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羲的时代里，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伏羲借由观察大自然种种景象，采用一阴一阳两个符号，将人类比较熟悉、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八种景象，即八卦。以八卦来表示，告诉大家应该遵守的规矩，与必须保持的秩序。从共同认可的法则中，建立起若干制度，实在有很了不起的贡献。
周文王看到商纣王暴虐无道，人民无辜受苦，唯恐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秩序，遭受扭曲和破坏而逐渐丧失或造成错乱。于是把八卦俩俩相重，俩个单卦重叠起来，成为六十四个重卦。八八六十四卦，同样是排列组合的必然结果，一个而不能多，也一个不能少。
他把毕生积累的宝贵心得和难得经验，透过卦辞和爻辞，分别加以注解，利用大众关心未来的变化，又喜欢趋吉避凶的心理，设计出一套占筮的方法，一方面掩饰自己的用意，逃避纣王的迫害；一方面也经由大家的占卜，推广宇宙秩序的观念，使其继续发扬光大。
周朝创立之后，设置正式的占筮官员，每遇国家大事，便占卜成卦。相当于向君王作一次政治哲学的专题报告，也促使大家对天人合一有进一步的认识。由此可见，周文王以神道设教的苦心，令人由衷敬佩。
孔子生长在混乱的春秋时期，对于乱臣贼子的不守秩序，十分厌恶；看到暴君污吏的横征暴敛，更是深恶痛绝。于是根据《鲁史》而作《春秋》，目的在使乱臣贼子心生畏惧而改变作为。但是作《春秋》原本是天子才能做的事情，孔子不是天子，恐别人说他僭越，所以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的感慨。后来他研究易理，既欣赏周文王以神道设教的方法，又担心占卜被误用，搞不好就会造成严重的迷信—盲目接受占卜的结果，等于放弃可贵的自主性和创造力，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都有负面的影响。这才为《易经》作传，希望把《易经》道理，说明得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
孔子生时，距离周文王重卦，已经有五百年之久。种种变迁，使他不得不说出一些和卦爻辞不一样的话。他的重点，在把宇宙秩序和人生规律，更加精密地连结起来，并且加强道德实践的重要性，把它视为趋吉避凶能否有效的根本要素。后人把这些注解《易经》的传，称为“十翼”。因为一共算起来，刚好有十种。好比为《易经》添加了十只强有力的翅膀，从此振翼高飞，可以发挥大用了。我们把易理的弘扬，当作大用；而将占卜的功能，看成小用。希望大家多多研究义理，透过“象”、“数”、“理”的连锁作用，来掌握未来的变化，寻求趋吉避凶的有效途径。
“象”就是现代常说的现象，“数”代表我们十分重视数据，而“理”便是依据现象和数据，推论出背后的道理。说出为什么会这样，而又必然产生那些后果，我们现代把这种过程，叫做推理。
推理和占卜，其实可以联合运用。资讯充足，数据准确时，方便推理。若是咨询不足、数据缺乏，而自己又拿不定主意，或者左右为难，以致摇摆不定时，便可借由占卜，来找到自己的定位。这对寻求此时、此地最合理的平衡点，很有助益。
前述针对《易经》的介绍，是不是完全符合真实情况，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其实，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对于历史的真实情况，恐怕谁也没有把握。作为一个忠诚的易理实践者，我们只是按照象、数、理的连锁作用，把它推论出来，为易学的传承略尽一份微薄的心力而已。
易学经过伏羲、文王、孔子三位贤人，接棒跑了三千五百多年，才有辉煌的成果。孔子以后，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不断地研究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还是有许多对易学怀抱热枕的中国人，由于看不懂、听不明白，也想不通《易经》的道理，不得不望易而兴叹，与易学擦身而过。
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化成为引领世界的主流。炎黄子孙误以为把易学束之高阁、抛诸脑后，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损失。如果冷静下来，权衡得失，才发现由西方主导的结果，竟然是浪费地球能源、破坏自然生态、漠视社会正义、欺压弱势族群。这才猛然觉醒，是不是应该回头看看古老的《易经》？能够经历如此久远的岁月，还有后代子孙舍不得丢弃，是不是另有一番道理？
本文选自曾仕强教授《易经真的很容易》（值得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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