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50岁的义乌农村妇女冯爱倩正为吃喝愁破了头。冯爱倩曾在饭店工作，但工资微薄，完全无法养育老母亲和5个孩子。因此，1980年，她打算冒险摆摊赚外快。虽然义乌有着“鸡毛换糖”的走商文化，但在当时，摆摊、走商依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投机倒把。
然而，迫于生计，冯爱倩还是批发了一些纽扣等小百货，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空地上铺了张塑料布，开始叫卖。第一次摆摊，冯爱倩就赚到了6元钱，是以前饭店工作的10天收入。但好景不长，没几天她就被迫卷起塑料布，带着货物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足足追了3里路。
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足足进行了两年多，冯爱倩无奈但又无门，直到她得知更换了新县委书记，决定去赌一把。
冯爱倩早早来到了县委机关大院的门口，把正要外出的谢高华堵在了马路上，她用着浓重的义乌口音抱怨道“日子没法过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你管不管”。一长串的抱怨，谢高华并没听懂几个字，但他感受到了冯爱倩的气愤，于是赶紧掐灭了香烟，把她请到县委办公室。
摆摊问题谢高华也早有耳闻。他和冯爱倩互换了几根“大重九”和“新安江”的香烟，在云雾中聊了一个多小时。随后，谢高华当即决定，“摆摊继续，有人来查就说谢书记同意的”。送走了冯爱倩之后，谢高华组织领导班子做了几个月的调查，最后开会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
谢高华甚至放出了两句狠话，“谁要搞他们（摆摊商户），我就要处理谁”、“出了问题我负责，哪怕丢掉乌纱帽”。这给了小商贩们信心，也率先打破了对“姓资姓社”的犹豫局面。不仅如此，谢高华还到处寻找银行，贷款了50多万元建设摊位，为商户们装上了挡雨遮阳的顶棚。
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摄于1984年）
一座座堪称“五星级”的摊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商户。当年年底，义乌小商品市场日均交易人数就达到了6000人，商品也多达3000多种。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更新，赢得了“华夏第一市场”的美誉。而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来义乌进货成为外商们不轻易外泄的秘密。
1997年，意大利商人弗朗奇斯科多次恳求中间商，询问这些来自中国的小商品进货地是哪里，能不能引路拜访，但对方总是支支吾吾。终于，一次偶然机会，他在货箱里看到了一张《义乌日报》，欣喜万分的他，用圆规围绕着上海画了几个圆圈，最终找到了令他震撼的义乌。
几年后，常驻义乌采购的外商达到了3000多人，把中国货物送到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的名气逐渐蜚声全球。
义乌的兴盛，也离不开200多公里外的温州。在那里，落后的制度牢笼，也被改革的思想不断冲撞着。70年代末，“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五金、矿灯、螺丝等领域先后涌现出了龙头个体户，被誉为“八大王”。
然而到了1982年，八大王们因投机倒把相继入狱。温州民营经济噤若寒蝉。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果敢地站了出来。他举办了“重点户专业户”千人大会，亲自为个体户们颁奖。会后不久，他又带着20多个干部，专程到永嘉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去看望承包林场的个体户。
袁芳烈在关键时刻为温州模式撑了腰。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热情被激活，于是有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天龙（吉祥航空前身）；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等等。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一批批个体户在义乌、温州、全国各地穿梭，成为浙江商品贸易的主力军，时代的急先锋。
袁芳烈在温州就任4年，谢高华在义乌任职2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们已经熔进了城市发展的血脉里。2017年，谢高华受邀参加义乌小商品国际博览会，义乌商人们驾驶19辆轿车，在高速路出口处迎接谢书记。他们带来了父辈们走街吆喝用的拨浪鼓和装着小商品的货担。沉甸甸的货担里有圆珠笔、纽扣，也有用糖换来的几根鸡毛。
义乌商人迎接谢高华
缝隙再小，阳光都能透过。坚韧的浙江人善于把握任何细微机会，利用成本、先机，快速占领市场，带来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劲头。
这就是义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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