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薇
客居成都时，杜甫写的绝大部分都是田园诗，歌咏自然万物。他喜欢用的字眼变成了“小”“轻”“细”“香”“嫩”“净”“弱”“微”“清”，与此前苦愁艰砺的面貌悬殊。且看《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是朗朗上口的名篇：“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春光之烂漫盎然，如画卷般在眼前展开。其七写得更是饶有生活情趣：“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诗一开头就撂下“狠话”：若不是因为特别爱这些花儿，我宁可马上去死。进而叹时间流逝之匆匆，发出浮士德般的感慨：繁花凋零不可阻挡，可那些新发的嫩蕊，能不能和你们商量商量：开得再慢一点儿啊？让这良辰美景停驻得久一点——试想若无审美心态的平和自得，怎能写出这种细腻的逸致词句？
诗人对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杜甫在成都有180多首诗写到景物，写尽锦城春夏秋冬的无边风致。最有名的莫过于《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向来对雨非常敏感，说过“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不像李白，就不太关注下不下雨，集子中几乎没留下咏雨的诗。同代其他诗人也很少，所以有人专门研究杜甫的咏雨诗。老杜写雨，大多愁苦，这般明快愉悦的实不多见，他用活了拟人手法，对春雨的描绘出神入化，二联已成千古名句，田园之趣中又饱含哲理。
总的说来，杜甫在成都时期，虽无鸿篇巨制，但绝不意味着创作水平的降低，反倒是平凡事物的审美价值在其诗中得以升华。后世学者站在文学史上来看，论诗歌的流变，多认为日常生活的诗歌是由杜甫开拓出来的。
往上追溯，六朝时，写诗几乎是高门巨族的专利，题材大体局限于宫廷内外，即使有山水诗，称举的也是高远玄妙的所谓“雅人深致”。日常生活是不入其时诗人们的法眼的。到了盛唐，诗歌的黄金时代，有人做过统计学，其实诗人们写得最多的是“社交诗”。咏怀、游仙、山水、宫体、应制⋯⋯诗歌内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包。像王维孟浩然们写田园山水诗，实则还是承袭谢灵运那一派的隐士旨趣，比如咏及渔人，是“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是“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孟浩然《耶溪泛舟》），但从未写出“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杜甫《田舍》）这样充满泥土气息的诗句。写诗，还是有其“套路”与“定规”的，自觉或是不自觉，存乎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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