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农人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自家的地里不种什么或什么种得少,什么就珍贵无比;自己手工不会做什么物件,什么就稀罕。此想法和物品本身的价值无关,比如系头发的皮筋儿,买一捆也不值几个钱,只因为不会做,谁家的小子调皮玩丢了一根,立马换来一顿毒打,不听解释,不问究竟。可你要是拿了一块羊肉喂狗,反而只会得来训斥,转眼即忘,缘由是谁家都养羊,这玩意少吃一口没关系。
在乡亲们眼里,干黄酱是珍贵的。老家黄豆种植少,不是不想种,而是田地不给力,再怎么下辛苦,黄豆也长势恹恹,出产少不说,还个头不圆润,卖,没人收,给孩子当玩具枪子弹,不够格,只好留作发豆芽,算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一道菜。
以会者而言,干黄酱制作并不复杂,村里排名前几位的巧妇也曾立志攻坚,非要做出来不可。哪曾料到,巧妇们纷纷折戟,酱是发出来了,但味道怪异,小心翼翼地炸了一回,差点毁了锅——异味经久不散。
公认的聪明人失败,乡亲们再无人尝试做酱。生活的艰辛早已使得他们习惯了向困难低头,臣服于命运和他们心中的强者。谁家媳妇要是想再做一遍干黄酱,立刻受到家人的斥责:“人家那么聪明都做不出来,就你能?别祸祸粮食了。”电视剧里反抗家庭和命运的桥段不会有,在农村过日子,随大流比特立独行重要,别人的口舌和自家的脸面更重要。
自己不会做就得买。乡亲们把买来的干黄酱放置到柜中,吃的时候炸一点,绝不舍得一次炸完,是的,就算放变质了也不舍得。由此,炸酱面成了上等吃食,其地位出人意料地排在炖羊肉和煮骨头之前。三十年前,你要是到我们村做客,谁家给你端碗炸酱面,不要怀疑,你是实打实的贵客。
90年我上一年级,我们的老师上课之余特别爱给我们讲看自各类杂志的故事,其中有一篇《一碗清汤荞麦面》感人至深。这篇日本作家栗良平的名篇,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甚至进入了教科书,不过名字更改成《一碗阳春面》。
回到村子后,我在众多人聚集的村口大队部复述了此篇故事,迎来了乡亲们的感慨连连:“你看看人家,能下饭馆吃面”、“荞麦面好吃?他们也太不会吃了”、“嗯,就是,那荞麦面有啥吃头,寡淡淡的”……
没人在意文中母子和店老板的事迹,在乡亲们看来,人吃苦是必然的,吃了苦能熬出头便是幸事。至于老板给母子三人多煮的一份面,乡亲们觉得理所应当,甚至认为老板不仁义,什么怕别人面子过不去,就是扣。
面对大家的评论,我惊得目瞪口呆。不一会,乡亲们的话头集中在了荞麦面上,一个劲儿地问我书里面说没说那玩意咋吃好吃。我自是不知,只好信口胡诌:“肯定是炸酱的荞麦面,要不能好吃的了?”乡亲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话题再次转到炸酱面上。
好多时候,人的饥饿感是说出来的,话头一起,肚子不由自主地叫唤。我听着乡亲们的七嘴八舌实在受不了,急匆匆跑回家,没进门就喊奶奶:“奶奶,我要吃炸酱面。”奶奶一头雾水:“不过年不过节的,吃啥炸酱面?”
义正词严的说辞比不了隔辈儿亲的魅力,奶奶一边嘟囔着一边挪着变了形的腿走向矮柜,掏了一气,找出一袋干黄酱:“这是你爹从城里捎回来的,北京干黄酱,好东西。”奶奶年老手利索,一块菜板一张锅台是她的天地。大块的肉丁切好,葱姜蒜备好,起火炸酱。炸酱很简单,炸好了放到窗台上晾着,奶奶又开始擀面条。
家里没有我想吃的荞麦面,即使有,奶奶也不可能给我做。在她看来,有白面不吃吃杂面简直是不可理喻。对于做了一辈子饭的奶奶,面条乃是小道,不费工夫。
爷爷闻到酱香,颠颠的从院门口回来,端起窗台上的酱走进里屋,麻利地找出他的老酒壶,摆上炕桌,自斟自饮起来。炸酱里面有肉丁,味道也够咸,是乡下老人下酒的好东西。爷爷用筷子头蘸着酱抿一下,再滋溜溜地喝口酒,炕桌底下的收音机放着曲,我盯着爷爷,生怕他把肉丁吃完。
村里人做面条按盆子来,盛面条也不用普通碗,用的是海碗,那家伙比我脸都大。农人食量大,面条吃起来顺溜,海碗很好地解决了需要多次盛面的麻烦,一两碗下去,肚量大的人也能吃饱。
炸酱面不仅有酱,还有黄瓜丝和水萝卜丝当菜码。拌面也没那么多讲究,大勺子舀一勺酱倒进碗,胡乱拌两下,再夹几筷子黄瓜丝萝卜丝,开吃。什么酱要拌匀,不存在的,自家吃炸酱面,酱不够了再舀几勺子即可,老家人吃东西,要么不吃,要么吃饱,端得是豪气冲天。
炸酱面吃完,需来碗面汤“溜缝”,面汤可不是清汤寡水,里面也要放酱,有滋有味地喝下去,浑身熨帖。乡人不好的习惯是,做什么吃食咸盐放得太多,一顿炸酱面吃毕,一下午不喝两暖壶水都不算吃好。
现如今,炸酱面早已不是稀罕物,人们随意可吃,农村也不例外。我家吃炸酱面,爱人做得比较清淡,我吃着没味儿,放不开胃口。爱人劝我,说不要吃得太咸,对身体不好。我告诉她,我不是嫌弃炸酱面不够咸,而是觉得它不够有味,这味儿,是童年的无忧无虑,是被长辈们宠爱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