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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人民日报，1999年5月6日
这里提到的王守武、王守觉是科学院少有的院士兄弟，科学院半导体所的同事亲切地称他们为"大王先生"、"小王先生"。王守觉是半导体器件与电子学家、信息科学家，中国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技术的奠基人之一，半导体人工神经网络和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的开拓者。
王守觉院士 (1925-2016)
出身名门，家风熏陶
1925年王守觉生于上海，祖上苏州东山莫釐王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明代起便跻身江南科举世家的行列。祖父王颂蔚是晚清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父辈人才济济，有清末物理教育家王季烈、实业家王季点、机械工程学家王季绪，其父王季同是迄今中国学者最早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现代数学论文的人。姑母五人也个个熠熠生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教育史上都留下了足迹。
王守觉的兄弟姐妹也是群星闪耀，大姐王淑贞是与林巧稚齐名的我国妇产科奠基人，大哥王守竞和周培源、吴大猷是中国最早的三位理论物理学博士，二姐王明贞是我国最早的女物理学家之一，三姐王守瓈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曾赴英国留学，二哥王守融是我国精密机械与仪表仪器学科开拓者之一，三哥王守武是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在整个中华民族历经苦难、探索强国之路的过程中，王家三代人或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筚路蓝缕勇敢前行，成为某个学科的早期拓荒者；或献身教育培养人才；或大胆创办工业企业，探索实业救国的途径。在这样的家庭文化和父辈兄长的榜样激励下，王守觉自幼视野开阔，志存高远。
父亲王季同教育子女十分严格，要求做事情要认真。尤其重视数学教育，常出些数理小问题，启发孩子们思考，培养学习兴趣。同时，鼓励孩子们自学与动手实践，强调解决问题，通过实践获得知识。王家有各种钳工、电工的简单工具，漆包线等材料，王守觉很小都学会用台虎钳、锉刀、手锯、錾子，以及电动工具台钻等，在家里会配钥匙、修锁等。中学时代他当过测量员、修过钟表，曾手工自制门锁出售，到了晚年他依旧以开锁为乐趣，这都得益于父亲在这方面的教导与影响。
战乱年代，颠沛流离求学路
1936年，11岁的王守觉进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读初中。刚读完初一，学业就被日寇的侵华炮火打断。
王守觉回忆说："我十二岁的时候遇上日本侵华战争，亲眼目睹，由于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就要挨打。"
在辗转逃难、因病停学中，他主要靠自学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中学五年间，他只完整地上过半年学。在此期间，王守觉做过手工业钳工工作，当过建筑测量的练习生，还长期被病痛折磨。但通过刻苦自学，1942年，他以同等学力考进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弱电专业。而此时的同济大学先后内迁至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昆明、四川李庄。在李庄，同济师生生活极为艰苦，王守觉又体弱多病经常缺课，但由于有坚实的自学基础和超强的自学能力，他的每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
"学习中却总是非常轻松地得到班上优秀的成绩，我体会到，这是自学给我带来的好处。"
1948年，王守觉还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中正奖学金。1949年7月，王守觉从同济大学毕业。同济大学培养了他胸怀祖国、不畏艰难、乐观向上、刻苦钻研的精神。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国家基本建设
王守觉大学毕业不久即全国解放，从1949—1956年间，他调动过多次工作：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上海新成电器厂、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分局，从做科研工作到工厂产品设计。
50年代，在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电讯组照
1956年又被调回科研工作岗位，进行新的科研工作。不管是在研究机构还是在生产单位，无论是做研究还是搞设计，他都能很快适应工作要求。在工作中积极主动，他大胆创新，广泛学习钻研，能够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工作实践中，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56年他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
向科学进军，研制我国第一支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简称"四项紧急措施"）。
1956年8月应用物理所以电学组为基础扩建成立半导体研究室，同年年底王守觉调入，任半导体高频晶体管课题组组长，主攻半导体器件研制。1957年9月-1958年4月王守觉赴苏联学习半导体电子学器件的设计、制作和性能测试。
回国后王守觉第一项重要任务是参与并主持锗高频晶体管的研制。依仗他平素积累的知识和在苏联工作期间获得的经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于1958年9月研制成功截止频率超过200兆赫的我国第一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
随后，在当时国内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的状况下，王守觉带领着半导体研究室的团队研制出一批能够批量生产晶体管的设备，为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化计算机---109乙机的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研制氢弹提供了计算支持。
硅平面型晶体管研制，服务两弹一星
1963年，王守觉创立硅平面工艺并领导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只硅平面型晶体管，为我国研制应用于国防领域的微型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硅平面工艺的研发成功，为我国发展集成电路、并进而发展微电子技术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半导体器件从小型化进入集成化铺平了道路。
当时正值国家物质供应极度匮乏时期，面对国外技术封锁，大家一无资料，二无图纸，实验设备也是一穷二白，全体科研人员在王守觉的领导下，团结奋战，不分昼夜。
王守觉用用一台简陋的电动计算机计算了双扩散基区杂质分布，因陋就简，巧妙地用两台显微镜再加上一个紫外曝光灯搭建了土光刻机，并亲自组建了设备组，指导、设计、动手调试了非标准加工的扩散炉、蒸发台、探针台等器件工艺急需的设备。
最终，他带着团队以勇气和智慧创造性地克服了种种苦难，披荆斩棘一步步走向成功。
回忆那段研究历程，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专家吴德馨院士说："小王先生以他的创新精神、严谨的科学作风、谆谆教导培养了众多的科学工作者，深得年轻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是我们尊敬的老师，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3年底硅平面晶体管转入生产，当时，我国正在自行设计研制第一台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9丙机，它为中国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守觉领导的科研人员为其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
1967年10月聂荣臻副总理参观109丙机
文革遭遇冲击，仍致力于科研
1965年，王守觉首先提出了用光学拼图方式来直接发生复杂图形的掩膜版主张。1966年正当王守觉设想继续有关自动制版技术和图形发生器的研究时，"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他研究的节奏。
文革期间，王守觉被停职进行劳动改造，扫厕所、烧锅炉，但他坦然面对，从不绝望。他说："许多科学家都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对我来说，文革被打倒的3年，对我也是有好处的，我看了许多哲学方面的书，开阔了眼界。造反派把我从实验室里拉出来，强迫我接触社会，于是，我从书呆子变得老练了许多。"
王守觉调试图形发生器
1970年，他看到国外同行发表的用拼图感光方式产生版图的图形发生器论文，证实了他早在1965年提出的创新设想并在1966年初见成效的制版途径的正确性。王守觉认为这是恢复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好时机，遂义无反顾地带领研制小组亲自试验、设计、制作、调试，并与金工厂的老师傅配合进行金工加工，仅花了半年时间，于1971年4月，就把一台一般通用的光栅定位数字式工具显微镜，成功地改造成了我国第一台能自动制版的积木式图形发生器。
自动制版技术流程图
1974年在王守觉的领导下我国首次成功地应用计算机辅助自动制版技术，制成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掩膜版，解决了制约集成电路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多次转换研究方向，探寻独立科学之路
王守觉从事科研工作60余年来，为我国半导体电子学、人工智能及信息科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期间多次转换研究方向。
1976年，王守觉提出了一种新的高速集成逻辑电路——多元逻辑电路，大幅提高了电路运算速度。1990年，他开始致力于半导体人工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后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使神经网络对实物对象的识别能力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80高龄时再次在自己领域走到世界最前列。
1980年，参加电子学报编委会经漓江，电子学报编委会组织阳朔开会的时候泛舟桂林。
在学术生涯中，王守觉一直表现出善于学习、肯于钻研、勤于实践等鲜明特点，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培养出很强的研究能力，特别是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行中出新知"。
他虽未曾出国，但一直追踪国外的科研发展，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十分自信。他相信只有自力更生才能发展自己，反对崇洋媚外。
对引进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有理性的认识，他说："古有四大发明，今乏技术创新，追根究底求其因，尚欠科学精神；近效实非独俏，积累创新更要，莫待百年儿孙笑，只传引进一招。"
199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一个新构想的命运"的文章报道了王守觉的创新成果之前没有被重视的经过。
王守觉科学信念坚定，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这与世俗的拜金主义是违背的。不计个人得失坚持追求真理是科技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2016年，王守觉因病逝世。
参考资料：
[1]《物穷其理 宏微交替——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50周年》,半导体所所庆纪念册编委会编
[2]尹晓冬，李艳平，付森. 硅芯铸梦——王守武传 [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3]刘晓，卷舒开合任天真——何泽慧传[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4]李艳平，康静，尹晓冬. 硅芯铸梦——王守武传 [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
尹晓冬，女，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理学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2010年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梅隆基金高级访问学者，2014年美国物理学会（APS）贝勒讲席（Beller Lectureship）获得者。先后主持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技计划面上项目、3项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项目，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物理学史与技术史，出版专著《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合著《硅芯筑梦--王守武传》、《躬行出真知---王守觉传》等，发表论文60余篇，获中国物理学会2017年度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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