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岸云沙
图：来自网络
前几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的村庄，去看了一下我当年住过的房子，最西边一间的房顶坍塌多年了，因为长年不住人，院子里荒芜一片，放着不知谁家的洋灰板子，大约是用来架辣椒秧的。门前的两棵树，一棵石榴树，一棵柿子树，亦是枯藤虬枝，显得一片寂寥。
盖房子的那一年，父亲生病，我外出上学，彻底磕干了家底，还借了亲戚家一点外债，才把房子盖起来。五间大平房，是新村规划后我们村子里盖的第一所房子。盖房子时楼板买得不够，西边的一间房子是用砖棚得顶，当时就说不够结实，只要不上房踩踏就没问题。
父亲去世后，我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种了几年地。每到夏天，我们家后院的二奶奶就会把各种农作物放到我们家屋顶上去晾晒，因为资金紧张，当时也没有在院子里垒楼梯，他们家就自己做了一只木梯子，晒东西的时候就从后墙直接爬上去了。我母亲脾气好，不会拒绝人，我母亲离开家之后，我们家的房顶就彻底属于二奶奶家了。
后来有个邻居帮我们家看房子，住了好多年，等他们家三婶子去世，家里孩子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剩下三叔一个人，也就从我们家搬走了。
这房子说起来，差不多也有十年没有人住了。房子常年关着，从门玻璃看过去，我们家的老相框还在条几上放着，母亲三十年前的黑白照片清晰如昨，笑得很灿烂。
我外出上学的时候，新房子刚盖好，父亲在新房子里住了一年就去世了。我对于新房子其实没有多少感情。父亲去世后，我常常做梦，梦到家里的老院子，母亲一个人在没有墙壁支撑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地忙碌，房子只有屋顶，却很黑很暗，让人觉得寂寞又无助。
我们家的老院子冲了街，只剩下一间厨房，孤零零耸立了十几年。新村规划之后，开了新的街道，铺了水泥地，家家户户都整齐划一的，已经找不到老院子的影子，可是每次清明或者十月一回老家上坟，我还是要去看看我们家的老厨房，就像凭吊似的，然而不知哪一年，那间破旧的厨房也被扒掉了，再回家时连旧迹也寻不到了。
我对于老家所有的记忆都来自于老院子，我在那里出生，也在那里成长，直至离开家。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布局，每一间房子，每一样家什，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绿荫。
老院子一共五间堂屋，东西各一间厨房，奶奶住东边两间，我们住西边三间，东边的厨房是奶奶的，西边是我们家的。
院子里两棵枣树，粗一点的那棵在房子里中间，树下两只咸菜缸，一只是奶奶的，一只是我们家的，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家的饭总是香的，每到饭点，我就会端着碗去奶奶的菜锅撅菜，一筷子大约能撅去半碗菜，奶奶忍不住责骂，我撅了就跑。
就算是一样的咸菜缸，我也觉得奶奶腌的咸菜比我们家的好吃。上了中学之后，每个周日，我差不多都要吃六顿饭，在自己家里吃到多半饱，再跑去大娘家吃一顿，所以每次吃过饭都会扶着墙回家（就像后来吃自助餐似的，扶着墙进来，扶着墙出去）。
另一棵枣树有点细小，在大门口处，压水井旁，它不如那棵粗壮的勤快，细长的身子上，几枝稀稀拉拉的细杈，结不了几个大枣， 个头却很大，粗的枣树结的果子是圆的，小而硬，有点淡淡的甜味；细树结的果子是椭圆形的，胖而长，甜味有点木木的感觉。
我的认知里，细而长的枣才甜，小而硬或者胖而宽大的枣都不够甜，现在超市里卖的枣不知道是打了甜味素还是品种的原因，吃起来又脆又甜，少了那点硬，那点木，假如所有的灵魂都是一样的，那跟没有灵魂又有什么区别呢。
压水井挨着南墙根，洗衣服洗菜的水都会随手倒在一边，南墙根常年都是潮湿的，那是我们家两只大白鹅的乐园，它们一天到晚在那片水洼里迈着八字步，用两个大嘴唇叭嗒水，好像泥水里有无穷的食物。
家里来了人，大鹅就昂起头来叫唤，热情得不行。我在南墙根边撒了一些黑黑的夜来香种子，这样就不用特意地浇水了，不知道为什么，只开了一年花，夜来香就死掉了。有一年还在墙头上种了一株仙人掌，开黄花的，仙人掌是最抗旱的植物，结果只一年，真的就旱死了。我干不了这样的细活。
奶奶的门口有一棵椿树，大约有一搂粗，每到夏天，把整个院子覆盖得严严实实的，一院子都是荫晾。据说除夕的晚上抱一抱，可以长得更高一些，有一年除夕特意地去抱过一回，可惜连一米五也没有长过，可见心不够诚。
那棵老椿树据说是我爷爷小时候种的，可见年代之久远，它应该是我们村子里最粗的树了。我小姑姑没出嫁时，还打算着用它来做嫁妆，小姑姑结婚地去了云南，那时候小姑父在云南当兵，这嫁妆也没有做成。老院子冲了街之后，老椿树刨掉，做了我们家新房子的房梁，也算物尽其用了。
我特别喜欢那棵老椿树，还在它身上绑过沙袋，偷偷练拳击。小时候老是被欺负，总想让自己变得强大一点，也强壮一点。后来才知道，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拳头大，没用
很小很小的时候，东边的厨房其实有两间，小的一间是厨房，大的一间放着织布机，大的一间还另外开了一个小门，我最早的记忆都在那间屋子里，据我母亲说，我一直在那间屋子里躺了一年。
母亲要干农活，奶奶要织布，我就躺在织布机旁边的一只柳行筐里，从生下来的那一年五月，第二年的五月，拉起来就会坐了，这对于我母亲来说是个神奇的记忆，以前脑子还清醒的时候，她没少念叨。对我来说，这记忆有点遥远。我真正的记忆始于三岁那年的冬天。
爷爷蹲在织布机那面墙的南墙根下晒太阳，陪我卷米尺玩，爷爷卷起来，我拿小手扯散了，他再卷，我再扯散，乐不可支，小时候我头发又稀又黄，没几根，我爷爷喊我“黄毛丫头”。那面土墙后来的裂缝，不行了，本来打算重新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盖成，剩下半间，挑了墙，算是把奶奶的厨房给完整保存下来了。
我喜欢那些老物件儿，奶奶的织布机，大娘的纺车，还有我们家的独轮车 。过年之前带着母亲去民俗馆玩，她看到织布机特别地不感兴趣，说是家里也有，没什么稀罕的。好像搬家的时候，那架织布机放在老院子里剩下的那间厨房里了，后来还去看过一次，一放几十年，估计早成烂柴了。当然现在连厨房也没有了，织布机更不见踪影了。
我特别喜欢韩红唱的那首《梨花又开放》，每次听歌，都会想到大娘的纺车。大娘坐在大门口，席地铺着一只蒲团子，纺线团子，我常常凑热闹，去转几圈纺车，棉花拿在手里，团不成个，纺出来的线也不均匀，粗的地方特别粗，细的地方又特别细。大娘是这个家里给我母爱最多的人。
“妈妈坐在梨树下/纺车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每次听，我都想要流泪。老家里没有梨树，可是有枣树，还有杨树。哪怕没有花开，在我心里，总是有一个地方，繁花似锦。那是大娘留给我的爱与温暖。
大娘去世六年了。我母亲常常不记得她是哪一年走的，每次去大娘住的八号楼，都会问一遍：人呢，去哪里了？怎么没人告诉我呢？大娘与母亲一起种了多年的地，两个人，二十亩地，天明到天晚地长在地里，别人家点化肥一两天就完事，她们俩却要半个月，一个人挖坑，一个人放化肥埋土。
母亲半清醒半糊涂的时候想起大娘来，总是说她们俩从来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大娘指到哪她打到哪。我对母亲说：这样就对了，一个家里，总要有一个人当家作主，大娘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都上学出来之后，家里只剩她们俩，她们俩一个户口本很多年。母亲虽然糊涂了，不记得很多事，也常常自言自语，可是逻辑思维还在，大的认知上不糊涂。
老院子扒掉之后，还没有冲街，我去看过一回，在断墙残桓中，几张墙画在风中摇曳，有一张是中堂画：“毛主席在延安”，那时候毛主席特别年轻，意气风发，充满着革命热情。
母亲没什么信仰，她目不识丁，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除了干农活，大约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去操心了。
父亲生病时，她以为主可以救父亲，她骑着三轮车，跑几十里路去一个叫郭山的地方去做“聚会”，求主保佑父亲，还花二十块钱帮我买了一本《圣经》，据说书是不外卖的，只有信主的人才能买，她一个字不识，不知道卖给她书的人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样挺好，人得有点信仰，不管信什么，总算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否则，一辈子活成一张白纸又有什么意思呢。
以前村子里到处都是小胡同，从这家到那家，所有的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感觉要走很远才能到。去庙里上学，要穿过很多人家门口的小胡同，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肩上的书包拍打着我的屁股，走一步，打一下，走一路，打一路，父亲还要不停地与人招呼，那道路更让人觉得漫长。
我们的小学校里有一座庙，所以我们去上学的时候，都说要去庙里上学。现在那所庙重新修建之后，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衣寺”，有位年轻的主持尼姑长驻。
现在村子规划的路是路，房子是房子，一条街，一眼就可以望到头，忽然就觉得村子小了，原来家家都离得很近，并不像小时候感受到的那般遥远。到底是时代不一样了，记忆也许没有偏差，感觉却会有差异。我所记得的老院子就连旧址也找不到了，因为你已经不记得那时的“距离”与现在的距离到底哪一个更真实。
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还在记忆的深处。我最爱的人，也还在那里。
新的房子也有三十年了，这一转眼，都老了。原打算去重新修一修的，可是想想终究是感情太浅了。没有父亲的家，终究不是我记忆中的家。
我的梦里，日日夜夜，萦绕的还是那幢老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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