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诚中求变，执两用中，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界也在变，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以后的命运在这不同的境遇下，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诚”与“变”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不分环境，一味死板的去恪守往往会失去许多东西，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一字一句都有玄机?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字一句都有玄机
“变”字篇——法无定法执两用中
1．改变缺点方可自我提升
在诚中求变，执两用中，不离其本，是曾国藩《变术》的精华。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界也在变，因此每一个人一定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以后的命运。在这不同的境遇下，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哲学“诚”与“变”。二者的关系十分复杂，恪守真诚，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分对象，不分环境，一味死板的去恪守往往会失去许多东西。
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数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已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和人力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册。
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层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嫉，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生命体系，它必将随着人类的不断繁衍和进化，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成大事箴言：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渐，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同治十年三月
2．大是大非面前的权变之策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致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浮滑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弃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重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二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配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慎重行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二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侈奢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已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的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人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裨，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惟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成大事箴言：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妙］巧，常存有馀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茔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足下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馀，好谋不中。吾愿足下学陆抗，气未用而预筹之，不愿学荀茔，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
——咸丰六年五月
3．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作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作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艺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奕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娓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5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事，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潘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上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凡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
成大事箴言：
至于说到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学、问、思、辨、行五个方面，共关键归结于愚钝的人一定要变得明察，柔弱的人要变得刚强。兄弟你向来就有倔强之气，不要因为地位高贵而马上改掉。凡是办事情若无气度就不能办咸，不刚强就不能圆满，即使是修养身心，管理家事，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为根本。
——同治二年四月
4．一生三变，褒曰“机巧”贬云“奸诈”
一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在曾国藩居京期间两人曾一度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护持料理，算得上挚友。以后多年间两人仍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间不能说不了解。就是这个欧阳兆熊在一则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是就他书法、学问和为官三个方面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而言。单为官方面，说他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这大致符实，惟“挺经”之说其义未必准确。
曾国藩居京期间，“格书”与“检身”一度做得如痴如狂，确实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而为申韩，也非虚枉。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他俩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学。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兵后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间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如果说，他对“匪类”的镇压什么时候也未曾手软过，所谓“变”，主要应从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着眼的话，那么，他出山办团期间在处理与湖南地方官员的关系上，不是也不惮攘臂越俎，采取刚硬的手段吗？
及至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确实又是一大变化了。
曾国藩的再次“夺情”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段时日。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这真使他哑巴吃黄莲，有苦无处言。但是，舆论却一点也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的架式。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对他也颇有微词。这时湘阴人氏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这个人物人们不会陌生，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这会儿作为一个幕客却也有着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大肆诋毁，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之非议，百不遂意，忧郁难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忌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决意改弦更张，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问题上，他即显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湖南人），便乘机奏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痛快地应命，还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柔让丝毫的意思。但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与前判若两人。就拿与左宗棠的关系来说吧，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
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间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以后多年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给当时已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很僵，处境困难，心情不好，又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很怀疑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经验之谈。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进行官场处事之道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诀。即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视，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见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决不是说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不是明确概括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的原则吗？他的“悔”字诀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而已。
曾国藩常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文雅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直露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作包装的奸诈。就是在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国荃弟的信中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这不是以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乃弟吗？里边还能有假？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呢！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其中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这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吧？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的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之事上，不知有几分对错。
而依曾国藩的另一幕僚赵烈文所言，他的主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这一量化的对比，就足以证明曾国藩“变”的必要和必然了。
成大事箴言：
宦海风波，极无常态。得时则一岁九迁，失势则一落千丈。绛侯提师百万，尚畏狱吏之尊；李广才气无双，尚为醉尉所辱。阁下虽遭小谪，犹不致如古人之大遣大呵，指日温纶特沛，光复旧物，在阁下亦毫无加损。
——同治六年十二月
5．天概人满，变盈为亏以自保
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曾国荃统领的人马达二万之众！曾国华统领的人马也达五千之多；曾国荃在半年之内，七次拜受君恩。尽管这还不是曾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但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禁不住骄然慨叹：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
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满则亏。我们家现在到了满盈的时候了！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以为，天之平人原本无比形，必然要假手于人。比如霍光氏盈满，魏相来平灭他，宣帝也来平灭他；诸葛恪盈满，孙峻来平灭他，吴主也来平灭他。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
“功成身退”的思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太灵验。它会使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其糟粕之处。事实上，这里提出的“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所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其含义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只有推美让功，才能持泰保盈。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曾国藩裁军不辞官，在攻破天京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制，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道如何应付，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分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延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成大事箴言：
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遐迩观瞻，深以为惧。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学识宜广，操行宜严，至嘱，至嘱！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6．自保之道，惟变惟善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荡。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己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下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憎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二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所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尽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的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州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成大事箴言：
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家一身之图，方能亲切。予今日愧无此见，致用费稍浮，又办事有要誉的意思。此两者，皆他口大病根，当时时猛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7．“困苦、空寂、辛酸”三耐性
“耐”就是毅力，是意志，是信心。一个人要具有这种对于困难险阻的“耐性”，首先必须具备的是“德性”，是德性的修养。梅兰竹菊号称四君子，人们喜爱它们是因为它们耐得住寒，耐得住寂寞，耐得起风吹日晒。这种精神为人们所景抑，所企盼。只有经得起痛苦煎熬的人才能创造大事业。且不说立雄心大志，建丰功伟业，就是日常生活，平凡小事，又哪里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呢？哪里有那么多对路可意的人呢？无一个“耐”字又怎生了得。要耐困苦，耐空寂，还得耐辛酸，耐污辱。人生之路，有时退一步天宽地阔；有时却不能退，如逆水行舟耐住劲，咬咬牙便一重关隘又在回首处，一阵波浪又在用力撑持中消失。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忍耐。
曾国藩有一种常人不具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首先表现在一个“严”字上。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不晏起，不诳言”的简单明了的诫规。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君子和有作为的读书人必须具备的起码要求。他经常强调“读书须明修己治心之道”。他坚持读书的目标，总是把“修己”作为成就事业的前提。他不管是戎马倥偬，还是运筹帷幄，都坚持每天记日记，“念念欲改过自新”。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还规定自己每天看书，每天温点史书，每天写作，每天习字。他认为：“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他这样告诫其弟，也是如此律己。他以一出道书生兴办湘军，“首尾不懈”，受尽挫折不改初衷，靖港一战大败，使他无地自容，羞愧气恼得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得免。此后他在困境中认真阅读历史典籍和兵书，以更顽强的毅力重整队伍，在他的恒心坚持、严格训练以及与历代善于征战之队伍比较提高中，终于锤炼出一支能攻善守、吃苦耐劳、骁勇善战的湘军劲旅。
曾国藩以正统读书人的道德标准对自己私生活要求甚严，他不近女色，不嗜烟酒，不奢侈，不铺张，不敬鬼神，不信医巫，保持传统士子和乡村地主的持家本色。他不但要求自己严格，也同样严格地要求其子弟和部下幕僚。曾国藩在与其弟的信中，主要谈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方法，兵法的运用，打仗的要领，很少闲话、废话、空话。往往自己现身说法，谆谆告诫，唯恐不周。如其《致源弟》信中道：“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坚强的意志全在平常的磨练中。能否成就更在如何面对关键时的考验。
司马懿靠意志的忍耐力，不逞一时之勇的典故尤有说服力。
三国时，蜀国的诸葛亮讨伐魏国，向渭南地区进军。魏大将军司马懿率领军队坚守阵地，不出交战，诸葛亮将军队分开来，边守卫边种粮食。诸葛亮多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于是诸葛亮向司马懿赠送了一套妇女穿的服装。司马懿非常气愤，但司马懿毕竟是个令人佩服的谋略家，面对诸葛亮的激将和羞辱，他忍耐下来，知道作为主帅一旦屈从了内心的小勇，要复仇，要进军，势必中了对方的计策，作为将帅最怕的是不能自我克制，而使全军覆灭。因此，司马懿最终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心理和军事上的优势。
唐朝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也就是不能逞一时之勇，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
人的内在精神风度与外在言行举止都升华到一个高于常人的境界，并足以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这种人生境界就是理想人格。在中国古代，有两种基本的人格理想模式，这就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格理想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格理想。道家把“赤子”、“神人”、“至人”、“真人”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儒家则把“君子”、“圣人”、“大丈夫”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
孟子认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练过程。
世俗之人要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首先要经受外在艰苦环境的考验，锻炼自己的形体和意志。孟子指出：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孟子看来，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这些在历史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最初都是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艰苦环境面前畏缩、沉沦，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环境中自觉地锻炼自己，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坚忍的毅力、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智慧。这些生理与心理、体力与智力方面的素质为他们日后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昔日的逆境磨难，就不能塑造完美的人格，也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发达。孟子在艰苦条件下自觉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孔子的“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精神，对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习是同一种精神的作用。曾国藩在军队，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别人者，从这里就可看到一个人修道的功力。又说：
曾公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写给弟弟的信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二十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俗话说：伏久者飞必高，开先者谢独早，讲的人要有恒，事才有济。《菜根潭》说：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成大事箴言：
竹如教我曰“耐”，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予所缺者，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盖欲我镇躁，以归于静，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一医心病矣。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8．标“立、达”，假拙诚、真世故
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尤其不能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那样浑糟糟，“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牢不可破之习”已经三四十年了，个人怎么能改变呢！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曾国藩心中的秤未尝不能称量是非，但这是非之见一出，就难免要评头品足，自然会招惹新的是非。所以，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
经过曾国藩的调整，他的处境就真的好转了。他自己也说：我往年为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但是，世故、圆通，不能走向机巧、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还举唐代的李林甫与明代的严嵩两人为例，说二人为臣，“侍君不以忠，但以巧”，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人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日，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闻，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是人情世故，但这妨碍公道。因此胡林翼严加训斥。但是，胡林翼荐贤却非常谆笃。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由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粹，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和当时世俗风尚大不相同。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后来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显著功效。在这以前胡林翼还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正赶上林则徐患病，没有来得及聘请他。后来林则徐路过湖南时，把左宗棠请到船上，谈论通宵，称赞左是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以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时也讲点儿小“策略”。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的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虽说是一些细节。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从四川办完考试之事后回到京城，就曾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和其友人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曾国藩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
因为曾国藩反对世故太深，因此一贯主张“拙诚”，不可以太精明处世，为此，他常常告诫他的好友。
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说：“外官的复杂情况，超过十倍的京官。大约是佩韦多休，佩弦多咎，阁下特别要注意。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
曾国藩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波折。我们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的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勤劳，自己也不要去说，廉洁自己也不要去表白，谦虚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气度，这样才不会犯人忌，也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成大事箴言：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已、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同治六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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