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次郎两岁时第一次听日本香颂，然后就爱了上它。
二十岁，他来到了东京，后来又辗转去了川崎和横滨，为了他的音乐梦。
但是一个生不逢时、长相平平也天资平平毫无背景的乡下小子也许这辈子也成不了名动天下的歌唱家。他做过男妓，送过外卖，偶尔也画些画卖，夜里就穿梭于各个酒吧献唱。如果我们可以忽略所有为理想努力的艰辛描述直接进入剧情的话，那么好吧，1991年，终于有人肯给他办一台演唱会了，那是在横滨。
1.皇后陛下请不起小工，他一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演唱会的海报，但是很多店家甚至不让他把海报贴在自家的墙上，一个小歌手，没有人在意你的辛苦。但是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感动了：一个拎着手袋、戴着宽沿草帽的老妇人站在那里凝视着他刚刚贴好的海报，像是端详一件什么艺术品。元次郎走过去和她搭讪，并递上了自己的演唱会门票。“我真心地希望您光临，您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给我掌声却给了我信心的人。”
八月六日，第一场演唱会，元次郎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自己的舞台上，观众们不时地送上花束，这其中有很多是演艺公司派来的托，那些献花的观众面无表情，没有一丝为音乐陶醉的欣喜，只是为了演艺公司的工钱而完成一个仪式。这时候，他看到了那个戴着宽沿草帽的妇人了，和初次相见时一样，她的脸上涂着厚重的白粉，像一个幽灵，但是目光中充满了欣慰和欢喜。
“只有她，听得懂我的音乐。”元次郎伏下身轻轻地拥抱了她，贴近她的那一刻，他看到了她眼中的泪。
回到台后，有人对他说，“哦，你居然接受她的花。要知道，她只是个潘潘。”
潘潘是二战后日本专为美国大兵设立的香艳机构，如果说得直白些，她是个慰安妇。
“潘潘怎么了？只有她，懂我的音乐。”
应该提一下，元次郎曾经愤怒地指着自己的母亲叫她“你是个潘潘，不配做我的母亲。”当时母亲眼中也是噙着泪的，只是，那时候他还读不懂。直到他接过这个妇人鲜花的那一瞬间，这老妇眼中的泪，与记忆中母亲当时滴落的那一串，如此的相像。
“你认识她吗？”元次郎问。
“哦，我们都叫她皇后陛下。”
做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经济萧条，元次郎的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朝不保夕的挣扎，那个时候女人最佳的工作本就不是工厂而是酒吧，高中的元次郎对自己有个陪酒女郎的母亲深恶痛绝，甚至指着母亲说她是“潘潘”。随后他就离开了家，直到妈妈去世也再没见到过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自己当初对母亲的伤害后悔不已。当他得知这个老妇是个“潘潘”的时候，突然感觉似乎早逝的母亲又活过来了。
可是一个潘潘居然被叫做“皇后陛下”，这实在让他好奇。
其实人们更多地叫她玛丽，横滨玛丽，横滨是她流浪的城市。
每一个天使都有一个如花似雾的梦，她也一样。1945年，这个东太平洋上的岛国已经投降，举国沉浸在低沉的悲哀之中。男人在工厂里挣着微不足道的工钱，而女人们则更难立足。玛丽和大多数绝望的乡下女人一样来到城市，她急需一份工作。而一个由政府组织的“涉外俱乐部女性事务员”的工作因其收入高、包吃住穿等条件，成了那些面容娇好的女孩子的首选。这是日本“特殊慰安协会”的下属机构，目的是安抚日本战败后的各国占领军，以免日本国民遭受更大的人身摧残，“用一部分女性的肉体去换来绝大多数女性的安全。”
涉世未深的玛丽怎么知道这么多？她只知道自己凭借着青春好年龄被自己的祖国青睐根本没想到自己用肉体去交换可怜的温饱。即便这样，第二年这个机构就因国际舆论压力被迫解散，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转身回家继续家务，一部分和玛丽一样无家可归的人只能继续在大街上闲逛，用微笑招揽生意。
她不主动招揽生意，她的笑容里一直充满了自信和高贵。她常去街角的咖啡店里歇脚，但是当客人们发现自己和一个潘潘一道喝咖啡时都感觉受到了侮辱，客人们威胁老板说再让她进门自己就不再光顾。老板于是无奈地和玛丽说，请她以后不要再来了。
玛丽还是微笑，“等我喝完这杯。”然后向老板深深地鞠上一躬，明天开始，她就真的只路过；这个面目惨白的老妇人常被人当做瘟疫一样避之不及，她被经济腾飞之后的日本人视为耻辱，没有人愿意碰她用过的东西，甚至耻于和她一起理发，她总是听到客人故意当着她的面对理发店老板说，“田义君，不要再让那个潘潘来了好吗？她如果还来这里做头发，我们就不来了。”
田义君于是拉开门，向她做一个请的姿势，“很抱歉，麻烦您以后不要再来了。”
“真的不能来了吗？”玛丽在理发店老板肯定的目光注视下小声地说，“是这样啊，那么好吧。”
旁边的鲜花店也是她经常光顾的，每天晚上路过，她都要买上一小束花，花店老板声称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么彬彬有礼的客人。”有一天便要和她一道走回去，玛丽连连摆手，让她离自己远点，“和一个潘潘同行，会影响你的生意，你不拒绝我每天买一束花就好。”
她晚上其实是无处可去的，常常是随便在哪个背风的角落里睡一晚。后来有个银行经理给她在大厅里留了一把椅子，并保证让她可以每晚都躺在上面睡觉。那是把老旧的木椅，坐上去会吱吱响，但是玛丽已经很满足了，在椅子上，有个中国游客用中文写着“我爱你”，玛丽每晚都要凝视这几个字好久才肯躺下去，躺下去后头也要冲着这几个字。
她的穿戴永远一丝不苟，大沿的草帽，腰上系着一个小布袋，手里捏着把扇子，很有些欧美格调。虽然衣服已经洗得发白，却看不到一点脏污，偶尔有主顾光临，她也坚决不让主顾吻自己的嘴，“你可以吻遍我的身体，但不能吻我的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3.“用我的杯子，给我来上一杯热的”何止是灵魂，她连自己的真面目都不想示人。每天出去，她都会打开自己老旧的化妆盒，仔细的涂好口红，上手霜，所有暴露皮肤的地方都全厚厚的粉底涂好，她只是想以独有的方式将自己呈现给别人，也许更主要的，她只是想隐藏自己。
因为她惨白的脸，银行里的客人经常会报警，然后警察就会把她带走，强制她洗净了脸再出来。而她一出警局就立即坐在门口重新把厚重的粉涂在脸上，然后再一步一停地蹒跚地回到银行来。她已经老了，走路很慢，很容易被长裙绊倒，她驼着的背很难挺直了，但是她的胸膛永远笔直，她常常想起六十年前的自己，戴着眼镜、一袭白衣，甚至还戴着欧式的长手套，在横滨的街头，妩媚生风。
她在那张当做睡床的椅子上一共被抓走了二十二次，每一次她都重新涂好粉底再一步一晃地回到这里重新躺好。
银行里有架钢琴，回来得早时，或者椅子上坐了别人，她也不会驱赶打扰，而是会去钢琴前坐好，掀开琴盖轻轻地弹起来，唱“樱花啊，樱花啊......”有几次唱着唱着，元次郎就出现了。
元次郎也老了，他还没有从三流歌手的队列里挣扎出来。他并没有很多钱，但是他总会找最好的饭馆请玛丽喝上一杯，看着她小心翼翼地不让酒杯弄花了自己的口红，然后把一个小纸袋从桌子底下递过去。里面是一些钱，每一次他都不会放很多，他知道，对面这个女人很清高，满脸的风尘里完全没有世俗的龌龊，而她的清高又那样的脆弱。当她拒绝的时候，他会说，“你化妆盒里的粉霜应该不多了。”如此一说，她准会乖乖地收好纸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要是母亲还在就好了。”元次郎与玛丽谈到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母亲，他是个缺乏母爱的孩子，而她，恰好填补了他缺失的那个部分。而每每这个时候，玛丽都会把目光放得很远，轻轻地说，“如果再给我三十年，我会努力成为一个好女人，我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实现。”
夜深了，元次郎拉着她的手，一路搀扶着送她回那个挡风挡雨的银行去。他一直没敢对她说出想给她买个小房子的想法，他怕自己的关心成为这个高傲的老妇人的伤害。
不久后的一天，那个拒绝她进门的咖啡馆老板突然喊住她，“想不想，用你的杯子来上一杯热乎乎的？我特地给你备了一个专用的杯子。”其实他想说的是，元次郎和他争吵了好久，还答应他每周都会带自己的乐队来这里消费，终于以“让她单独用一个固定的杯子以免您用了她用过的杯子”换来了他的同意。
玛丽的眼睛一亮，小声地问，“真的吗？我，可以进去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开心地推门，找了最近的一个座位，“好吧，用我的杯子，给我来上一杯热的。”
4.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元次郎经常带着这个用白粉涂满了脸的老太太去附近的山上转转，给她唱自己喜欢的歌，他把她当做母亲。她和自己的母亲太像了，都曾经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也从不解释不抱怨不悲戚不自怜，在最彻底的卑微里保持着自己最顽强的坚韧和清白。他不止一次说过爱她，像爱自己的妈妈，而她总是拍着他的手，轻轻地说，我也爱你，像疼爱我自己的儿子。街上的人喊她横滨玛丽时，她总是停下脚，很认真的纠正，“请叫我皇后陛下”，而元次郎每次只是叫她妈妈。
但是元次郎病了，癌症。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团队，还有一个生意不错的酒吧。和那些战败后的日本人一样，和那些小混混、站街女、苦力、拾荒者一样，他最终没有功成名就，甚至在演艺界里也根本谈不上知名，更别说大红大紫了，但是努力凭一已之力生活着挣扎着快乐着，更主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他仍旧一丝不苟的化妆，登台、演唱，他漂泊了一生，唱了一生，歌曲都是老旧的乡村民谣，翻来覆去的那几首，但他把这一生都放在了歌声里。他知道自己照顾不了这位年长自己几十岁的老妇人了。
玛丽去医院探望了他，然后说，我想我可以回乡下去，这样你就能好好养病了。她给家乡的亲人写了封信，元次郎发现，她的字很漂亮，和她指下弹奏的钢琴曲一样美。
“对不起，这是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我还记得大家的样子，如果大家还记得我，我刚来到大城市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做，没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我还活着，如果你们不拒绝这回去的话。”她小心翼翼地措词、落笔，像完成一件艺术品，而元次郎明白，她只是怕被拒绝，这一生，她被拒绝得太多了。“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是因为当年国家战败了，男人们只知道垂头丧气，只有女人还在用身体战斗，用青春和眼泪替一个国家还债。如果说我是一个妓女，那么我永远都是一个不出卖灵魂和高傲的妓女，做为一个妓女的本分，我会一直做下去。众多的神都把我抛弃了，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拾回和保持自己的尊严，哪怕是一个妓女的尊严，他们都叫我皇后陛下，嗯，我的优雅，谁也拿不走。”
“好吧，我告诉你。”她写完了信，回过头看着这个陪了自己好几年的男人，“很多人奇怪我的粉底，它只是一个面具，能阻隔世人轻视的眼光，能让我不卑不亢的活下去。这些粉，是资生堂的，不伤皮肤，也不伤尊严。无论做什么，我在用付出，换我的生活，可以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城市里，别管你选择了什么职业，人总得活下去，只要心是干净的就好。”
1995年12月8日，她回乡了，随身只有一小袋行李和一张车票，横滨街头突然少了一处风景，人们再也见不到那个“74岁的娼妓”了，只是很多人都会无意中向理发店的老板、咖啡店的小工甚至是银行的职员们打听这个用厚重粉底掩盖着真实面容的老妇人----她在的时候，人们忽视她鄙视她冷落她嘲笑她，而当她真的离开了，人们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怀念她。
她会经常用她娟秀的笔体给元次郎写信，说些见闻并顺祝安好的话，落款会签上“妈妈”。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了元次郎的信，说是要来看她。
她已经不再用粉底涂满脸了，大沿的草帽也不见了，洗尽铅华，一身粗布衣裳，满脸皱纹的老者，和街上的那些行人一样，平凡而老朽，再也不是那个站在横滨伊势佐木町的街头的那个皇后陛下了。
她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西冈雪子。她用这个名字来迎接那个叫元次郎的男人。
元次郎在自己还没被病魔完全摧垮的时候，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去给那个叫西冈雪子的女人唱一首名叫《I Did it my way》的歌，那是她第一次看自己的演唱会时他唱的歌：
我爱过笑过哭过，满足过失落过，
我毫不羞愧，因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
我有过后悔，但很少。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并没有免除什么。
是的，有过那么几次，我遇上了难题。
可我吞下它们，昂首而立。
明天我将离开世界，与你们一一告别。
这些年我过的很完整，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活着。
这个八十高龄的老妇人一言不发，面目慈祥，随着节拍规律地点着头，像是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
一曲终了，元次郎等在门口拥抱了玛丽，问她，“妈妈，你没感冒吧？”这个名叫西冈雪子的老妇人笑着说谢谢，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指，“拉钩，我们都要活到一百岁。”
谁也没有完成这个承诺，2004年元次郎去世，临终时要朋友把自己的吉它交给他的妈妈，而他的妈妈玛丽也在第二年微笑离世，她生于1921年，去世时离一百岁还有十几个年头，临死，她说，我曾经有一个儿子，我喜欢听他唱《I Did it my way》……
她在给元次郎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你问过我好多次为什么一个人在横滨三十多年不回家，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你应该知道我喜欢去码头看那些船开走，每一艘船开走我都要向那些陌生人招手。这就是我留在横滨的原因，是一个美军军官，他曾经送我一枚翡翠戒指。当年他走的时候，他第一次，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有个男人吻了我的唇，哦，这也是我从来不允许别人碰我的嘴唇的原因。我们在横滨港分别，而留在横滨，是我唯一重逢他的机会。”
落款是，你的玛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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