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中的父亲
一个甲子的等待
我的父亲今年85岁（虚岁），身体孱弱切多病叠加。今年国庆节因病住院，在办理住院手续时，医生询问父亲，是否是退休人员，父亲努力的睁开早已浑浊的双眼，郑重地回答：“我是1962年大概是八九月份，响应上级的文件精神，离开教师工作岗位，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至今没有接到组织给我们吹响召回的集结号，所以，我依然是农业生产一线的一名战士。”说完，又眯上眼休息，不愿意也不想再提及这件往事。
这时，我发现父亲的嘴唇蠕动着低声的自言自语：“今年是2022年，算起来我已等待了60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人生有几个60年呀！”唉，他又无奈的一声叹息，眼角滚动下两滴晶莹的泪珠。
我的父亲毕业于当时的“沂水县工读师范学校”，1960年的正月分配到沂水县道托公社塔坡大队村小学任教。当时的塔坡村小隶属松峰学区。
父亲当时只有23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好年岁，个头虽然不够高大魁梧，但是人看上去干练精神，身上依然散发着书生意气，以致村里的干部们对他能不能胜任教学工作产生疑问，因为，那时他教的学生年龄相对偏大，有的学生和他这个当老师的相差不了几岁。
他教的班级27名学生，一年后毕业，参加升学考试，共有28名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包括一名借读学生）。
塔坡村时任主要领导在全村的社员大会上通报了这一成绩，他告诉全村的社员同志们，“这个小老师还真有两下子，咱那孩子都考到道托去了，不孬，谁家里还有需要上学的学生，䞍管送到咱学校里，让刘老师教着，保准没有差。”
再看社员们的眼神，满含着信任和期待，就这样，父亲在这个村小学里，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62年，上级的一纸文件，改变了父亲他们这一批人的命运。文件的大概意思是：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前师毕业的老师，要全部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有些老师天真的认为，上级要我们“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不是“参加”农业生产，最长一年，最短三个月，我们就会重返工作岗位的，因此，没有一个人因为想不通而闹情绪，大家都愉快的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到各自所在的村庄。
回到村里，迎接父亲的不是敲锣打鼓，也没有披红带花，而是携枪带棒的冷嘲热讽，甚至是人身攻击。
“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说着是怪好听，肯定是没干好，人家公家不喜得用了，撵家来了。”
“在那里一定是不正干，被领导开革了呗！”
“想当鲤鱼跳龙门，也不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命，干了三年不也照样回到家里和咱一样修理地球！”
“自家是什么出身成份，心里没数吗，上级会让地主家的后人来教育我们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面对类似的“唇枪舌剑”，父亲一开始还耐心解释，慢慢的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听，大家照样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想像去编排。
之后，父亲不再解释，也懒得解释，你们爱咋想就咋想去吧，我走的正，站得直，问心无愧。
此后的第一年，父亲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累死累活只能的半个工分，第三年，被招到税务所帮忙，第四年，被村里安排去烧窑，第五被派去修建跋山水库东干渠，第七年被派到供销社拉地排车，像牛马一样，在供销社一干就是八年。其间，上级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他依然相信上级不会忘记他们这批人，也许上级工作繁忙，没有顾得上他们吧。
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父亲都认真踏实，一丝不苟，领导和同事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因此，1977年离开供销社时，该社领导研究，赠送他“金鹿”牌自行车一辆。
父亲回到村里后，先后在帮村里经营门市部六年，秉承包经营三年，自己在沂水县城沂河市场经营副食品批发生意七年，1996年以后因身体和家庭原因，逐渐回归至家庭，直到今天。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去有关部门反映，他反问我，谁能听咱反映？谁又能真心实意的帮助咱去办这个事情？
他一直在等待上级对他的召回，他一直希望重回自己热爱的教师工作岗位，用自己的知识和积累，传道受业解惑，培桃育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直到今天，这一切只能是一种凄美的愿望，是一个耄耋老人的一辈子的最大遗憾。
一个甲子的等待，60年的守望和期盼，当年的青葱小伙子，如今皓首苍颜，步履蹒跚，没有退休金，没有社保，风烛残年，依然坚守最初的梦想：“上级领导一定不会忘记，在1962年曾经还有我们这样一批人支援农业第一线，至今仍然还在支援。”
他们当中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带着遗憾和不舍，去到另一个世界。
我想，我的父亲是他们当中依然健在硕果仅存的那几个了。
父亲经常自言自语：“上级领导们呀，你在哪里？年轻的时候您要求支援农业第一线，我们义无反顾冲在前面，现在俺都年纪大了，没有了生活来源，你们怎么也不问一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