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不思”(胡博词QOBUZ)的英文翻译和“威妥玛式”（WADE SYSTEM)拼音法.
题记：
大量的文字堆积推出震撼，迥异的人物造型绘制精美，
平凡的故事演绎铸就感动，漫长的流光滴水酿成期待，
复杂多变的生活音韵谱写着一曲永久传播的高亢的人生旋律……
一、 也谈“火不思”的英译和溯源
直接引语 1:“Every day ,after she had seen Wu the Elder out the door，this woman would stand inside the blind,cracking melon seeds with her teeth，and revealing her tiny goldenlotuses for all to see. Such conduct attracted the aforesaid young gentlemen,who gathered on her doorstep day after day, strumming guitars andukuleles，…”(Roy. 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Vol.1.Chap1.P29)【注1】
直接引语 2: “My elder brother is engaged in commerce ,”said Han the Second，“whichoften requires him to be away from home. He and his wife are a young couple andconsequently been taken advantage ofduring his absence by this bunch of ‘baresticks’ from the neighborhood, who are constantlystrumming guitars and ukuleles, gathering on her doorstep to sing :suggestive songs and lewd tones”(Ditto.Vol.2.Chap.34.P291) 【注2】
直接引语 3:“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榼，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注3】
直接引语 4 :“火不思,拨弦乐器，似琵琶而狭小，直柄曲首，通长二尺七寸许。共鸣箱下半部蒙以蟒皮、蛇皮。也称和不斯、和必斯 、胡博思、 湖拨四、 虎拍思、 处拍思等,皆音转之异。参阅《元史礼乐志 五》”、《清 通典六六 乐四》、《续文献通考 一一0 乐十》”。【注4】如图：
火不思
直接引语 5:
A.“火不思,是波斯、阿拉伯拨弦乐器，是乌特（阿拉伯文ud的译音）的一种，在伊斯兰地区称qūpūz。在中国流行于西北地区，名称始见于《元史》，又作和必斯、 琥 珀词、浑不似、胡不思、吴拨四等。现流行于新疆柯尔可孜的拨弦乐器‘考姆兹’（亦作‘库木斯’）和云南纳西族的‘胡拨’，均为火不思的同类乐器。”【注5】
B.“火不思,亦称和必斯、琥珀词、浑不似等,是拨奏弦鸣乐器，张三至四根弦，腹部音箱蒙蟒皮，有马，背部与弦轸雕刻精美花纹。吐鲁番西召哈尔屯发现唐代中期的壁画有孩童张火不思形象，元代盛行。”【注6】
直接引语6:“火不思，古代弹拨乐器，又作浑不似、虎拨思、吴拨似，是土耳其语的译音，表明它是一种外来乐器。
1905年新疆吐鲁番西部地区发现的唐代古画中已见其形。至清代‘番部’合奏中仍沿用。
明、清以来传世实物与清代《皇朝礼器图式》所绘图像相同，四轴，四弦，腹部蒙蟒皮，有马。
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考姆兹和云南纳西族苏古笃的‘胡拨’的制形与其相近，还有称其为琥珀槌、湖拨四、胡不思儿、乌悲词、好比斯的等”。【注7】
直接引语7:(综合)
A.“胡博词，弦乐器。杨瑀《山居新语》‘镔铁胡不四，世所罕见，乃回回国中上用之乐，制作较妙。’日本林谦三《东西乐器考》则为火不思，是土耳其语qobuz的译音，原意为一般弦乐器的通称。”【注8】
B.“胡博词，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胡博词’即浑不似，胡人乐器，形状与琵琶相似。”【注9】
C.“胡博词，胡乐名。《明英宗实录》卷185记载：瓦剌首领‘也先每宰马设宴，必先奉上皇酒，自弹虎拨思儿唱曲。众达子齐声和之。’此外，明人袁彬《北征事迹》有相同的记载‘也先奉上酒，自弹虎不思儿。’”【注10】
2008年7月，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临清举行。大会出版的论文集“《金瓶梅》与临清”刊登了香港中文大学洪涛教授“《金瓶梅词话》的外来乐器与民俗文化—兼论相关的英译问题”的论文。
文章“二，‘胡博词儿’溯源”一节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较认真地查阅了大量关于记载“火不思”这种乐器的文献资料。
从《元史》到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和《明英宗实录》，从《清史稿》到方以智的《通雅》以及今人刘瑞祯（1952—）编著的《古今中外乐器图典》和《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等，考证的最后结论之一是“火不思可能均来自阿拉伯”（着重线为笔者所加）。
再则，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芮效卫先生
（David TodRoy，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翻译《金瓶梅词话》，先后于1993年、2001年、2006年、2010年出版发行了前四卷（共五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详见笔者拙文“芮效卫和他的英译大著---词话本《金瓶梅》”，《环渤海文化报》2011年7月23日P2、3）。
在第1卷第1回第29页和第2卷第34回第291页上，他将 “火不思” 英译为“guitar”或“banjo”（参见本文开头直接引语1，2划线的词汇），并于书后的译注中专门解释説
“The word that I have rendered as‘ guitar ’is ‘hu-po-tz’u in Chinese.
It is atransliteration of a foreign term and occurs in Chinese texts in a wide variety of orthographies .
The instrumen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Central Asia as early as the T’ang Dynasty （618-907）and is described in terms that make it sound something like a guitar or banjo .
( Roy . Notesto the Chap.1 . P472.64).
显然， 芮效卫先生认为，这种像吉它或班卓琴的乐器是在唐朝由中亚传入中国的（着重线为笔者所加）。
洪涛教授对此提出疑义，用大量笔墨从史料中挖掘考证，尽全力去探寻“溯源”，结果却得出了与芮教授雷同的结论“可能均来自阿拉伯”。
他同时认为把“胡博词儿”（火不思）译成guitar文字根据不足，而应该“考虑用pipa（琵琶）而缀以修饰语来翻译”，比较符合该乐器的特点——这是他考证的结论之二。
《古今中外乐器图典》
笔者认为，洪教授的两个考证结论仅仅说出了“火不思”这种乐器在中国古代各朝代简单流转的部分过程，还尚未追溯到根源（也包括国内出版的各种关于《金瓶梅》研究的工具书、资料集、论著等对“火不思”的解释及定义）。
而芮教授不确切的翻译，很显然是他自己在拿不准该词的翻译方式（所谓“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或“泛多样化正字法”in a wide variety oforthographies）的情形下才加注了译解，以简便方式帮助世界各国能用英语阅读的读者浅近地理解这种乐器。
截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发现完全等同于《金瓶梅》小说中所提及到的这种乐器。
为了弄清楚它们貌似相同而又实际不同的情况，笔者列举以下四种中外弹拨乐器，以期相互对比，更准确地、理性地看看“火不思”究竟是何种乐器。
1.guitar,吉它琴或称六弦琴。
A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6 or more strings, a long neck, and a wooden body like a violin but larger, played by striking or plucking the strings with the fingers or a small piece of hard material (a plectrum).
The tone intervals being controlled by a fret. The Spanishguitar is the most familiar type .
It has a range of more than three octaves above E below the bass staff .【注11】
2.banjo: 班卓琴或班究琴（4-5弦）
A musicalinstrument with 4 or more strings , a long neck and abody like a drum ,used esp. to playpopular music . Or : like a guitar and a round sound box covered with parchment , traditionally afavorite instrument of American Negroes.【注12】.
3.mandolin:曼陀林琴（6-8弦）
Around-backed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metal strings (mounted on a deep,round-backed body ,and played with a plectrum, rather like a lute (of the lutefamily). 【注13】
4. lute : 琵琶，诗琴，也称鲁特琴（4-5弦）A type
Of musical instrument with strings , having a long neck and a body shaped like a pear , played withthe fingers and used esp. in former times( of Arabic or Persian origin, thelute was introduced (c.8th c.) to Europe and was extensivelyused up to the 18th.c. as a solo, accompanying and ensemble instrument).【注14】.
(以上四个条目均引自Longman Contemporary English-ChineseDictionary, and 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 or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读者从中清楚地看到，这四种琴确实都与“火不思”有着相近的形、体、弦、共鸣箱和弹奏方法等。
当然，不仅芮效卫先生英译本中有些缺憾，就笔者所知，早在70多年前,英国知名学者克莱门特.艾支顿先生（Clement.Egerton）在全译张竹坡本《金瓶梅》时，遇到“火不思”的翻译时也是绕了一个弯子，而将这一情节说成：
“…she used to sit beneath the blind , chewing melon seeds and pushing forward hertiny feet in the hope of attracting theattention of some young ne’er-do-well. And, indeed, there was a constant streamof courtiers before the gate, who spoke in riddles and called out such remarksas…”,
“弹胡博词”一事儿根本没提(The Golden Lotus,P27，4卷本，新加坡Graham Brash <pte>LTD,1995年版)。
例如：俄译本《金瓶梅》的前苏联著名汉学家马努辛教授（Викто Сергееввич Манухин） 同样将“弹胡博词”的词语，以模糊的表达方式译成
“… Они перебира'ли стру'ны，распева'ли пе'сни，…”(他们拨弄着琴弦，任情地野唱),“Цве-ты сливы в золотой вазе， или цзинь，пин，мэй ”（ P33， 1卷本，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又如：德译本《金瓶梅》的德国著名翻译家祁拔兄弟（Otto und Artur Kibat）两人在翻译这一节时，也同样将“胡博词”译为“琵琶类弦乐器”：
“Sie streckte wohl auch absichtlich ihre zierlichen Gold-lotosfüβchen aus ,um damit einen Lebemann zu angeln . Tag für Tag trat sie vor die Tür und sang zur Laute ,wobei sie versteckte Anspielungen machte.”(《Djin Ping Meh》Band 1，P62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1989)。
再如：日译本《金瓶梅》的日本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小野忍和千田九一两位先达在译到这个段落时，也是将“弹胡博词”翻译成了类似琵琶的乐器：
“钓ぅれこ男たちは每日门口ご琵琶をひき、呗をぅたぃ、.......”(《金瓶梅》 3卷本 第1卷P12日本株式会社平凡社 1994年3月版)。
还有，意大利学者皮埃罗.加比爱尔（PieroJabier）翻译的意大利译本《金瓶梅》仍是将“弹胡博词”含混地译成了
“La p’i-p’a a settecord(七弦琵琶)”(《Chin P’ing Mei》P20.第1卷，意大利米兰 Feltrinelli Economica出版社 1983年版) 。
由此看来，兰陵笑笑生给我们出的这道试题，一时间还真让“大家”颇有些无奈。
《金瓶梅》苏俄译本
笔者经过努力，也曾费尽心机地想搞清楚《金瓶梅》里“火不思”的名称、来源及流传情况，提出与芮效卫先生和洪涛教授不同的看法，以求赐教。
（一），“火不思”这种乐器确有其物
如本文开头笔者所引述的直接引语3、4、5、6、7段引语表明的那样，它有相似的名称10多个。
相传王昭君是著名的琵琶手，在远嫁匈奴之后，对该乐器（包括胡人）倍加珍惜。后来不慎摔坏，工匠又重新制做。结果做得又小又粗糙，王昭君看后笑着说“浑不似”（简直不像），是别人听拧了后以为这件乐器叫“浑不似”，便将其乱称，以讹传讹，不一而足（宋俞琰《席上腐谈》）。
由此可见，这是千数年来由于历史变革、民族习惯、传说变异等原因，人们由不同的命名、称谓、语言差异、翻译而造成“火不思”的名称不一致；
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朝代在使用“火不思”进行弹、拨、扫、拂等演奏中，是会根据不同需要而改进的，正是这种不断地广泛沿变和不同的演奏需要，使其制形、结构、功能有了不同的变化。
四轴四弦有马无品，形似琵琶而小是基本不变的；其琴头头型，共鸣箱（音箱）有皮面、蛇皮、蟒皮和木制等不同材质是变化了的。
但是“考虑用pipa而缀以修饰词来翻译（洪涛语）”火不思，本人认为并不是一剂良方，或像芮效卫教授那样译成“guitar”(六弦琴)or“banjo”（班卓琴，形似吉它）也不好算作一则上策。
甚至包括我国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新修订出版的《辞海》，也没有给出“火不思”令人信服的、较为准确的答案，与1989年版《辞海》中对“火不思”的注解差别甚大，而是趋于简单化，缺乏实证，更没有广泛吸纳我国民族器乐家和有关学者30多年来关于“火不思”的最新研究成果。
很遗憾，一些词条的定义远远滞后于学术科研工作。
那么，确有其物的“火不思”在哪里呢？
首先，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及著名琴家郑颖荪等多位艺术大家，就都十分钟爱并珍藏着这种乐器。
梅先生有“火不思”藏品两件，程、郑各一件。梅先生一件为梨木，全长74厘米，腹宽10.5厘米，张四弦，共鸣箱蒙蟒皮。另一件柴木制，全长72.5厘米，腹宽10.3厘米，蒙小鳞蟒皮，琴背通体髹以红色底漆，其上绘有金色双龙纹饰。
程先生一件为老红木制成，全长84厘米，腹宽10.5厘米，蒙小蟒皮，四条丝弦，制作精细，为清代制品中的娇娇者。郑先生的火不思为柴木制，全长84.5厘米，腹宽13厘米，共鸣箱上部为桐木面，下部蒙蟒皮，左置四花梨木轸，轸顶嵌骨花，张四条丝弦，通体髹以黑漆，背部有云纹及金漆双龙戏珠图，上述四件均藏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艺术研究所中国乐器博物馆。
再有，该馆的镇馆之宝为明代传世“火不思”，通体用红木制成，长83.5厘米，宽12.5厘米，共鸣箱呈半葫芦形，下半部蒙以蟒皮，琴首 平顶无饰，弦槽后开，左侧横置四轸，精细而长，表面平滑无品，竹制琴马，张四条丝弦，琴背通体雕刻精美花纹，工艺细腻，外表美观，堪称精品，有鉴赏和收藏双重价值，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
该《图鉴》收集的另一件“火不思”精品，藏于中国音乐学院杨大钧教授处，通体用硬木制成，全长80厘米，腹宽10.8厘米，共鸣箱蒙蟒皮，上方嵌有骨花、螺细花纹，琴首平顶，正面镶嵌细钿梅花 ，弦槽后开，左侧横置四个瓜棱型琴轸，琴颈细长，共鸣箱背部雕刻有精美纹饰，为清代初期制品。【见注20】
《中国乐器图鉴》
(二)，“火不思”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种弹拨乐器
如新疆柯尔克孜族，云南纳西族，甘肃回族，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都在使用它，且流传地区也十分广泛：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内蒙、河北、河南、云南。
就笔者所知，云南纳西族人民就十分喜爱“火不思”，艺人们曾用紫檀木、核桃木或红椿木来制作，琴长100厘米、宽18.5厘米，蒙蟒皮或羊皮，琴头长24厘米，弦槽设在琴头后，四轴四弦，弦由山口的孔中穿出，音色浑厚圆润，经常演奏的曲目有《白沙细乐》、《洞经音乐》。
据方龄贵编著的《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P298,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记载：
195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一则消息，题为“元代古曲的演奏”，报道说，最近举行的云南业余歌舞戏曲汇演大会上，来自玉龙山麓的8个纳西族业余演员，用浑不似、草笛、琵琶等乐器演奏了三首元代大曲，忧郁而又低沉的曲调，慢慢地叙说着亲人将离别时的惆怅和难舍的心情。
相传600多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入滇，路经现今丽江地区时，曾受到纳西族土司木天王的热情接待。忽必烈为答谢他的盛意，临走时留下了半队乐工和半成乐谱作为赠礼。
纳西族继承了蒙古乐队的乐曲，同时也保留了当年乐工们的打包头、穿长袍的蒙古装束，所遗留的乐曲总称是“别时谢礼”。
但它的确也是一种外来乐器——确切地说，它来自西北亚国家土耳其（Turkey），理由是“火不思”是土耳其语qobuz或突厥语qūpūz的译音。
方龄贵在其《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引录的Redhouse《新土英词典》第674页的注释中说：kopuz,是一种最古老的突厥乐器，形状近似民间弹拨乐器baglama。
而《元史语解》卷二四.名物门更明确地记载着“和必斯，古乐器名，卷七十一作火不思，为蒙古人所袭用，但其根源实出于突厥语”。
诚如我们所知，一个词汇在某个地域的形成，需要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它是反映社会各种变化的最敏感因素，它的新词的产生，词义变化，旧词消失，都是经常发生的；它的不断丰富扩充，标志着语言的不断发展。
可见，“火不思”一词既然来源于土耳其语，那么，它必定在土耳其国或突厥民族中有着不可置疑的生息基地和历史渊源，没有这种实物乐器的存在，何能形成语言词汇？
我们又知，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使用人数达4000多万，文字原系自阿拉伯字母，1928年后改用经过修改的拉丁字母。同时，突厥族也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游牧在阿尔泰山一带（蒙古西部，新疆北部），语言和民族的统一性密不可分，而共同的语言又是民族的特征。
显然，“火不思”这种乐器虽然有着阿拉伯因素，但它源自于土耳其国（语）这一点是可信的。
试想，成书于明嘉靖（1522年）或万历年（1573年）之间的《金瓶梅》小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漫长历史，时过境迁，在后人手中经久、复杂的流转中，对小说中出现的“胡博词儿”这个词汇的演变，已基本形成了“火不思”的这种统一说法（词汇概念，见拙文开头引述的各文献记载）。
这样，根据联合国秘书处1979年向世界各国发文要求的“汉语人名地名等翻译规范”，笔者认为采用汉语拼音统一译成“火不思，huǒbùsī,（土耳其语qobuz）”，加注“是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乐器之一，唐朝起由土耳其国传入中国”这种世界上通行的译法会被更为看好。
在权衡英汉语译文时，要反复斟酌词意，解剖其内涵，追根其源流，要尽量拉近与翻译要求的“信，达，雅”的距离，简单、明确、易于理解。
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描写市井之徒胡歌野调时所出示的“火不思”这样一个词汇，却让众多学人倾注了几腔热血，耗费了几多时间，风雨行程上千公里，查阅文献几十种，涉及到汉、回、蒙、突厥、柯尔克孜、纳西族等多个民族和几种语言文字，可谓穿越古今中外，通连五湖四海，无其不包、无所不有，小说无愧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这个词汇的考查中我们不难看出，一部《金瓶梅》可能会涉及到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流传、素材来源、续书改编、研究发展等广泛领域，足见其题材的宏富与渊博；
它蕴含着诸如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语言典故、诗词曲赋、风俗宗教、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医药生物等丰厚内容和它鞭辟入里的阐释与精雕细刻的叙述，足见其内涵精美与深厚；
它对人物外貌形象的描绘，对人物心理、性格、品德、特点等的挖掘刻画及对各类人型的举止言谈的惟肖惟妙、活龙活现的书写，足见其笔触细密而精巧。
联系他近百万字的小说内容，如若所有的字、词、典故、说法等等都像“火不思”这样去一一考证，那么，我们说它蕴藏着的文化含量如此地博大、精深、细巧，难道有些过分吗？
况且，近30年来，我国金学界有关《金瓶梅》里字、词汇、语言等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著作多达20余部，论文数百篇，充分显示了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与光明前程。
《古代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
(三)，蒙古族有弹拨乐器“和必斯”，它与“胡博词”同源
蒙古族学者莫尔吉胡（1933年出生，内蒙古太仆寺左翼牧群正白旗五旗敖包人。
国家一级作曲家。1954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 ，1960年回到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校长职务。
1984年任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厂长，拍摄电影《成吉思汗》等30多部，2005年荣获“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活动特别贡献奖，为意大利故事片《马可.波罗》等多部电影、电视剧、专题片配乐，创作民族歌舞音乐、群众歌曲、民族乐器独奏、合奏曲近百部、首）在其论文《火不思寻证》中称“homos,hobus,Khobus,Kobuz，Qubuz, Khomuz”等均为蒙古语读音，皆为“火不思”的变体（洪涛语），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认为这一线索才真正寻到了“渊源”，溯到了“褃节儿”处。
“火不思”在中唐（约8世纪）时期就已出现在我国的西北地区。约在宋代传入内蒙古地区，广泛流布于元代（参见本文直接引语3.4.5.6.7）。
《元人小令集》收失名小令水仙子失题中曾有“番鼓儿劈飙扑捅擂，火不思必留不剌扑”的说法。
据笔者了解，相传“火不思”在1253年，由元朝创始人、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南下云南大理、丽江之后传留下来（参见本文引述的195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
这里的“南下”是指蒙哥（宪宗，忽必烈的哥哥）1251年继承汗位时，为了加强托雷家族（忽必烈的父亲）的力量，于1253年派遣忽必烈出使云南。
他率军从西北绕道藏族地区，越过大雪山，跨国大渡河、金沙江，于次年攻占大理，致使大理政权灭亡。【注15】. 1257年，忽必烈被召回了开平府（即现在的内蒙古正蓝旗）。
实际上，之前的1256年忽必烈就命令其幕僚刘秉忠（元代著名政治家）在金莲川草原负责修建都城，要求三年完工。
1260年忽必烈成为“汗”。1263年，忽必烈改当时的开平府为“上都” 。1264年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1272年二月后又改为大都。
从这段历史的变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忽必烈征战南北的非凡经历，“火不思”这种乐器很早就已留传在了如今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即元上都）一带，而正蓝旗距“火不思”之乡镶黄旗不过百里。
茫茫的千里草原，间隔百里的旗、县，宛如城市近在咫尺的邻居，骑马不过一个多时辰。
况且，对于世世代代沿袭游牧生活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来说，随着栖身习惯的世代变易和他们喜歌善舞的传统美德与习俗，不断传承“火不思”这种乐器的资格和优势，只有他们才会成为可能。
再则：如上所述，“火不思”是土耳其语的译音，相当于突厥语文字的qūpūz。而经查，突厥语文字最早发现于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新疆、甘肃等地区（目前这些地区均有蒙古民族的自治县、区、苏木、嘎喳等），可见，它的文字拼写和读音都与蒙古民族有着同条共贯的联系。
那么，在我国蒙古民族流传下来的弹拨乐器“火不思”是怎样的一种乐器呢？
“火不思”琴，总身长87.3厘米，四根弦长56.7厘米，腹长25.2厘米，宽8.1厘米，琴头弯曲而颈长，琴中部有马无品，共鸣箱三分之二的地方蒙以蟒、蛇等皮（共鸣箱或以木制），明代为两轴两弦，现代琴为四轴四弦。它是四度定弦e-a-d1-g1，弹（拨）奏时，左手按弦，用右手拇指，食指弹拨或五指轮奏之，有时和马头琴等其他乐器一起用于合奏曲目。如图所示：
明代火不思
现代火不思
显而易见，经过近千年的流变，“火不思”最终归属于我国蒙古民族的乐器是当之无愧的。
正如直接引语7.C.《明英宗实录》所引述的那样，瓦剌（卫特拉，对西部蒙古的总称）首领和达子（旧时对蒙古族的不敬之称）的酒宴活动“自弹虎拨思儿唱曲”（请注意：是英宗1439年赠与的虎拨思，另在正统六年正月，他还赐予韩拉达达汗箜篌、虎拨思、三弦各一件，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俚语）的史实，即是有力的证明。
还如《清史稿.宴乐.蒙古卷》所明确记述的那样，“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铜柄，梨槽，刳其下半为槽，冒以蟒皮。通长（清尺）二尺七寸三分一厘一毫，弦长一尺七寸七分四厘。曲首凿空纳弦，四轴绾之，俱在右，通髹金漆，曲首旁绘金夔龙，柄系黄绒紃緌。”更让人深信不疑。【注16&17】.
（四），“火不思”之乡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镶黄旗
镶黄旗（Inlaid Yellow banner相当内地的县）--中国蒙古族“火不思”传承基地，【注18】.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Xilinguole League相当于内地行政区地区一级，我国唯一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的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西南部，总面积5172平方公里，人口3.1万。
汉时为燕门郡疆县之内，金属抚州之地，元为兴和路所辖，明为万泉右卫边外地，原为清代察哈尔八旗之一。
清时，是专为皇室祭祀坛庙和膳房供应牛羊和放牧战马的地方。东北与正蓝旗（即元上都）接壤，东与太仆寺旗邻近（该旗为元大都和元上都来往的必经之地，元初归宣德府，后属上都路，明为蒙古游牧地，清属太仆寺左翼牧群，两旗相距60公里左右），同是清代为皇宫提供驭马（该马种1987年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锡林郭勒马”）的御马场和专管全国肉食品的基地，三个旗方圆一地，“火不思”在该地区的流通、延续自然已形成事实。
“火不思”的确是蒙古族的乐器（弦鸣乐器，弹拨类）。如前所述，忽必烈南下云南之后，它基本上稳定在了蒙古民族艺人和普通百姓的手中把玩，最早还曾发现于云南省海通县。
民国初年，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喀喇沁王府乐队中曾就使用过它。再其后，它便较集中地在内蒙古镶黄旗、正蓝旗等地广泛流传，较为盛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镶黄旗蒙古族器乐家高.青格勒图—“火不思之父”（男、蒙古族、 1933年3月出生、 镶黄旗人、 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认为：
它曾是“宫廷乐器”，公元一世纪就出现在元代宫廷乐曲《阿斯尔》之中（蒙古语即‘楼阁’之意，已收入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列入国乐。《清史稿.乐志》（九）宴乐4.蒙古乐中记载：太宗皇太极平察哈尔（如今的锡林郭勒盟南部，即太仆寺旗、正蓝旗、正厢白旗—镶黄旗的近临等旗县），将其乐列入宴乐，皆为“掇尔多密”乐，在番部合奏中形成了“云得一、萧一、笛一、管一、筝一、胡琴一、琵琶一、三弦一、二弦一、乐琴一、提琴一、轧筝一、火不思一、柏板一”的乐队建制与格局。【注19】
除在欢宴蒙古王公贵族或举行宫廷盛大宴会时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会、木兰行围、那达慕、婚礼等时都要演奏。朱元璋灭亡元朝之后，“火不思”以及许多蒙古族风俗习惯仍旧被继承下来，但已不是国乐。
到清朝末年，较少见这种乐器（但有），演奏者甚少，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也失去了它的文化功能。
斗转星移，时至1973年，高.清格勒图老艺人，根据流传下来的文字记录、图片、失物、实物和口传等资料，与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的音乐工作者拉苏荣等潜心研制，又复原了“火不思”，
即：“新型火不思”，使之重获新生，制造出起源于元代、由北方琵琶演变而来（蒙古民族认为），头型为弓箭型、四轸四弦、共鸣箱增大、琴杆缩短、有品的“火不思”，可以用弹、拨、打、挑、敲、滚、扫、拂等多种技巧和手法进行演奏，【注20】. 如图所示：
新型火不思
这件乐器即符合蒙古民族的传统习惯，又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还体现了浓郁的草原情调。
新型的火不思，共鸣箱是扁葫芦形，内腔比传统的音箱大两倍，改为全桐木薄板为面板，色木做背板和框板，面、背板中部呈拱形凸起，背板制作采用提琴的径切、对拼法，髓线纹理美丽如光芒放射。音箱的边部绘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如意花边。
面板中下部两侧，开有民族图案云朵形的音孔，在音箱中又增加了音梁，使音量集中，音色浑厚，响亮，优美。
此外，指板上粘有24—26个骨制音品，品上嵌有铜制品峰，音品按12平均律排列。
琴珍系弦的一端，采用可微调的齿轮轴，张四条尼龙钢丝弦。新型火不思有高、中、低音三种形式。四条琴弦都按5度关系定音，低音火不思为：c、g、d1、a1中，高音火不思分别前一个高8度，总音域c—c4,达四个8度。【注21】.
改革开放初期，由蒙古族词作家义.巴德荣贵作词，曲作家图力古尔谱曲的、蒙古族男生独唱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好比斯》，就是一首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歌中唱到：“啊，弹起我的好比斯（火不思），纵情歌唱，歌儿就像那泉水荡漾，唱不完我们奶浆一样甜蜜的新生活，赞不尽那丰收的好景象。辽阔的边疆充满着阳光，伟大的党，您为人民谋幸福，各族人民多欢畅”。【注22】.
足见其被视为蒙古民族乐器的真实性。目前，在我国河北省易县东韩村的十番会演中，也仍然使用和流传着这种乐器。
近几十年来，根据上述论列的事实及“火不思”研发的状况，镶黄旗已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命名为“火不思之乡”（基地）和“阿斯尔摇篮”。
无论在地方文艺团体的演出中（设“火不思”专场），还是在全旗中、小学的艺术、音乐课堂上，或是在地方民间的各种庆典活动中，都在极其广泛地沿用着这件令人“罕见”而“有争议”的乐器。
早在1980年代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高.清格勒图老艺术家用“新型的火不思”演奏了蒙古族传统乐曲，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之后，被收入《中国乐器图鉴》【注23】.
1984年8月9日，《光明日报》在报道中写到“一种成吉思汗出征时使用的弹拨乐器霍必斯（即火不思），在失传了近300年后，最近于内蒙古被发掘了出来。这种乐器有四根弦，形体近似于六弦琴，但是较后者为小，是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艺术研究所的乐器演奏家，51岁的老艺人高.清格勒图根据16世纪遗留下来的蒙古历史文献资料复制出来的”。
继此，镶黄旗“乌兰牧骑”为继承和发扬“火不思”的光大，特别地以《起源》为名，编制了蒙古族舞蹈，以充分展示蒙古族这件特有的乐器—“火不思”的风采。
另外，它还有独奏曲《阿斯尔》、《森吉德玛》、《小黄马》、《镶黄旗阿斯尔》等蒙古乐曲。
作为蒙古族代表性乐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还展开了大量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培养了许多“火不思”人才，上百名的文艺工作者师从高.清格勒图先生。
其中突出的传承人有乌恩其（男 蒙古族 1968年6月出生 作曲 国家二级演员 镶黄旗人 镶黄旗乌兰牧骑工作）、乌日娜(女蒙古族 大专 全国火不思演奏金奖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锡林郭勒盟音乐家协会会员 镶黄旗人 镶黄旗乌兰牧骑工作)。【注24】
2008年“火不思”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注25】. 2010年8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全区乌兰牧骑会演在镶黄旗隆重举行（历时11天 ），一面造型优美、8米高大的“新型火不思”，矗立在新宝拉格镇（旗所在地）宽阔的迎宾大道上，真诚欢迎来自国内外光临神奇草原的宾客。
2011年8月6日，装有10米高大的“火不思彩车”再次出现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天堂草原”那达慕大会的开幕式上，光彩夺目，令人赞叹不绝！
时至今日，兰陵笑笑生笔下的这件由外来乐器演变为中国民族乐器的“火不思”，该是允许我们说“本”正“源”清的时候了。
《<清史稿 · 乐志>研究》
【注释】
【注1】.“这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簾子下嗑瓜子儿，一经把那一对小金莲故露出来，勾引的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扠儿机……”，第一回 P34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 梅节校订 台湾里仁书局 2010年3月15日修订1版2刷。
【注 2】.“那韩二先告道：‘小的哥是买卖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这几个光棍，要便弹打胡博词，扠儿机，坐在门首胡歌野调……”，第三十四回 P489同上.
【注 3】.《元史》 P1772明 宋濂等撰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4月版 2005年4月重印.
【注4】.《辞源》 1979年7月修订一版 P2088商务印书馆 2010年6月重排版 .
【注5】.《辞海 》P1755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版.
【注6】.《辞海》彩图3卷本 P0987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年8月版.
【注7】.《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年10月版.
【注8】.《金瓶梅鉴赏词典》P210上海市红楼梦学会、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1月1版.
【注9】.《金瓶梅大辞典》 P865 黄霖主编 巴蜀出版社 1991年10月1版.
【注10】.《金瓶梅与临清》 “金瓶梅词话”的外来乐器与民俗文化 …洪涛 . P415齐鲁书社 2008年6月版.
【注11】.guitar吉它:分西班牙和夏威夷两种体制
【注12】.banjo班卓琴：16—17世纪的诗琴，上部类似吉它，下部形似铃鼓，起源于西非，并于17世纪由黑奴从南方带到北美洲。
【注13】.mandolin 曼陀林琴：琵琶类乐器,意大利语意为“小扁桃”，定弦和小提琴一样。
【注14】.lute 琵琶另说：类似吉它，4—18世纪的一种弦乐器，发源于伊拉克巴格达的美索万达米亚，后流转到埃及。3000年后流传到非洲西部。公元四世纪，长颈鲁特琴出现在希腊，后又流转到伊特鲁里亚和罗马。
【注15】.《神奇的绿色草原》 张振旭主编P44-50 内蒙古锡林郭勒日报社出版 2001年8月.或《内蒙古通史纲要》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基 主编 P199 人民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注16】.《清史稿》一一 志卷76 乐八 P3022 中华书局 1977年8月版 .2003年2月6次印刷.
【注17】.《清史稿乐志研究》 P339陈万鼐著 人民出版社 2010年2月版.
【注18】2007年，中国民协、内蒙古自治民协命名镶黄旗为“中国蒙古族火不思传承基地”,简称“火不思”之乡。
【注19】《清史稿乐志研究》 P347陈万鼐著 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版.
【注20】《中国少数民族乐器》 P271乐声编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注21】内容同【注20】P272
【注22】《草原金曲》P8于智 郝佳音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7年4月版.
【注23】《中国乐器图鉴》刘东生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注24】参见《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2008年 镶黄旗文化馆.
【注25】《锡林郭勒史迹》 P133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9年3月1版.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市第166中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2012年1月6日《环渤海文化》报。转发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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