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部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吴天明导演，由周里京、吴玉芳、高保成、贾六等主演的影片《人生》上映，引起了热议。这部影片给女主角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带来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殊荣，也让男主角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巩固了其出道以来，通过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新星》等在80年代的影视界建立起来的当红小生的地位。
影片聚焦的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因此，从普通读者或者观众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接地气的。通过拉家常似的故事情节，把对人生要义的探讨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既避免了高高在上的空洞说教，也把更多的裁判权给予了观众。
影片以线性叙事的方式，按照时间顺序来反应主人公高加林，一个高考落榜的农村青年，人生道路上的一段青春轨迹。
在电影结构上，按照时间顺序和青春轨迹方向可以把电影分为前后两段。第一段是高加林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高原上的农村生活，是内向性的；第二段是他暂时逃离了农村来到县城找到用武之地的城市生活，是外向性的。影片前后两段在色彩运用，空间环境，音乐，主角的精气神上都构成了相对较为鲜明的对照。也两段生活对应的，是令高加林难以忘怀的两段爱情。在两段爱情中，高加林都是以一个富有魅力的、有才华的帅小伙的形象，占据着爱情的主动权，遭到女孩子的主动、大胆的追求，陷入当时当地看来是三角恋爱的漩涡里。
在前一段的爱情里，是刘巧珍主动追求高加林，高加林和刘巧珍、马栓三个人之间感情上是那种“被爱的偏不爱人”的“烟袋锅一头热”的一厢情愿。具体说来，巧珍爱着高加林，马栓爱着巧珍，而高加林并没有留意巧珍，巧珍也最想躲避马栓。
但是，在高加林民办教师的资格被村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之后，事情起了变化。巧珍大胆、主动、热烈的示好和追求，慰藉了高加林那压抑却不甘的精神，最终撬动了高加林那颗受伤的心。于是，在巧珍父亲刘立本强烈反对的情况下，高加林与巧珍一道，成为一对在农村有些坏了规矩的传统的“叛逆者”，享受了一段时间的甜蜜。
在后一段的爱情里，是黄亚萍主动追求高加林，高加林和黄亚萍、张克男三个人陷入情感上的纠葛，并最终直接导致了高加林“鸡飞蛋打”的落寞人生低潮。三个人本来是高中同学，高中时期，黄亚萍就喜欢高加林，但是，高加林的农村身份制约了黄亚萍的爱情选择，他与有着城市身份的张克男确定了恋爱关系。
然而，复杂的人生注定要变化。高加林多年在新疆当兵的叔叔专业地方，当上地方行署劳动局局长后，县城的劳动局长马战胜为了讨好上级领导，同时也为了解开帮助高明楼儿子顶替高加林民办教师一事与高加林结下的梁子，帮助高加林找了一份县委通讯员的工作。眼见高加林在县城里工作干得风生水起，追求个性自由的黄亚萍对高加林的爱情之火重新燃起，与克男结束了恋爱关系，开始主动追求高加林。
高加林受到黄亚萍描绘的未来憧憬的诱惑，在远离农村、奔向更高更远目标的个人利益驱动下，高加林对巧珍从找不到共同语言，良心道德的一丝不安，到后来直接提出分手，爱情的承诺一步步瓦解。也正是这样的爱情变奏曲直接激怒了张克男的妈妈，她把高加林通过非正常渠道成为县委通讯员的情况向上级进行了检举。高加林的叔叔没有为侄子充当保护伞，高加林被打回农村。与此同时，巧珍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在马栓真诚的不懈追求下，两个人成婚。
直到这时候，高加林猛然醒来，意识到自己走了一遭后，除了随身携带的行囊，依然一无所有。正像德顺爷说的：他把自己变成了豆芽菜，根扎不到土里。他把良心卖了，把金子一样的巧珍当成黄土块扔了。而离开了城里的工作，他自认为也不配与黄亚萍在一起了。爱情与事业为主要标志的人生抛物线直接滑落到了谷底。
影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电影中独树一帜，在中国的电影界刮起了一股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的“西北风”，引领了后来的《黄土地》、《老井》、《红高粱》等所谓的西部类型片。影片一开头就展示了黄土高原空旷、苍凉，民风纯朴，有些原始和落后的景象，白羊肚、羊皮袄等浓郁的西北元素渲染着一种既熟悉又想摆脱的乡土气息。
故事在长长的沉默中开场：高加林有些呆滞但带有忿忿不平的表情，躺在炕上一声不吭；满脸皱纹的父亲坐在凳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高加林的妈妈坐在旁边唉声叹气中隐隐有抽泣之声。这一场景一下子奠定了影片的基调。
等到巧珍出现后，富有陕北特色的插曲、民歌《走西口》等富有地方特色文化元素的穿插，虽然增添了活波的气氛，但是，依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巧珍出嫁的场景渲染的足够排场，唢呐声声，高头大马驮着新娘，红红的盖头，尽管足够喜庆，但是，有了前面的故事铺垫，这个时候，观众也很难产生足够的喜庆之感，来抵消善良、明事理的巧珍并不十分快乐带来的压抑，因为在她的心中，永远有“加林哥”不可替代的位置。
“人生”是融于时间的话题，是深入实践的主题，是哲学范畴的命题，人生意义的探讨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时代性。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人生》都抓住了主题。80年代初，正值我们国家的转型期，每一个普通人也都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选择，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标题是《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全国青年的关注和极大反响。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讨论中涉及到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这样的重大思考：人到底是不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
80年代初，著名作家路遥，通过6中篇小说《人生》，对“人生”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文学层面的探讨。导演吴天明随后根据路遥改编的剧本拍摄了这部同名影片《人生》，以电影的艺术形式，再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立体的诠释。
影片上映后引起了热议：高加林是不是现代的陈世美，该不该遭人恨？一个人应当如何看待和追求爱情，巧珍与高加林的爱情基础是什么？当时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的条件下，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应当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处境？等等。高加林的形象与人生之路，对于广大的农村青年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面对命运的无奈很多青年引发了共鸣。
从影片上映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36个春秋。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多元。人生永远在路上，总有十字路口甚至是米字路口，总有青春的迷茫，总有各种各样的彷徨与惆怅。因此，看看《人生》，思考探讨人生，总会有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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