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她爱写月亮：月亮才上来，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金锁记》；“十一月尾的纤月，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倾城之恋》……她去世时，正是中秋节前几天。
这位月下伊人，曾奇装异服傲视过旧上海纸醉金迷；曾说过“出名要趁早”之类如流言般风靡的话语；曾写下了《金锁记》《半生缘》以及之前的《色·戒》等引起关注的作品……
她出自名门，李鸿章之后；她有过惊世骇俗的婚姻，一嫁汉奸二嫁白人左派作家……
她，是一段绝无仅有的传奇——张爱玲。
最后的贵族
1920年9月30日上海麦根路（今康定东路）一座深宅大院，女婴呱呱落地，仆人禀告张家的长辈：是个女孩儿。那声音仿佛也弱了一点，当家的张老太太心里暗笑：女孩又怎么样？我们张家的女孩，别人还敢看轻了？
这个女孩就叫张瑛。她的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祖母李菊耦是清末洋务派名臣李鸿章之女，也就是说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因此也常常被称为贵族，虽然已是最后的贵族。
她那著名祖父母的故事还曾被改写进了小说《孽海花》，一个贵族小姐——李鸿章之女爱上清贫才子，正是旧式小说里常有的佳话。只是到了长大后的张瑛嘴里，这段佳话其实有点名不符实：贵族小姐写给才子的诗是李鸿章改过的，当时才子太穷也太老，样子据说也平平，小姐未必不觉得这段婚姻委屈，而且成了李鸿章女婿后的张佩纶反而要避嫌，官场亦不甚得意，完全不是世人想像中才子佳人琴瑟合鸣的美好故事。
事实上到了张瑛父母一代，家道已完全败落。父亲张廷重属于典型遗少，虽然挂个职在津浦铁路局任英文秘书，但其实日常所做的事只有逛窑子和吸大烟。母亲黄逸梵出身南京黄军门，倒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
3岁时张瑛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自幼就受古典文学的启蒙，又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当父亲娶了姨太太之后，母亲解开缠过的小脚，蹬着高跟鞋，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去了。
1927年，7岁的张瑛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曾在《天才梦》中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就有一篇文字在报上登了出来，得到五元，大人们说这是第一次稿费，应当买本字典做纪念，她却马上拿这钱去买了口红。1930年十岁时，母亲坚持送张瑛进学校读书，为此同父亲大吵一场。母女俩偷着跑到黄氏小学，张瑛正式取名张爱玲——爱玲两个字其实就是她母亲为引发特洛伊十年战争的美女“海伦”取的译音。
她十四岁即写有一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而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非常的后现代主义。
人世间没有爱
出国的母亲曾两次回到家庭，但遗少父亲看不惯妻子的作派，还把大胡同里的姨太太明目张胆带回了家，最终张爱玲那涂满红色蓝色的美丽的家被打个粉碎。
1934年，在张爱玲的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亲再婚，二是上中学了。这时的张爱玲已初通人事，再加上一颗敏感纤弱的心，她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也特别丰富，特别复杂。
张爱玲的中学生活并不开心，她弟弟张子静回忆说：“我们的成长期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创伤还在成长。”而不开心的原因大多来自家庭，“旧衣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当时父亲娶的是原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继母孙用蕃过门时居然带了两箱旧衣服给张爱玲穿。张爱玲回忆说：“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对照记》）
这样的家庭，没有阳光，缺少温暖，在父亲的房间里永远灰扑扑大烟弥漫，人仿佛也整个的灰下去，沉下去。张爱玲却时常要在这样的地方伸手向父亲要钱读书，另一种屈辱在少女心头滋长。
中学快毕业时，母亲回来看张爱玲，她就去母亲那里住了两个星期。没想到此举却引发一场“战争”，那时才十几岁的她，只在心中得出一个结论：人世间没有爱！人世间是没有爱的啊！
话说那时的张爱玲刚从母亲处回到父亲的家，劈头就被继母责骂，并闪了一个耳光，她本能地要还手，继母却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敢打我！”然后是父亲啪嗒啪嗒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挥拳便打，一边打一边吼道：“你还打人！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被打得左右摇晃，眼冒金星，最后瘫在地上，父亲还揪住头发一阵乱踢。随后，张爱玲被父亲软禁了起来。这件事对张爱玲这样敏感的少女伤害之大，可想而知，她觉得自己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老了许多，她说：“等我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
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张茂渊来为张爱玲求情，并提出送她出国留学。但张廷重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与张爱玲最亲的姑姑非常激愤，与哥哥扭打了起来，被打伤了，她临走时指着哥哥的的面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而老仆人何干因为通风报信，张廷重将她大骂一顿并赶回皖北老家。这样的场景，让张爱玲对这个家彻底失望了。
更可怕的是，软禁中爱玲患上了痢疾，前后拖了一秋一冬近半年的时间，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没有药。后来大概是父亲不愿背上“恶父”的骂名，悄悄地给她打了几针抗生素，张爱玲才渐渐地好了起来。
病中的爱玲整天躺在床上，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支撑：“逃出去！尽快逃出去！”当时她就转念想到：这个样子“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于是她听着每天嗡嗡的飞过的日军飞机，绝望又冷酷地“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后来母亲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这个苦，没有反悔的。”但当时的张爱玲，还有什么舍不下？除了逃离这个家，她还有什么不愿意？
在隆冬的一个夜晚，张爱玲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轻手轻脚地摸到铁门边，飞快地拨开门闩，闪身而出。她终于又站到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流言·私语》）这种死里逃生的喜悦简直让她要发疯！
随后张爱玲住到母亲那里潜心补习功课，不久在伦敦大学的上海考场里参加了入学考试，获得远东地区第一名，也就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但由于战乱，她改去了香港大学。
出名要趁早
然而倾城之下岂有安静读书之地？张爱玲在香港被迫停学，当了战地女护士，身处脏乱环境，面对呻吟病人……特别是有一次日军轰炸之后，张爱玲从废墟中爬出，却无生之喜悦，只有生之惶恐和苍凉，即使自己平安，却要向谁报这个平安呢？也许那时候她就想到白流苏，想到了一座城的倾塌也许能成全一段婚姻，成全一个女人……
不知为什么，这个早熟的天才少女内心深处始终有着强烈的危机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小时候过年穿不上新衣新鞋她就哭，一切都要快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因为“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她只想拼命地想抓住现实的存在，抓住所有生命中能够抓到的东西，“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总之为了生命中那个惶惶不安的声音，为了趁早享受“出名的快乐”，1942年才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张爱玲，于1943年5月匆匆抛出她的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马上风靡上海，刊登这两部小说的《紫罗兰》杂志被抢购一空。一夜之间，张爱玲的大名传遍了上海滩。几乎没有过程，张爱玲一步登上了上海文坛的顶端，那一年她才23岁。就让文字像“流言”一样散布那么快吧！出名趁早，一切趁早！
在《沉香屑》取得巨大成功后，张爱玲毫不节制地挥洒着才情，将一部又一部的中短篇小说奉献给了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众。1943年、1944年上海文坛的各种活跃杂志里，铺天盖地均是“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都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谈天说地的热点。
1944年《万象》月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连环套》；《杂志》月刊刊载了她的《必也正名乎》《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等作品；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1945年：《杂志》月刊连载《创世纪》《姑姑语录》《留情》《吉利》《浪子与善女人》等；《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1947年：《大家》月刊刊载《华丽缘》《多少恨》；《传奇》（增订本）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在她笔下《倾城之恋》的主人公白流苏到香港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推销“给富商范柳原；而在《金锁记》中，哥哥为了省一笔嫁妆，将亲妹妹送进了大富户瘫痪少爷的洞房里……她的小说写的就是这种无爱的情欲，这种苦涩的婚姻，这种病态的人格，无情地提醒所有人人生总是不圆满的，纯美的情愫是没有的，活着便是这般地艰难和辛苦！人生在世“虚空的空虚，一切都是虚空”。 除了月亮，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种感觉正迎合了沦陷时期的上海，当时人们的心情自然是压抑而哀伤的。张爱玲，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用仿佛历尽沧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旧上海、旧香港的故事，马上赢得了读者的心。
但是，也正是这个走红的原因促成了她日后的隐退。当抗战之时，一般爱惜羽毛的作家都不愿在有日系背景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爱才的傅雷就曾建议张爱玲将作品保留到海晏河清之时再发表，可是“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年轻、气盛，不以为意。
果然抗战结束了，全国解放了，面对着“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出身旧贵族、冷漠政治的张爱玲茫然无措，终于于1952年悄然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后又去了美国，从此在中国文坛消失。
“今生今世”一段情
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好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爱》
在张爱玲的文字里，这篇近于白描的《爱》有点不一般，它不是取材张爱玲熟悉的旧贵族生活的故事，也不像炎樱语录、姑姑语录般注明出处，它来自一个她最亲密男人的讲述，那个男人彼时正和她热恋，故事中的生的美的女孩子是男人家的亲戚，最后却成了悍妇，当男人衣食无着求助于她时，得到的只是拒绝……这就是真实故事与小说的区别，但这不妨碍男人喜欢这个故事，也不妨碍张爱玲听下后也深有感触，把它记在了自己的小说里，不加其他说明，那时的他们何必分什么彼此呢？
那时的张爱玲事业正如日中天，那时的她意想不到的陷入了恋爱，虽然在学校的时候，她曾在学校调查“最恨”一栏中写下：有才华的女子突然结了婚。——但即使孤标傲世如她，又何尝能免俗，甚至她的这段情比她笔下的更千疮百孔、不堪回首。
而这场恋爱的对象是她纵有千万条理由都不该爱的人，不是对的时间，也不是对的人。民族大义上，他是钉在耻辱柱上万人唾弃的汉奸；个人情感上，他在女人堆里洋洋自得，以收集获取她们的情感为乐的旧式花花公子，他的名字就叫胡兰成。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在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翻阅着新出版的杂志。他在读着一篇小说，不知不觉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对人世间有种难言的恨意，“时常想喊出杀来”。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政论引起了暗中窥觑者的注意，汪精卫系的《中华日报》开始约他撰稿。抗战爆发，上海沦陷，胡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他写了一篇卖国社论《战难，和亦不易》，受汪精卫妻陈璧君赏识，立刻提升胡为《中华日报》总主笔。从此，开始替汪精卫的亲日伪政权服务，1940年汪记伪政府成立，胡兰成任汪伪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法制局长、《大楚报》主笔。
当时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正在南京养病，这天他收到了海派女作家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他心有所动，对这个女作者张爱玲既充满了好奇，又充满了渴望。他被一种冲动燃烧了起来，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提出想要见这个作者。一来二去索要了张爱玲的地址，此时他早已顾不得自己已有妻室的现实，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登门求见却碰了钉子，张爱玲不见生客。但不死心的胡兰成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没想到第二天，张爱玲突然改变了主意，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原来在这之前，胡兰成因得罪了汪精卫被关押起来，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知道这个人，就决定可以见一面。
胡兰成在自传《今生今世》里，记下了这次初见：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的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
没想到两人这一见，竟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多是张爱玲孜孜的只管听胡兰成讲，及至送客出门，弄堂口，两人并肩走着，胡兰成对张爱玲说了一句：“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为这一句，胡兰成很是得意“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后人解读，因为胡兰成说起身高，已是想到两人的身体的亲密接触，因此张爱玲觉得反感，但在风月场里的老手胡兰成，自是知道从未有男子在张爱玲面前敢这样直中男欢女爱的要害。
从此胡兰成每隔一天必去看张爱玲。“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情场上的高手，岂能看不清未经情伤的女孩心事，接到不要去的字条，他反倒高兴了，去得更勤了，因为他深知“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后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
于是从此胡兰成南京上海两地跑，“每次回上海，不到家里，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虽然张爱玲对这种日式的招呼不以为然，但看到胡兰成俨然把这里当成了家一般，那颗在尘埃里的心，还是更欢喜得绽放如花。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3岁。很快两人到了如胶似漆的程度，胡兰成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八九天。几乎所有的人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都迷惑不解，胡兰成是个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他如何能赢得张爱玲的心？且怎么看，都是张爱玲在为这段恋情拼命付出，不求回报不问对错，或许张爱玲只为那句“懂得”——她只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至于汉奸、有妻室，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甚至她都没有想过以后的事，毕竟那是一个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乱世，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总之，爱，就是爱了。
又或许，胡兰成虽然心意和态度都不正，却真的说中了张爱玲：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张爱玲在胡兰成身边腾出了位置，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写道：“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他胡兰成，一介曾困顿到无米下锅的农民出身的汉奸文人，居然与上海当时最有名的才女作家，有着贵族血统名家渊源的张爱玲，结了婚。胡兰成对自己收集到的最大气有才的女人，心下飘然“两人怎样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可张爱玲却隐隐有些担忧，“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一纸婚书，只有这几个字，竟然已是无话可说，可聪明如她也没想到自己终有一天像所有凡夫俗女一样，拿这一纸婚书责问一个负心的男人：你不给我静好？你不给我安稳？
婚后的生活，也真有过安稳甜蜜：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像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像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我抚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像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她因说《水浒传》里有写宋江见玄女，……“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个字，我一听当下默住，……却要到翌日，我才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
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我在房里。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抚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叫我“兰成”，我当时竟不知道如何答应。我总不当面叫她名字，与人是说张爱玲，她今要我叫来听听，我十分无奈，只叫得一声“爱玲”，当时很狼狈，她也听了诧异，道：“啊？”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何花娇欲语，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当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爱玲的书销路最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她去做一件皮袄，式样是她自出心裁，做得来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又两人去看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讨得一辆黄包车，雨篷放下，她坐在我身上，可是她生得这样长大，且穿的雨衣，我抱着她只觉诸般不宜，但真是难忘的实感。
只是现实如芒在背，一个夏天的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胡兰成与张爱玲说起了面前的局势：时局要翻，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她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不但是为相守，亦是为疼惜不已。……我们所处的时局亦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但我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路上遇到了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快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只喊出两个字：爱玲！这个时候，他心中还是有张爱玲的。
可是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而且有着旧式文人的作派，他不但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还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居然还得意洋洋拿出了自己写的《武汉记》给张爱玲看，满篇都是小周的影子，一次轰炸小周居然用身体掩护了胡兰成，薄幸若此，却屡遇佳人全身心对待，胡兰成却还只是责怪天地于他不仁。而他笔下的小周连赞美的词亦不肯换：他曾夸张爱玲有一双鞋帮描有双凤的绣花鞋，穿在张爱玲脚上，线条非常柔和。“脚头圆致致的，非常好看。”于是张爱玲知他欢喜，在他面前，她总穿这双鞋。只是这回换作小周的布鞋亦是“脚头圆致致的”好看。
张爱玲读到这样的文字，震动可想而知，只是自得如胡兰成居然还要问张爱玲感想，张爱玲只扔给他冷冷几个字：看不下去。虽然从“第一炉香”焚起，张爱玲就对爱情不抱永恒的期望，就对男女之情有着自以为洒脱的见解，但真正轮到自己身上，那个“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男人，那个让世界有着金沙金粉深埋宁静的男人，那个让她低到尘埃里的男人，这么轻易地就找到另一个女人代替，这么轻易就能把曾经静好的岁月击得面目全非。
张爱玲的心被刺伤了，但她还没有彻底放弃。只是胡兰成那边生死之际的狼狈逃亡，将这段上海贵族情缘，越来越抛诸脑后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全民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这时他投寄在高中同窗斯家，其家还有个庶母——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这样的乱世中，斯家人安排胡兰成去温州范秀美的娘家避难，由范秀美相送。只这一路，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张爱玲还在上海牵他招他、周训德还在武汉为他之故下了大牢，而此刻的胡兰成已与新登场的女子合欢作夫妻。
然而，毕竟张爱玲不是普通弱女子，毕竟张爱玲曾经深爱过这个男人，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她，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这一幕让千里寻夫的张爱玲看得就很惆怅，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却滥情若此，叫她怎么能不感伤，不心痛？
而且这千里寻夫的一幕，是在多么艰难的情形下完成？在《异乡记》里，她曾写下这一段：冬日里的奔波劳顿，投宿陌生人家“像童养媳那样蜷起身子”入睡；路边如厕（恰逢例假又身穿厚棉袍）的尴尬窘迫，更窘的是一车人都在等她完成这一干的悉悉索索；在投宿之地，只能在楼梯拐角下蹲尿壶，只见周围上上下下走过路过的人……别说是出身名门的上海小姐，但凡出生小康之家的女孩，何尝见过这等阵势？张爱玲说自己最讨厌不清不楚的“雾数”，没想到和胡兰成的一段情让自己的身心都疲惫不堪，身和心都陷于说不清道不明不洁不净的“雾数”中。
离开温州时，胡兰成送她，天应景下着雨，张爱玲顾不得自尊，开口要眼前这个男人在小周与自己之间选一个，可胡兰成依旧面不改色指天划地说：你对来说我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要做选择，不但于小周于你亦是不公。对于这个回答，张爱玲只能更加难过：“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江南烟雨中，曾经倾国倾城的爱恋，随雨和泥，冲刷而去，毕竟倾一座城，成全一对男女的恋爱，只能留在小说中。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当夜，两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道别，俯身吻她，张爱玲亦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涟，哽咽中只叫了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这就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信中张爱玲还顺带给胡兰成寄去了30万元钱，这是她创作《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酬，自此以后，二人一场传奇之恋，暂告一段落。算起来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还不算两年多胡兰成的逃亡，却成为张爱玲一生最著名的爱情，一生都逃不开的伤痛。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到香港。胡兰成曾托人去访她，未遇，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作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实在不堪其扰，纠缠不过，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才算真真地谢幕了。
其实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人们多是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知道这段爱情来龙去脉，她甚至都未曾批评过胡兰成的滥情不专，只对胡说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
上世纪90年代，作家三毛把这段故事改编成电影《滚滚红尘》，当时还一对璧人的林青霞和秦汉主演，电影被批评美化了汉奸，林秦之恋也在兜兜转转之后分手，看来这还真不是一段美好的爱情传说。虽然不知张爱玲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但据说她曾注意到三毛自杀的消息，当时的她已是为逃避虫子不断搬家的神经质老人，只淡淡说一句：“那个三毛，怎么就自杀了？”言下之意颇不以为然，或许在想她这个电影中的原型还活着呢，这些人……
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与胡兰成那段流言般疯传的爱情故事完全不同风格，张爱玲在胡兰成之后还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感情。虽然两厢沉默，一世守口如瓶，但那是在她心里相当于“找补了她的初恋”的爱情，那爱情里的男人是唯一未发一言，却得她珍藏心底，默默爱恋的一世温暖……
这段情得以坐实，还是因为张爱玲去世后出版的《小团圆》。
他们的初见，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借女主角九莉的口说道：“但是他的沉默震撼了她。”遇到燕山，就像“从前错过了的一个男孩子”。“连下了许多天的雨。她在笔记簿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全然小儿女情态、小女生口气，这在《小团圆》中是仅有，在张爱玲所有作品里也近于独一。像生命中的许多人一样，他也离开了她，但她唯独从不恨他，且笔代心意写下的展眼都是敬重和感激。
那是在张爱玲终于彻底与胡兰成分手，胡兰成踏上逃亡之路终于慢慢离开她的生命之时，一位才华横溢的男子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大导演桑弧。电影史上，桑弧成就甚高，《亚洲周刊》在1999年评出的20世纪100部中文电影中，桑弧的作品就有三部，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和《太太万岁》，数量比蔡楚生和张艺谋都多。
那时的张爱玲，在经济上十分窘迫，那时的她可以说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到了一个崩溃的临界点。作为上海本地的青年才俊，桑弧在当时很引人注目，“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他们在社交场合见过面，张爱玲注意到了他。
虽然桑弧比张爱玲大五岁，但在情感上，他要稚嫩得多。在张爱玲的情感履历中，桑弧是一场来得太迟的初恋，经历了生命中最痛彻的情感炼狱，张爱玲的心已然是千疮百孔，心力透支过度，和桑弧的交往，类似于疗伤。胡兰成给她的情感世界太过复杂，已经超出了她的承受力，桑弧给她的情感世界又太过单纯，而曾经沧海的她又错过了拥有这份单纯的年纪。
后来桑弧本来想将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拍成电影，可是这第三度合作，因为女主角张瑞芳久治不愈的肺结核，以及动荡的时局，最终不了了之。张爱玲和桑弧的合作到此为止，桑弧以“叔红”为笔名撰文评论《十八春》后，也再没有与张爱玲有任何联系，于是小报绯闻也罢、朋友间的猜测也罢，也都慢慢平息。
就连张爱玲已故的亲弟弟张子静编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也只提到有人撮合他俩未果。张爱玲在离沪之前，夏衍曾委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据龚之方的说法：一次桑弧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张爱玲也来了，两人关系是很好的，张如能不走，又有归宿，岂非两全的美事，可是她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
好在《小团圆》的出版颠覆了这个“不可能”。书里的燕山、书外的桑弧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书里的九莉笑了起来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 当然她知道他是问她与之雍（胡兰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节写出了桑弧初坠爱河时不确定的猜忌：眼前这女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是“汉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坏人呢？也因为她身份特殊，他们之间的情爱，必须保密，否则，会拖累了他。所以，当时只有两三个关系极密的好友，才知道他们是情人。
据说现实中桑弧与张爱玲没能走到一起的原因还有遭到了大哥和家里人的反对，他的家里人认为张爱玲靠写作为生，没有正当工作，同时也许知道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段婚姻，因此不同意桑弧与张爱玲来往。 西岭雪在《张爱玲与电影的华丽缘》一文中有所记述：“去国后，她绝口不提胡兰成，亦不肯提起桑弧，每每好友宋淇问起，她只说：‘你不要提，你不要提。’而几十年来，桑弧对张爱玲亦是讳莫如深……
1951年，桑弧结婚，他的妻子戴琪并不是圈内人， 1952年7月张爱玲由上海重返香港，为“桑张对”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从此她与桑弧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桑弧与戴琪携手走过了50多年的风雨人生，包括飘摇的文革十年。而张爱玲则在美国与一个大自己数十岁的白人作家结婚，为生计苦苦奔忙……直到1995年，张爱玲去世，凡与张爱玲有些瓜葛的人都写文章评说怀念她，却唯有桑弧却一直沉默，绝口不提，甚至在他撰写的长篇回忆文章《回顾我的从影道路》对他与张爱玲合作的3部影片也着墨很少，而张爱玲的名字更是一带而过。
西谚有云：我以沉默表示尊重。因为懂得，所以不言；因为疼爱，所以沉默。难怪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曾借九莉对燕山表示感激，因为桑弧，张爱玲非常难得的感觉到了生命中的温暖。曾经就有人隐隐约约，仅凭桑弧始终不发表纪念张爱玲的文章，反而感觉他们之间一定有很深的瓜葛。果不其然，竟是默默守望天各一方，俩俩都不言自明的深爱……
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
1952年张爱玲以完成抗战时中止的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她连自己的弟弟都没有告知，只是同姑姑告别了一下。从此，就像一只孤雁四处漂泊。她在香港生活了三年，结识了终身的挚友和相助者宋淇（即诗人林以亮）。但她觉得呆在香港似乎已没有前途，于是决定移民美国。
195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35岁的她去了这个未知的国度。海轮渐渐驶出维多利亚港湾，张爱玲禁不住落下冰冷的泪，她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一条怎样的路。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决心在英文的文学里也要有所作为。第二年3月，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里，张爱玲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
赖雅年轻时也是翩翩公子，可到了40多岁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而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这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在他眼里，张爱玲庄重大方，独具东方女子的美。
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早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后来，他虽结交过不少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时遇到了张爱玲。
在作家们的眼里赖雅也就算是个三流作家，可在张爱玲的眼里却不一样，张爱玲看人一向就不是以正常人的审美为标准的。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张的年纪和赖雅女儿差不多，简直就相当于另一个“前世情人”。
当年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他们更是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以作生活费用。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
7月5日，赖雅突然收到张爱玲的来信，得知张爱玲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他吃惊不小，出于责任和礼貌当天下午就向张爱玲寄出了一封求婚信。虽然并没有及时收到赖雅的求婚信，但张爱玲早已匆匆赶到赖雅所在地。两人共进晚餐，赖雅当面求婚，可是他坚持不要这个孩子。最后张爱玲同意了赖雅的意见。到了当年的8月18日，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张爱玲的美国代理人玛丽和同样见证过她与胡兰成好友炎樱，一起证婚。
为什么张爱玲会嫁一个比她大近30岁的异族长者？面对各种猜测，文学史家夏志清曾替张爱玲喊不平。“我觉得两人有相投的东西，有感情的因素，而且，对张爱玲来讲必须找到出路。她曾讲过，女人的命运、女人的身份就是‘女结婚员’，结婚才能生存，依靠老公才能生存。张爱玲到了美国也走了这条路，不然，连绿卡都拿不到。”不过细看张爱玲的第二次婚姻，绝对没有外人想像的这么功利，虽然生活困顿，但张爱玲始终尽着妻子的本份，其中的艰辛甘苦，甚至写一出“贤妻”长剧都绰绰有余。
新婚后的赖雅本来表现得异常勤快和愉悦，他再不像以前那样挥霍时间，因为张爱玲的生活自理能力比他还差。比如她爱喝咖啡，却不喜欢自己去煮，于是赖雅宁可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亲自动手烹制出真正的意大利咖啡。
可惜新婚刚两个月，这位寄托着张爱玲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经济拮据和身体恶化的65岁的赖雅，向张爱玲保证：他不会死，不会离她而去。而如一叶孤舟，在风暴之后，漂泊在陌生大海上的张爱玲，即使是这种虚妄的承诺，也算一种安慰。
那段日子里，他俩饱一顿饥一顿，连个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心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张爱玲和赖雅之间，从一开始，仿佛更讲求的只是一个靠字，类似于搭伙过日子。“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一个是美国社会的新移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一个是衰落了的红人，年老，生病，没有钱。都属于弱势人群。这两人的结合，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暖意，这种暖，不是雪地里恋人间呵气暖手的暖，而是冰屋子里，两个陌生人挤在一处的暖。同是天涯沦落人，从相识到结婚，张爱玲和赖雅，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们都想在对方身上，寻找到一种稳定而长久的家庭生活。
但是赖雅的病，在张爱玲二度婚姻生活中，一直是个重大主题。1958年赖雅患上了背痛疾病，张爱玲不得不常常给他按摩；1960年赖雅又患上了腿和脚病。刚有所好转，又旧病复发，脸部麻痹，被迫送至医院，几乎失声；1961年，张爱玲访问港台之时，身在美国的赖雅再次中风倒下，张爱玲为了赚回程的票，在香港写剧本写到眼睛溃疡出血。她的双腿因长时间坐着而肿胀。她想去买一双大一点的鞋子来穿，可又舍不得花钱……那时的张爱玲是艘起航寻找未来的船，可没想到，一出港，她就驶进一条迂回曲折的转弯，颠簸辗转，一眼望不到边。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张爱玲于1962年再次只身到香港寻找创作任务。可是当她途经台北时，又传来了赖雅中风的消息。为了能及早返回美国，能有钱给赖雅治病，张爱玲不惜损坏自己的身体，在香港夜以继日地工作。
1964年的一天，赖雅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出来，在街上跌了一跤，断了股骨。这段时间，赖雅又多次中风，张爱玲不得不赶回美国。为了照顾赖雅，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支起了一张军用床，一边写作，一边护理。此后的两年里，赖雅一直瘫痪在床，张爱玲只能自己照看他。最后她把赖雅带到了迈阿密，因为她在迈阿密大学谋到驻校作家的职位。之后她又把赖雅带到牛津，直到送赖雅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
张爱玲在美国最初的十年中，写作和赖雅，于她来说，仿佛是两股相互拉锯的势力。在第一段婚姻中，张爱玲对于胡兰成的付出，可谓毫无保留，全身心投入，当然也重伤而返。可张爱玲与赖雅的感情的出发点，则仿佛不是在两性相吸的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越往后走，越像是“一夜夫妻百日恩”——落脚点在一个“恩”字上——她感谢赖雅一直以来的厚爱。他们像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米先生和敦凤，彼此交换残留的一点情义，有温暖和感动，但又是悲怆的。世人往往因作品，往往因为张爱玲待人接物的态度，批评她的冷，无情，没有爱，可是两段婚姻，两度人妻的角色，张爱玲一如世间最平凡的女人，有付出有担当，只有做得更多，并不比立得牌坊的人相差分毫……
无家的漂泊，给张爱玲的创作，带来了不小的损害，张爱玲很向上，她时刻想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自己能在文学上做出一点成绩，打个漂亮的翻身仗，可那些年，她似乎总是不走运。自己写的广播作品虽然播出，但已被改得面目全非；长篇小说《北地胭脂》被退稿；电影剧本《红楼梦》也未能上映……
同时，在和赖雅的婚姻中，张爱玲还需处理同他前妻女儿的关系。张爱玲自己也曾有过继母，但张爱玲毕竟从未养过孩子，和赖雅结婚后，突然荣升母亲，而且年岁相仿，其中暗暗的敌意，自不待言。他们同住在华盛顿的时候，赖雅的女儿女婿经常请他们用餐，可张爱玲却很少出席，即便是节日，张爱玲会拒绝参加节日正餐，这样的举动，曾引起赖雅的怒气。
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已经筋疲力尽。赖雅给了她美国岁月最初的温暖，可她终也以十几年岁月回报他，陪伴他走到人生的尽头。张爱玲几乎没写过她和赖雅的故事，即使在他逝世后，她依旧以她的中国往事作为写作的依凭，演绎传奇。也许，在她看来，她同他的一段相遇，还是留在岁月里泛黄老去，别再碰触的好……青年的张爱玲是绝世绮艳，晚年的她是冰雪清颜，至于这段漫长的中年，总感觉模糊，那是她人生的灰色地带，前进的，迟疑的，挣扎的，实验的，像蜗牛在荆棘路上前行。
告别了赖雅，张爱玲不过才47岁，可感觉上，她已经个沧桑的老者，带着一种怯怯的眼神，躲避着人群，过上与世隔绝的生活。
英文里有句谚语：“没有人是座孤岛。”而张爱玲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岛。”她又说：“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选择生。张爱玲在与赖雅相濡以沫的日子里，虽然苦是大多数，可到底也有快乐，虽然这快乐，大抵是在一些与文学不相干的事上。或许这就是她对自己人生与婚姻的一种回答，是对她与赖雅的爱所作出的注释吧。
人生是一件爬满虱子的袍子
自从赖雅谢世，1968年之后的张爱玲，也开始渐渐地用另一种形式与滚滚红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进入了一种“禅定”的生存状态之中，直到1995年告别人世时，26年的时间里她都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也将琐碎的世事弃置不顾，纵使心灵花园里不再花团锦簇，她也努力看护着，因为，这是她唯一可以拥有的天地了。当喧嚣归于安寂，繁华落入尘埃，在这个不被外人打扰的净土，她一边安静地等待着生命玫瑰的凋谢，一边按照她的方式和节奏完成着她人生最后阶段的未尽的那些梦想。
这段日子，张爱玲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有人说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期间，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偷走，想去香港也不行了……这是一个中年渐至老年的女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今天汽车旅馆，明天临时小公寓，身边都没个搭把手的人，只好物品一少再少。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
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为了“躲跳蚤”，据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连信件上发现一只蚂蚁都要马上搬家。如果这样算起来，张爱玲搬家次数高达一百八十多次，简直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她在给友人夏志清的一封信里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有的朋友不理解，写信给她说，杀灭跳蚤很容易，用喷杀剂就行了，何必搬家？张爱玲答复：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就杀不净。
她这一段过得相当不安稳，兼之牙痛又发作，怎么也看不好。而且据夏志清讲，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公车去，那里多是穷人、流浪汉、不懂英文的非法劳工。可以想见，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混迹其中，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浪女”，该是何等狼狈！
而就在这些“躲虫子”的搬家中，张爱玲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建筑师林式同，他既不爱好文学，也从未闻张爱玲大名，却对各处房源了如指掌，可以帮张爱玲找房子作担保，后来他几乎成了唯一与张爱玲直接联系的人。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她的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结果还没等林式同找到，她自己找到了一家公寓。这是一条比较嘈杂的街道，居住的人各种肤色都有，是大都市里的“第三世界”；但张爱玲租住的公寓却似鹤立鸡群，相当整洁。不过，价格也够昂贵的，每月380美元。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整天不出门。一天开12个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偶尔出门，就是购物。她事先在随手拿来的小纸头上记下购物清单，比如咖啡、牛奶、胡桃派、熨斗、衣架、奶油、抹布、刮刷、香皂等等，然后出去，跑几家店一次买齐。去楼下取信的次数极少，十天半个月去拿一次，还要半夜三更才去，以防遇见人。在屋内，她只穿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不再打理发型，只以假发替代，也不再化妆，但是用很好的护肤品。
就在她自以为这样的“老鼠洞”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不声不响，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这女客，是来自台湾的戴文采。很多张传都说她是“台湾某报”的记者，实际上，她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旅美作家，后来曾与台湾明星赵文瑄有过一段“姐弟恋”。
戴文采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张爱玲的地址，就写信去给张爱玲，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这当然不可能有回音，可是戴小姐决定不放弃努力，1988年秋，她跟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诗人痖弦约定，算是由报社派遣，前去采访张爱玲。戴文采租到了张爱玲隔壁的房间。但是一个月来，她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之外，一无所获，但就这样离开又未免不甘心。于是她灵机一动，把垃圾桶里张爱玲刚丢下的全部纸袋用树枝勾了上来……戴小姐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分析，得出了结论。比如，张爱玲平时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饮料、读什么报纸、存钱的银行是哪一家；她打鸡蛋壳的技术如何糟糕，牙齿如何不行了(因为没见有零食)等等。最富有戏剧性的是，戴文采给张爱玲的那封信的信封，也在垃圾里。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做草稿纸，这张信封上，恰巧有一段文章草稿涉及戴文采，说是现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静，如果要被采访，就好比“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戴文采在兴奋中，写下了一篇采访记：《我的邻居张爱玲》，全文有洋洋万言。
但因涉及隐私，文章当时并没有被《联合报》接受，反倒是有人通风报信给了张爱玲，张爱玲再次火速搬家。
1991年，张爱玲住的那座公寓，搬来了一些南美和亚洲移民，素质不高，嘈杂、不讲卫生。张爱玲不能忍受，给林式同写信说要搬家。她提出了找房子的条件，有8项之多，其中有一条是，房子要足够新、没虫。其实搬家附加一些奇特的条件，是张爱玲的一贯作风，曾经她要求一定靠近铁轨，因为怕虫的她，居然十分喜欢听火车的声音，那咣咣铛铛的声音也许正适合用来驱逐长夜的寂寞，适合陪伴一个人静静写作的岁月。
那年的7月初，林式同选好了房子，房东是伊朗人。1991年，张爱玲半个世纪的好友炎樱去世了。同年6月，姑姑张茂渊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这些都曾是张爱玲亲近的人，如今，他们一个又一个隐进了历史的烟尘。
大概是亲朋的离去，对她有所触动，第二年2月份，林式同忽然收到张爱玲寄来的一份遗嘱副本：“一、如我去世，我将所有的财产遗赠给宋淇和宋邝文美夫妇。二、我希望立即火化，不要存放在骨灰存放处，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果撒在陆地上，应撒在荒野处。”
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于生死问题，看得很开，对身后安排是有条不紊的。可是，她恰恰没有留意自己最大、最具价值的一笔遗产——著作版权。她的这种超脱，留给世间的却是一些不超脱——在她身后，皇冠出版社和大陆多家出版社为张爱玲著作的版权，打起了无穷无尽的官司。
交待完身后事，张爱玲又一次隐身在深深的雾中。她最后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林式同也不甚清楚。
1995年5月17日，她给林式同写信，又要搬家。她说，伊朗房东在找她的麻烦，让她雇人清扫房间，吵得她吃不消。她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还在信中附上了剪报资料。林式同接信大吃一惊：张爱玲这么大年纪，到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可以？张爱玲又提出，可否在洛杉矶找一处新建的房子。林式同又认为：这几年美国经济不景气，要找新房子很难，还是先不动为好。
如此过了半个月，张爱玲打电话来，说房东又不赶她走了，可以继续住下去。但皮肤病又发作了，来势汹汹，连衣服都不能穿。整天要照紫外线灯，人常感冒，久久也不好。
当时的林式同哪能想到，这竟是他与张爱玲的最后一次通话。1995年9月8日，中国的“中秋节”前一天。林式同接到伊朗房东女儿的电话：“我想她已经去世了。”原来他们几天没见过她，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估计她已经不行了。
林式同来到公寓，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而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她身穿旗袍，一件赭红色的旗袍。她走的时候，仍是我们中国的女人……只是不知她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据法医检验的结果，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从房间里的情况看，她临终前头脑很清醒，知道大限已至，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手提包，放在了靠门边易被发现的折叠桌上。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机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她的“七十六岁冥诞”。在这一天，她的骨灰，由林式同和众友人护送至海上，在船笛长鸣声中，朋友们将她的骨灰撒向太平洋，同时还撒祭了红白玫瑰花瓣。
张爱玲之魂，就此永远漂荡在海上。浩瀚。博大。苍凉……
她的名字又一次成为报刊的重点，她的作品又在海峡两岸掀起热销。只是这样的胜景，张爱玲已无从得知了。她什么也不需要了，天地苍茫，只有那红玫瑰与白玫瑰的花瓣在飘，隐隐的，还有一个声音在浩茫世界的某处回响：“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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