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缙云忆读村小 人文缙云忆读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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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路过小学校园或看到小学生们往返学校时，我就很自然地回忆起小时在家乡村初级小学读书的情景。

　　我的家乡新建镇洋山村，是个有水有山、平坦美丽的村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本村绝大部分家庭是穷苦农家，他们的子女大多读不起书。而我家是苦中之苦的贫农，不要说母亲不识一字，就是连父亲也是“灯笼大的字装不了一箩筐”。虽然他老人家能把《三字经》、《杂字》从头背到底，但那都是他小时在别人读书时听到记的，。

　　我大哥未上过学，只死记硬背认识一些数目字，如一至十、百、千及年月日等。他替人家做木记工夫，只在某月某日下画个圆圈。我家几位成人全是文盲。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上究竟写着什么内容谁也无法知道，母亲只好劳驾本村识字的族伯官元先生读给她听。我父母亲和大哥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道理：“不识字要被人欺。”因此，他们下决心要让我读书。于是我在八九岁时，就在本村初级小学读书。

　　那时的初小设在村北陶氏宗祠，课堂建在西厢。就读学生都是本村人，年龄参差不齐，总共约20人，女生极少。我读的是“早午班”，即早晨吃早饭前和中午吃中饭后去学堂，上、下午则到野外喂牛。一年到头只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

　　为抓紧时间，母亲总是在凌晨就把正熟睡中的我叫醒，然后背着书袋摸黑到学堂抢第一，第一多了会受到先生表扬，说你用功。一到学堂就读先生教过的书，要求先识字，后背书。凡字不识、不会背者都要受体罚。对年龄小的学生，一个字不识，先生就用“戒方”打一下手心，不会背课文的就敲头顶。我也曾被一位姓赵的先生打了几次手心，敲过几次头顶。以后一个姓姚的女先生也很凶，她常用竹鞭打学生，大家对她既怕又恨。

　　有一次，我与一位女同学一起把这位先生的竹鞭偷出来，丢到校前土堆上的大枫树洞内。于是先生就用鸡毛帚的柄打我头顶，打得头顶肿起来。我不敢告诉母亲。母亲无意发现我头上长了许多“枫树籽”似的肿块，问我怎么会这样？我说先生打的。母亲摸着我的头十分心痛，她来到学堂对先生说：“孩子不听话，先生该教，但不能这样打，搞不好会影响孩子将来发育生长。”先生听了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愧歉地说以后不会再这样。由于先生严格管教，学生们在课室里很少吵闹、做小动作，课堂里总是书声琅琅。先生有时在讲台边用鞭打击讲台前板，有时拿着竹鞭在课室里来回走，督促大家用功读书。

　　那时学堂读书条件十分差，课室里没有灯，凭天井的自然光读书写字。桌凳也非常简陋，两个学生共用一桌，一支长凳。课堂没有玻璃窗，冬天北风吹来，冻得手脚发僵；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同样，大多学生的读书条件也很差。比如我，白天要劳动，喂牛、拔猪草、拾柴等，根本没时间读书，晚上家中的灯盏常常缺油，因没钱买油。再说，除了课文书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读。写字用的“文房四宝”不要说买不起铅笔、钢笔，就是连一张白纸也难求，一支毛笔不知要用多少时间。

来源：缙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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