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周秉建
周秉建，周恩来的侄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8月，16岁起她插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和西乌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图大队。
1972年，她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认真地和她谈起了婚姻问题：:"你能不能找个蒙古族青年呀?过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小伙子是很不错的。"周秉建记住了伯父的这番话，也是天赐良缘，后来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苏荣，与他结为夫妻。
1975年周秉建被推荐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蒙文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牧区旗县工作。1994年夫妇二人调北京工作。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巡视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与弟弟周恩寿的全家福
周秉建的特殊家信
文革时期，周恩来侄女周秉建写自草原深处的家信，引发了中央对内蒙古“挖肃”运动“扩大化”的高度重视，成千上万因此受创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其中也包括她未来的人生伴侣——内蒙古长调歌王拉苏荣。
“那时候没有摄像机，也没有照片留下，只能靠脑子回忆。但是回忆这种事情，不为别的，就是像这种对一个民族造成巨大伤害的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了。”拉苏荣郑重地告诉记者。
拉苏荣和内蒙古自治区同岁。1947年6月的一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杭锦旗的草原上，怀有身孕的母亲正在放牧，突然感到腹部剧痛，急忙跑到盛开着黄花的柠条间，生下了儿子，后给他取名“拉苏荣”，即 “天智”的意思。
2010年，是拉苏荣从艺50周年。作为内蒙古第二代长调歌王，人们说，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听过他的歌声。
“我们这些内蒙朋友经常有聚会，多数时候会聊怎么将我们内蒙古的历史文化传承下来，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要丢了。但是一说到‘内人党’，一说到父母亲，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场灾难留在人们心灵中的东西太重了，太沉了，大家都不愿意沉浸在那种情况下，过去的东西都过去了。”拉苏荣对记者说，“有两件事跟我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在挖‘内人党’的冤假错案中，我父亲被迫害致死。另外一件事，是我的妻子周秉建给总理写信。”
周秉建是周恩来的侄女，当时她还是内蒙古草原牧区的一名插队知青。在写给伯父周恩来的家信里，她提到了内蒙古的“挖肃”及相关事件，这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觉。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它成立于1925年，曾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解放前夕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内人党”中的一部分，在乌兰夫的领导下，转入中国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不存在了。而在文革的癫狂年代里，“内人党”却不幸成为了一场特大冤案的导火索，被诬为一个有计划、有纲领、里通外国、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
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左起）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
草原深处未能幸免
1960年代后期，文革的狂飙已经席卷全中国，草原深处也未能幸免。
1966年5月，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作为资产阶级当权派被打倒。内蒙古各造反派鱼龙混杂，派系林立，局势陷入混乱。1967年4月，中央决定派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紧急前往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
二十岁的拉苏荣刚从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毕业不久，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做了一名歌唱演员。此时拉苏荣的老师、内蒙古第一代长调歌王——哈扎布，也被以“特务、叛徒、民族分裂分子、乌兰夫的黑爪牙”等等罪名关入监狱。
拉苏荣回忆，“哈扎布被抓走的时候，他家里的唱片被造反派随地乱踩，洒了一地。我的专业老师昭那斯图听说后，连忙从被扔掉的唱片中捡了一些回来。”在哈扎布入狱的漫长十年里，拉苏荣常常将自己关在家里，反反复复地听学这些唱片。哈扎布出狱之后，听见拉苏荣的歌声眼含热泪，郑重收他为徒。
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 “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 “挖肃”运动。“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1968年秋，这样的讲话和标语散布在内蒙古的各个角落。
周同宇一家
“黑色的线”
周恩来的小侄女周秉建并不晓得草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决定去内蒙古草原插队落户。
1968年8月6日下午，周秉建来到西花厅，跟伯父和七妈邓颖超(周恩来在家族中排行老七)告别。此时周秉建初中刚刚毕业，文革风浪中，总理的亲属也不能幸免。周秉建的父亲，也是周恩来的小弟弟周恩寿不久前以莫须有罪名蒙冤入狱。
“当时家里是两个极端，伯父是受人尊敬的总理，但父亲却受迫害被抓捕入狱，我想我更应该好好地表现自己，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当时就是这么朴素的革命动机。”周秉建对记者说。
周秉建的决定事先并未与长辈商量，来得有些突然，但仍然得到伯父和七妈邓颖超的肯定和赞许。他们特地为小侄女加菜饯行。
周秉建和另外19名知青，一起被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宝力格大队，牧民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们。“到达旗里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旗里有组织地来迎接，武装民兵们骑着马背着枪高举着红旗，很威武。镇里大概有100多个漂亮的蒙古包排成正方形，都插着国旗，很是威严。”后来周秉建和知青们才知道，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在旗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全旗的“挖肃”现场会，这100多个蒙古包就是为会议准备的。这是周秉建第一次听见“挖肃”这个完全陌生的词儿。
周秉建感受到了与北京不一样的气氛。在一次大队开会学习的时候，大队革委会主任告诉他们，大队共23户人家，只有三户是红色的好人家，其他牧民都是黑线人物。“我那时不知道‘黑线’为何物，到了牧民家里，还在找黑色的线。”周秉建回忆。
有时候大队领导会带着知青们去牧民家里进行形势教育，在坐下来等喝茶时，领导悄悄告诉他们：这户人家在外蒙古有亲戚，他们要等外蒙古打进来时，就会进行内应，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但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团结95%以上的群众’的思想。这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也都写在给伯父的信里了。”
结果，这些无意中透露出的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特别关注。周秉建对记者说，“伯父就从信中知道内蒙古的‘挖肃’问题已经牵涉到了最基层的牧民身上，也意识到有人在向他封锁消息。”
周恩来夫妇与周秉建
内蒙古之殇
彼时的内蒙古其实已经陷入了人人自危的惶恐局面。当时挖掘“内人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对嫌疑人实施车轮战，导致一个人最多可以咬出好几百个嫌疑人来。当时有某领导建议，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被定为“内人党”。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拉苏荣所在的乌兰牧骑(当年活跃在内蒙大草原上的一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挖肃”进行得极为彻底。“整个乌兰牧骑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就有三个老同志被定为‘黑线人物’，昨天还在一起演出，第二天就变成‘阶级敌人’了。”拉苏荣回忆，“我的马头琴老师叫色拉西，他是个大胡子，银白的胡子。造反派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揪，因为他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了，结果就被斗死了，他是我们蒙古族历史上很有名望的音乐人。”
拉苏荣的蒙古长调专业老师昭那斯图也难逃此劫。拉苏荣告诉记者：“有个作曲家叫通福，也就是创作《敖包相会》的作曲家，造反派抄他家的时候发现一个黄绸缎，上面签了很多人的名字，那实际上是通福老师结婚时的签名簿，结果被造反派认作‘新内人党’的联络名单。那上面就有昭那斯图老师的名字。”昭那斯图因此被关进了学校的黑屋，受到造反派的拷打审讯。
拉苏荣的父亲不久也遭遇不测。拉苏荣的父亲是喇嘛，他早年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布经传教，精通蒙、藏、汉和印度四种语言，后取得佛教“格西”(学者)地位。因为常常去庙里讲经，并接到国外僧人的来往信件，这成为拉苏荣父亲获罪的理由。他被诬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分子，被割去舌头，之后被扔入黄河。事隔四十余年，拉苏荣回忆起父亲的死，仍然语不成句。
与拉苏荣当时处在内蒙古政治中心不同，周秉建远在边境牧区，但这里也不平静。与周秉建同为北京知青，现任中国电工设备总公司党委书记的何公起回忆，有一天，自己和其他知青正在大队部开会，突然传来消息，说民兵连长马斯愣有“内人党”嫌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大家发现马斯愣不见了。大家一致认为他叛逃了，结果找遍了边境线，连个脚印都没有。“后来在离大队部很近的一条沟里，都是些小矮树，最多一人高，马斯愣就在那么矮的一个树杈上，坐在地上吊死了”。
虽然紧靠边境，但在周秉建的记忆里，下乡那么多年，即使在“内人党”案风声最紧的时候，她所在的大队也没有一个人逃往境外。
在史无前例的浩劫年代里，人们仍然信守着对国家的忠诚。锡林郭勒盟一位边境牧民逃出来，没有向近在咫尺的境外跑，而是骑上骆驼，向南千里赶到北京。边防派出所民警必力格，则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部肌肤上，从戈壁滩奔向北京。
周秉建与拉苏荣
看到希望
“后来听说，周总理接见当时内蒙古的领导人时讲，你们搞‘内人党’扩大化，已经挖到羊群里了，我是从北京一个女知青的信里面了解的这个情况。你们向我封锁消息。”拉苏荣告诉记者。周秉建表示，当时“我在信里只是将我们公社和大队挖‘内人党’的情况向总理如实做了反映。”
“内人党”冤案此时还在不断扩大，甚至不少牧场的畜群被宣布为“叛国畜群”，牛群、羊群、马群都被没收、赶走甚至死亡。内蒙古苏尼特旗优良白马纯种因此而断绝。
周恩来收到侄女的家信后，意识到情况严峻，迅速采取了措施。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就作出了对内蒙古实行军管的决定。客观地来看，这对遏制当时内蒙古的极左形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得内蒙古当时无数受“内人党”案牵连的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9年5月22日，中央发出文件：迅速纠正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文件上赫然印着毛泽东亲笔批文：照办。
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解放我们了。
草原上开始渐渐流行起一个女知青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内蒙情况的故事，但周秉建却浑然不觉这个女知青就是自己：“1970年我回北京探亲，邓妈妈还说起过这件事，但我当时并没在意。”
1978年4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报请华国锋批示，认为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主观臆断，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冤案，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邓颖超与周秉建、拉苏荣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提及：“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这场劫难牵连人数之多，刑罚之残酷为前所罕见。
据1978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草原建设工作会议简报》显示，“挖肃”运动不仅给蒙古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伤害，在环境和经济上也造成巨大损失：“几百万亩草原因垦荒变沙化”“母畜被随意屠宰、出售和外流，牲畜产量严重下跌”“牧民缺吃少穿，含冤叫屈”。
女知青周秉建在这片曾遭受过浩劫的草原扎下根来。1977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在访朝友好代表团中相识。在他们认识之前，周秉建对拉苏荣已经很熟悉，她一直听他的歌，听了有八年。1979年，在全家人和七妈邓颖超的祝福声中，周秉建与拉苏荣结为夫妻。
“蒙古民族是一个特别尊重生命、特别重感情、特别有大爱的民族。” 周秉建曾说，“如果把我分到一个阿爸阿妈家，他会把我当成他的孩子，如果把我分到一个哥哥姐姐家，他会把我当成亲妹妹。在内蒙古草原，每一个孩子都是宝贝，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1994年，周秉建和拉苏荣双双来到北京，拉苏荣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依然是男高音独唱演员。周秉建曾任财政部财政监督司财政监察专员、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副主任，目前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们夫妇之间不仅习惯用蒙古语交流，还常常去离家不远的一家蒙古餐厅吃饭，在那里和内蒙古的朋友们聚会，而拉苏荣则常年往返于内蒙古和北京之间。5月里的一天，当记者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宿舍时，拉苏荣刚从内蒙古家乡植树回来。
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长调歌王，近年来为改善家乡的自然生态环境，在一千多亩的荒地上种起了树，取名为“长调林”。拉苏荣表示，“长调林”虽然“只是沙漠里的一颗小石头那么大”，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在那里盖房子，挖井，拉电线。他想用行动唤醒家乡人对环保以及重建家园的意识，恢复在历次运动中被破坏的植被与土地。
拉苏荣表示，“就我自己来说，落叶也总要归根的。”
周秉建与拉苏荣在家中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06月25日 记者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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