感才会具有信息价值。为了尽可能寻求在社会中隐身，密切关系显得愈发重要。想一想爱情和伴侣的情感期望，这些在之前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对于少数关系密切的人，情感期望会增强，而对于其他人，这些期望则会降低。
我们千万不要把陌生感当成威胁感的先决条件，因为事实恰恰相反;比如，由邻里或警察强力施加的社会管控反而会给我们带来陌生感。在很多地区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例如，在有些地区，警察形式的国家控制已经瘫痪，公共秩序已然失常;在还有些地区，合法协议却得不到履行。在像阿富汗或伊拉克这样的战争区域，抑或国家或经济秩序陷入危机的非洲某些地区，陌生感都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威胁感。这些地区所需要的资源就是强力社会管控。
城市生活方式逐渐演变，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轻，但最终还是相互容忍。在城市中，多样化的举动紧密结合，互相关联，实时互动。权力乃至情欲充斥其间，由此城市演变为现代化中心。
城市资产阶级有权利不被打扰，这也是城市风格的源泉。只有在城市里才有机会见到众多陌生人，而且也没有人会带来威胁感。只有在城市里你才能真正不为人所扰，因为无关人等实在太多。也只有在城市里我们才不会成为关注对象，因为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我们渴望不为人所扰，他人同样如此。每个人的行为都要得体，不要影响他人。城市风格源于内部监管，而非外部监管。
我们要做到目光冷漠，不理不睬，视而不见，承受关注，体验失落，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内在注意力和自我意愿的反映。作为一种实践，城市风格在于人们之间行动的相互作用，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无为而动，区别性地漠然处之。
维持城市风格靠的就是这种“隐身”。如果秩序丧失，匿名身份公开，城市风格也就岌岌可危。城市中涉及种族、性别和文化等方面，少数民族的情况是最好的，因为尽管他们很显眼，但却并没有人关注他们。
“隐身”？
在城市生活中，人们之所以可以旁若无人般地生活，恰恰是因为他人就在旁边。在城市里，你无须刻意观察，因为人们总是在守望。如果只能通过部署警力和监控探头，通过规避危险地带以及同化与隔离的方式，城市秩序才能得以维持，城市还会继续存在，但是城市化却将消失殆尽。
城市风格的维持有赖于社区限制和外部控制缺失。然而，如今的城市对社区和外部控制的依赖却是与日俱增，这对城市风格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检验城市风格的试金石就是考量一座城市能够容纳多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群体多元性有多大，能否让移民、性别弱势群体、残疾人和外表怪异的人保持陌生且不那么显眼(但他们要能被社会所容纳)。城市风格并不只是一种理念或理论，也不只是一段崇高而又规范的话语或者是一个概念。城市风格需要我们亲自去实践。
社会需要允许人们拥有不为人所扰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可以最终用来作为现代性的衡量标准。匪夷所思的是，一直以来，陌生感和距离以及冷漠和情感中立都含有丰富的潜台词，而人们则对此极为排斥。
现代乌托邦社会的历史不乏各种叙事，而且都假定了陌生感和冷漠的对立面——左的右的皆是如此。国家有亲善的需求，需要找出潜在的同志，或者至少是同胞。各种形式的劳工运动都期望人们精诚团结，而且这些人最好既不相识，也不相爱，只要抽象的阶级立场相似就可以。
在民主社会中，对人民的统治是借助于构想中的公民社区来实现的，公民遵循市民规范，团结一心，认同并非源于自己信念的决定。无独有偶，欧洲目前正在尝试创造一种共同体认同，以推动欧洲继续前行，这种认同会让陌生人成为自己人，其中至少要有新世界主义善意的思想意识形态，让人们不堪回首自己的殖民历史，用左的思想武装他们，鼓动被奴役的人们(也包括所有陌生人)团结起来，共同创建人类大同社会。
世界各地有很多社会都在不断尝试建立更强大的共同体(如宗教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其动机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对未来而言，也许我们不应该再去大肆兜售共同体的观念，而是应该去普及陌生感的观念。
《穿行社会：出租车上
的社会学故事》
作 者：（德）亚明·那塞希 著
跟随社会学家漫步社会，
感受不一样的罪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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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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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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