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邓小平带领中国外交代表团前往朝鲜，对金日成说出这样一番话：“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看，越看越感觉到我们落后。”
邓公讲起这段话，是被朝鲜改革之后大变样的新社会面貌刺激到了。朝鲜的地理位置独特，它毗邻着苏联、中国和韩国，又被日本和其他西方列强盯着。既如此，朝鲜便成为了一个“战争高发地带”。
可是经历战火洗礼的朝鲜却比中国恢复得还要快，甚至超越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都市遍布高楼大厦，城市里还开通了地铁，酒店的配置已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办学规模也很大，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
如此差距，怎能不让心系中国民生的邓小平惊讶？那么朝鲜是怎么如此快速从战争的阴影下走出来的？为何邓小平在访问朝鲜之后回国马上宣布改革开放呢？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崛起于世界的新起点，这样的划时代历史决定就起于这一场访朝历程，它使得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出色政治敏感的邓小平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
邓小平在接受朝鲜总统金日成的邀请后，于1978年9月访朝。
这天正值朝鲜建国30周年庆典，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带着我国的代表团成员提前一天到达了平壤火车站。中朝双方早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次会见的氛围可谓是其乐融融。
朝鲜方面不仅给予我国代表使团高规格的礼遇，还邀请邓小平参加了建国庆典并举办了国宴和焰火表演来招待外宾。
邓小平在参加完各种会见宴会和会议之后，抓住一切机会考查朝鲜在战后重建工作，除了朝鲜首都之外，邓小平还访问了咸兴。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没想到这个昔日尚且需要中国援助支持的朝鲜如今竟然焕然一新，不但各行各业步入现代化，竟然还可以和苏联方面做起了长久生意，进出口贸易可谓是风生水起。
经由邓小平考察发现，此时的朝鲜恢复生产并迈向平稳发展的阶段，已经在很多方面建设的优于中国，特别是经济恢复不仅比中国快，还比中国现代化，已然是一个步入黄金发展期的现代化国家了。
朝鲜都市中已经开通了地铁，城市的配置也优于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其中不仅有宽阔平整的街道、数量颇多的学校、林立井然的高楼大厦，人们身着时尚鲜艳的衣服行走于大街上，整个都市看起来繁华富丽。
然而当时中国人民买衣服却只能用布票，颜色单一、质量更是没法比；没有发达的交通工具普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食物的种类也并不丰盛，更不要说营养均衡了。
如此差距，让邓小平心下连连感叹，出于一个政治家的敏锐，他看着经济发展已然超越中国的朝鲜，决意在考察期间仔细观察分析朝鲜的“致富之道”。
于是，一颗名为“改革开放”的种子就在考察期间萌发于邓公心中。
那么，朝鲜人民是如何扫除二战阴霾的呢？
二战以后，冷战的阴云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朝鲜半岛因而成为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
朝鲜战争后，美苏两国则继续在朝鲜半岛上对抗，而经过战争洗礼后的朝鲜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
内政也已经摇摇欲坠，尽管中国在抗美援朝时期帮助他们打退了美军，但仍旧处在等待改革的中国已无力再向朝鲜伸出援手。
于是，灾难过后如何恢复、兴建，成为摆在朝鲜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且棘手的问题。
特别是朝鲜处在东方两个大国苏联和中国的之间，一个具有战略地位且又很尴尬的地带，正好中苏之间还在闹矛盾，这时的朝鲜也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不过好在苏联和美国正处于冷战期，美苏争霸与朝鲜而言正是一个投靠苏联“抱大腿”的机会。
处于大国博弈之间需要拉拢各方势力来作为自己的力量补充，朝鲜的地理位置占据了优势，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苏联方面也很快注意到这个被美国欺负过的“小弟”。
二者一拍即合，朝鲜成功抱上了苏联的大腿，开始了战后复建的工作。
不得不提的是，朝鲜在战争期间损失巨大，那时，死于敌机轰炸的朝鲜平民大约有 28.2 万人。
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生产额同战前相比减少了30—40%；农业产量则减少了10%；国家和合作社企业的工业生产总额也减少40%以上。
这时，苏联发现积贫积弱的朝鲜此刻正是需要经济和军事援助，而自己也需要调动国内生产积极性，并且需要大量出口商品来稳定国内的经济运转。
大量的出口商品的供应需要苏联人民尽快投入展开劳作，正好缓解苏联国内的就业压力。
而朝鲜通过贸易的方式，不仅可以学习到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以将朝鲜急需的机器设备和工业产品运回本国，这无疑为朝鲜提高科技水平提供了一条简便的道路，加快朝鲜实现工业化的进程。
不仅如此，苏联还贴心地延长了朝鲜因战争产生的借贷还款日期，特意强调可以在经济大规模恢复且有一定起色之后还款。如此合作可谓是双赢。
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已经快速恢复了城市主城区生产和文化的重建，完成了城镇的重建之后，朝鲜政府职能便也步入正轨，开始集中一切力量搞发展：
朝鲜的煤炭产量、电力生产量、水泥产量、钢材产量、化肥产量呈倍数翻涨；稻田面积的翻番使得谷物收成较之前增长了数倍；制造业迅速发展，现如今能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必不可少的机械设备；
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了中农的一般生活水平；
教育方面也没有落下，朝鲜学习苏联，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扩充和扩建技术学校的规模；一些重要科技相关专业学制延长了几年；朝鲜的学生大批量前往苏联学习，回国后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中。
此外，金日成致苏兹达列夫的函文中提到，朝鲜政府将在1953年5月收到两座来自苏联的СКП—2000 型起重机的АКС/л—50 型自动测井站，可见苏联为此不仅提供的设备援助提供技术支持。
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开始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多方面重建和发展，在一扫战争的阴霾下，得以喘息。尤其是苏联的经济援助，帮助朝鲜度过了重建的难关。
邓小平早在国内有所耳闻朝鲜实现了改革，但百闻不如一见，朝鲜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烙印在邓小平的心中，呼唤起他对于中国改革前景的期望。
经此一次，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此刻的落后与贫穷。
新中国不仅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方方面面来大力发展，还要有一个总的思想来引导人民，在服从党的领导下尽快向国际靠拢，吸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来展开发展。
朝鲜
尤其是经济方面，要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只有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国家才有足够的力量发展其他方面。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访问朝鲜的行程要落下帷幕了，中朝双方领导人举行了临别前的会谈。
二人英雄所见略同，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认为要与国际接轨才得以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水平，要利用好国际浪潮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搞发展。
“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看，越看越感觉到我们落后。一定要以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为出发点，把现代化搞起来，争取每十年一个大变样。”
邓小平的这番话获得了金日成的连连称赞。
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在寻求海外资本势力的扩张，美苏冷战的世界格局使得中国暂时拥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来大力搞发展。
所以此刻我们打开国门，拥抱新鲜的空气，多向发达国家学习才可以抓住机会实现振兴中国的目标。
会谈结束后，金日成还和邓小平寒暄说明年再去中国，邓小平答道：“是应当常来常往。你来中国，我陪你去敦煌、成都等没去过的地方走走。”
邓小平此番话语，不仅显示出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气量和格局，更是表明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学习态度。尽管我们暂时落后，但是终究我们会超越自己，建设一个更新、更美好的中国。
邓小平访朝回国后，心系改革的他并没有直接返回北京，而是在而是在东三省及河北、天津展开调研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从这几个工业城市和较为发达的经济区考察出适合中国的改革道路来。
9月13日傍晚，邓小平乘车前往当时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大庆。
在参观了大庆研究设计院、地宫陈列馆、采油六部喇嘛甸二联站、大庆展览馆和采油一部中六排十七井等地之后，又在大庆机关二号院接见了大庆党委的领导和劳动模范、工人代表。
邓小平经过几番考察，以及和工人们的亲切交流，已经熟悉了大庆工业基地的基本运营模式，中国改革究竟要“改什么”，已经成竹在胸。
15 日早9时，邓小平在花园邨一栋会议室听取省委李力安工作汇报。会议上，邓小平特意询问了领导班子老中青干部的配备情况和地市县级和厂矿企业领导班子的年龄状况。
在汇报结束后，便并指出了这几天考察所发现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上层建筑同我们现在的基础不适应。总的来说是我们国家的体制官僚主义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比如大庆要进口一件设备，本来是经过党委就可以解决，就是转圈子定不下来，拖了一年。
在过去我们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是中央和省市，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
过去发挥不够，中央卡、省里也卡，如此下来不仅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也制约发展的速度。
其次，特别强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问题。
这时候，中央已经下决心大量的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外国新的技术，新的设备。
问题是这些东西来了，我国的工人是否学得会、用得好、能否再生产出来了新的机器，这涉及到管理和人员安排的问题了。
所以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解决了体制问题，使得体制比较适应先进的生产水平，行动快而有效，那么剩下的就是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问题。
再次，是按劳分配原则问题。
1978年3月，他就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当时中国的现状，依然还处于一种“平均主义”的窠臼之中，所以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管理好的企业应该工资待遇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应该给予奖励。
由此才可以刺激技术水平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是一种落后的分配机制，若是想发展，想调动起来生产积极性和比较快速的融入国际潮流，则必然要摒弃这种错误观念。
接着，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教育问题。
由于当时黑龙江校舍不足，二部制多，所以他指出凡是大中厂，调整出几个校舍，让工人们接受教育和学习新的文化和技术，才能提高整体水平和生产力。
一些较大的厂房和空出来的校舍起码可以培训技术工人，可以办中专。
最后邓小平还勇于自检，指出了党的领导问题。
党委搞得不好，就保证不了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
这个问题的发生原因就是不懂行的人，一天吃了饭没有事干、找麻烦，开个什么会，搞个什么运动，耽误了工人们的生产和学习。
由此官僚主义发展了，更加制约生产力的进步。
总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大庆这个具有中国工业现状代表性的集团出发，邓小平注意到了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
既然认识到了问题，接下来就要解决问题加油干！
邓小平在访朝之后回国发现了中国现存的一部分问题，他意识到仅仅改革国内的部分完全不够的，关键还是在于积极探索国外的改革方案，再优中选优最后提炼出最适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方案来。
于是邓小平便先后拜访了七个国家，尤其是新、马、泰，都是地处亚洲，这几个国家也建设地相对发达，因而邓小平迫不及待的前往“取经”。
在泰国和马来西亚，邓小平依旧不卑不亢，表达了虚心求教的诚心也传递了要与泰、新建立长久友好交往的信息。
邓小平此举不仅扫除了文化大革命带给他们的“影响”，还为日后改革开放国家之间的合作铺垫了道路。
尤其是新加坡，作为访问的最后一站，短短两天的行程却给予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极大的灵感。
在新加坡邓小平见识了当地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最让邓小平挂念的还是有关“开放和引资”的经验。
于是新加坡领导人和邓小平展开了经验交流，谈到了劳动密集型发展期之后的情况。
接着，邓小平参观了新加坡的住宅区，了解了不同于中国老式建筑布局的新型房屋建构，当即决定派人学习。
又参观了工业区，考察到他们如何引入外资，来使得国内获益，又如何借此发展服务业旅游业等问题。
访问7国，可谓是收获满满，邓小平不仅在心中布好了改革发展的蓝图，还亲力亲为，为中国日后与国际接轨铺平了道路。至此，改革开放的雏形在其心中展开。
可西方的经验也不是照搬过来就拿出来用的，还要结合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正式宣布改革开放的决策。
邓小平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出国访问的经验和在大庆等地考察出来的问题，设置了适合中国的改革开放策略。
先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推动企业经济，促使全国各地掀起了火热的改革发展潮流。
接着一部分城市发展起来，农村也自然不能落下，于是中央下发文件实行各种责任制，比如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科技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的绝大多数生产力，于是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又为城市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改革开放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问题有很多，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干。
在当时改革开放也受到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认为这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前兆，对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友好的。
邓小平没有听信这些话，依然是脚踏实地亲自前往经济特区考察，实事求是，用事实来打动那些保守人士。
于是他带着那些质疑，展开了南巡，想要看清改革开放的途径是否正确，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说。
南巡的第一站，邓小平来到广东，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
在视察中，邓小平聆听各方汇报，并深入渔村、企业、车间进行调查。繁忙的工地和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大楼，增强了他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
第二站和第三站，邓小平到了厦门特区和上海，大学教育的兴办已然超过内地，各类科技工厂紧锣密鼓运营着，高楼大厦宛如钢铁丛林。
这映入眼帘的一幅幅画面，使得邓小平心中的疑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对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信心。
后来，我们站在新世纪回顾过去，那句南巡时邓小平所说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至今依然响彻耳畔。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走适合自己的路，我们没有照抄任何国外的模板，我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
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访朝之后深刻认识到国家已落后国际潮流太多，必须破旧立新才有出路。
他直面中国落后的情况，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
终于，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改革开放宛如迎来春风，中华大地崭新的面貌由此焕然出现。
这种从内部打破旧的规则，向外包容一切有利信息，抓住世界局势给予的机会，迎面而上，最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得以迎风破浪，硕果颇丰。
如今四十年过去，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依然沐浴在发展、进步、飞跃的春风里。而这一切，都源自于邓公敢于承认现状，善于学结的伟人胸襟。
对此，各位读者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