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系列中外记者见面会，“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围绕“激昂青春 筑梦基层”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相关情况介绍
史晓刚
男，汉族，1990年出生，201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枭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在AR领域自主创业，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取得核心专利50项。他始终聚焦科技创新，成功研发纳米光栅波导光学显示器件，技术指标与显示效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研发多款行业领先的重量级AR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工业、安防、媒体、军工等领域。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项，省部级重点研发专项7项。先后获得相关上市集团、风投机构的数亿元投资，成为近年来国内发展速度快、技术实力强的AR企业“新星”。
史晓刚曾获2021“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入选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杰出青年”，是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杨 媚
女，汉族，1987年出生，201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党群办主任、吴家镇双流村第一书记。
2009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坚守“让乡亲们富起来”的初心和梦想，扎根农村，发展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在田野间书写着自己的青春梦想。她带领全村100余户村民建成蔬菜大棚600余亩，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年为菜农节约成本近30万元，年增收1000余万元；利用荣昌区发展村级集体建设试点项目，建立村集体经济发展服务平台，实现每年集体经济盈利近20万元，成为村民的贴心人、致富的引路人和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杨媚曾获2019“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市人民满意公务员等称号，是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重庆市第五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雍朝斌
女，汉族，1987年出生，20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贵州省织金县医保中心主任。
2011年毕业于贵阳医学院。毕业后选择到基层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时，主动申请到偏远山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参与脱贫攻坚工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主动请战随贵州省援鄂医疗队赶赴武汉疫情一线，担任江汉方舱医院医疗工作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期间共参与收治疫情患者522人，治愈出院279人，转院126人，所负责的临时党支部在战疫一线火线吸纳预备党员2人。
雍朝斌曾获2021“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被湖北省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新时代“最美逆行者”，获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贵州省最美劳动者等称号，是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陶建刚
男，汉族，1987年出生，20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照金红军小学任教，现任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上安小学校长。
2011年毕业于西安文理学院。毕业后扎根革命老区从事教育工作，牢记对革命老区小学的殷切希望，坚持用照金精神立德树人，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户。他积极推进红色书香校园建设，开展每天唱红歌、每周讲红色故事、每学期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培养红色接班人。他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创建学校网站，让外出打工的父母及时了解孩子情况，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爱，让社会更多关注山区小学。他关心爱护特殊学生，耐心细致辅导帮助，促进每一名孩子健康自信成长。
陶建刚曾获2019“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全国红军小学优秀教师、全国红军小学优秀校长等称号，是陕西省十二届青联委员。
崔久秀
女，汉族，1992年出生，201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副县长。
2014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南疆基层工作，她把新疆当家乡，先后经历社区、乡镇、农场等多个岗位锻炼，为下岗职工办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各族孩子办起“红领巾小课堂”，为老年人办起“幸福养老苑”，被当地群众亲切称呼为“小崔古丽”。带领10余位维吾尔族青年，办起一家服装加工厂，申请注册“喀什在新疆”服装品牌，开起网络实体直销店。2019年带领“小农场”全体村民顺利实现脱贫。
崔久秀曾获2021“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新时代山东向上向善好青年等称号，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答记者问
问
新京报记者:请问杨媚代表，大学毕业后你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农村带领村民建大棚、种蔬菜？
答
杨媚：我来自农村，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劳作。他们每天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可是一年到头还挣不到多少钱。那时起，我心里就埋下了种子，想通过考农业大学，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回家之后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之后，我如愿考上了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我想回家真正地实践一下，于是来到了吴家镇双流村。
双流村虽然是一个有30多年种植历史的老蔬菜基地，但是蔬菜种植技术很落后，品种比较单一，产量不高，农户收入也很低。很多村民放弃了蔬菜种植，选择外出务工。当时镇里推广大棚蔬菜种植，但是农户考虑到投入大而且看不到效益，没有人愿意建大棚。
我是学农的，也在蔬菜基地干过，知道大棚蔬菜的好处，上市早、产量高，而且收益是露地蔬菜种植的两到三倍。于是我挨家挨户做村民的工作。我流转土地，建蔬菜大棚，做示范，不到四个月，大棚黄瓜就上市了。当时蔬菜价格很高，卖几元一斤。老百姓切切实实看到现代农业种植大棚蔬菜的好处，认为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是能种菜、会种菜的，而且还能赚到钱，于是跟我一起干了。
问
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从告别象牙塔到走向农村、走到田间地头，在基层这些年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什么？你们如何看待自己当初的选择，有过艰难的时刻吗？
答
崔久秀：我生在沂蒙山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多年求学路上，我一直都得到国家资助和社会帮助，特别是大学四年，我是靠国家的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才顺利完成的。所以从小到大，我心里藏着一份不一样的感恩，我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也感谢社会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我一直记得爷爷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长大后要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人，选择南疆虽然没有穿上心心念念的军装，但我一样坚定地站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可以说也是在践行着保家卫国的理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选择是必然。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答案还是一样的。
答
雍朝斌：一路走来，最艰难的应该是当“大白”的考验。武汉疫情刚暴发的时候，人员和物资都很紧缺。防护服又是医护人员唯一的战袍和护具，每一件都很珍贵，生怕弄脏和被污染，穿上以后要等到出舱才能脱掉。
在江汉方舱医院里，我们穿着防护服来回跑动，头上的面罩又像紧箍咒一般，护目镜上产生的水雾又让视线特别模糊，穿时间长了头晕、憋气，甚至有时候是窒息的症状。但是看着一位位患者，救护他们是我们的职责，这里就是我的战场，我们要让每一位患者康复的出舱，这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后来越来越多的患者康复出舱，每一次都是愉快地道别，因为我觉得离胜利又前进了一步。
答
杨媚：在基层工作印象最深的一幕，是我在农村办了一场特殊的大棚婚礼。虽然没有长长的车队，也没有黄金钻戒，也没有大鱼大肉，但摆上我们亲手种植的小黄瓜、小番茄，在村民的声声祝福中举办的结婚仪式，可以说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我扎根基层这么多年源源不竭的动力。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在基层我收获了很多，也成长很快。
答
陶建刚:2012年9月，我刚到北梁红军小学，这是我最艰难的时刻。刚到的时候听不懂这里的方言，吃不惯这里的面食，受不了这里动辄零下20摄氏度的寒冷，学校教学设备都不是很完善，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我感到非常懊悔。
但是一次留守儿童的家访，让我得到很大触动。一个老奶奶紧握着我的双手说，“孩子很乖，但是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孩子很喜欢你，你不会也像之前的支教老师一样过半年就走了吧？”老人期待的眼神让我十分心酸，促使我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留下来陪着孩子们成长成才，在基层做好服务。
问
红星新闻记者:请问史晓刚代表，创业过程中一定有困难、有成就、有收获，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答
史晓刚：我们做的这项技术，全球目前都在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的技术。我们连设计这项核心技术的仿真软件都没有，把仿真软件做出来之后还要设计各种光栅方案，设计了之后还要考虑怎么攻克工艺的问题，光刻机、高精尖装备、材料这些都非常困难，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以后，要考虑量产和成本的问题，就算是把这些全部解决了，这项新技术大众根本没有认知，怎么样和各行各业结合，促进传统行业和产业的转型发展，应用场景也是我们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包括资本的问题，怎样融资，包括团队组建都非常难。尤其在最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最起码有资金、有一定的资源，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记得连测试的环境都没有。2015年刚创业有半年的筹备期，基本上每天自己在画相关的原理图，在冬天自己骑十几公里自行车到专门的实验室去测试，因为那时候没有相关仪器设备，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经历了那个过程，现在正一步步走上正轨，之前的所有付出和努力都非常值得。我们做了这项技术，并且产生了很多成果，这一路获得了很多鲜花和掌声。自己最大的成就，小到为这项技术和行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大到对国家的科技创新，对于这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贡献了我们的力量，作为一名科技创业者，这一点我感到非常自豪。
问
长江日报记者:请问雍朝斌代表，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候，你主动申请到偏远山村担任驻村书记，在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后你再次主动请战随贵州省援鄂医疗队赶赴武汉抗疫一线。当时是什么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家人支持你吗？
答
雍朝斌：201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幸参与两次国家行动，这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宝贵经历。
第一次是参与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入党第二年，省委、省政府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号召党员干部到基层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我没有到基层农村的经验，就特别想去看一看。第一时间报了名，也如愿到了偏远的石丫口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那个时候我实实在在参与项目扶贫、产业扶贫、医疗扶贫，也帮助村民解决了就业难、就医难的问题，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第二次是参与武汉疫情阻击战。在疫情刚开始暴发的时候，我带领8名医护人员接管了我们县隔离点，在那边收治病人。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体知道武汉已经被迫封城，形势非常严峻，需要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我觉得我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一名医务人员，责无旁贷，应该冲锋在前。
2020年2月4日，贵州宣布组建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我向院领导申请加入。领导同意后，我不敢回家，也不敢告诉父母，到隔离点拿上简单的行李，就跟随医疗队到了机场，上飞机后我才给家里发了一条信息。后来接到妈妈的电话，她用特别沙哑的声音说：“你去吧，那是你的工作职责，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说完她就把电话挂了，我觉得她肯定哭了，心里这时候真是五味杂陈。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我不害怕病毒，因为有病人需要我。但是作为女儿，我怕身体欠佳的父母为我担惊受怕。也正是因为妈妈这个电话，让我放下心里所有包袱，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这两次经历都是因为家人给予了最温暖、最安全后方支持，才能让我在一线好好地工作，也体验了别样的青春。
问
中央广电总台央视记者:在座各位作为今年毕业生的师哥师姐，你们有成功的创业、就业经历，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师弟师妹们提点建议，告诉他们在人生的起步阶段应该怎样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
答
雍朝斌：作为一名医疗战线上的医务人员，我觉得基层医疗很脆弱，是我们的薄弱环节，特别是疫情发生以后，医疗队伍现在急需一线的医务人员。我们在基层一线直接面对患者，能够很快地锻炼成长，提高业务技能。希望广大医学专业毕业生能够选择到基层锻炼成长，用所学所长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答
崔久秀：第一，在选择职业前尽可能把自己的理想镶嵌进去。做着和自己理想有关的事情，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如果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完全一致，希望尽可能地用相似的方式去实现。
第二，对已经毕业很多年的大学生来说，迷茫在所难免，但是慌张大可不必，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一个地方去不了就换一个，东边不亮西边亮，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什么大不了。在新疆有一句话，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盛开在雪山之巅，雪莲做到了；不是每一棵树都能屹立于沙漠戈壁，胡杨做到了。所以，在暂时的困难面前，我们最要紧的是自己先做好准备，随时都可以做战胜逆境的雪莲和胡杨。
第三，新疆有着占陆地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广袤疆域，如今的新疆天山南北一派安定祥和、蓬勃发展，呈现出非常好的景象。南疆更是青年人干事创业的大舞台和圆梦场。在这里向师弟、师妹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到新疆投身于守边护边、兴疆治疆的壮阔实践中，让我们的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
答
史晓刚：第一，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到自己的事业里，要尽早地挖掘到自己的兴趣，对一件事情的热爱和兴趣是驱动你把一切事业真正做好的最根本动力。我从小到大一直坚持做科技创新，直到现在面临各种困难和问题都没有放弃，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兴趣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毕业生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擅长点。
第二，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有十年磨一剑或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和勇气，才能把一件事情坚持下来取得应有的成就。
我个人是一名科技创业者，在这里呼吁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对科技创新感兴趣的毕业生，现在国家的创业创新环境非常好，这里大有可为，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可以通过创新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和社会价值。感兴趣的优秀毕业生可以投入到国家创新创业的大潮中来，为国家的科技创新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答
陶建刚：基层的学校仍然需要很多新鲜血液。在远离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农村基层，仍然有很多孩子充满着希冀的目光，希望更多年轻朋友们能够同我一道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播撒到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做山区孩子收获知识的点灯人，做他们实现梦想的守望者。
答
杨媚：人生有很多次选择，毕业后的择业就是一次重大的选择，希望大家理智、慎重，又遵从自己内心。
现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基层农村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担起乡村振兴的重担。现在到农村基本上不用过“四关”了，不过可能要放弃和承受很多东西，但我相信一定会收获更多。所以在这里呼吁高校毕业生，特别是农林院校毕业生能够到基层施展拳脚，我们一起科技兴农、产业兴农、文化兴农，共同建设属于我们的美丽乡村。
问
光明日报记者:请问陶建刚代表，毕业以后您选择到革命老区从教，致力于红色教育。孩子们喜欢吗？现在老区的学校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
陶建刚：照金是一片英雄的土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创建的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每一座山、每一方土地都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故事，在这样一片红色土地上传承红色基因，让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我在照金的第一个学校就是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是1955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怀下而设立的学校，在这里我积极推进红色教育工作。举个具体例子，照金镇田峪村有一个山寨叫薛家寨，三面环山、易守难攻，这里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党政领导机关驻地，在这里曾经开展过著名的薛家寨保卫战。每年我都会带领孩子们爬薛家寨，孩子们喊苦喊累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加油鼓劲，鼓励他们向当年红军战士学习，战胜一切困难。
要说孩子喜欢不喜欢，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同学家境一般、学习一般，甚至连淘气也很一般，远不如其他孩子。面对这样一个“小透明”，我鼓励她试着当一名“小红星讲解员”。经过数十次的训练，她能够抑扬顿挫地讲陈家坡会议、薛家寨突围等很多红色故事，不仅收获了人们的掌声，而且获得了区上红色故事宣讲个人奖，更难能可贵的是收获了自信心。
要说革命老区的变化，就拿北梁红军小学来说。2012年，我刚到北梁红军小学时，这里的教学设施设备还不够完善，学校只有5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1到3年级33个孩子，4到6年级的学生需要到8公里外的镇上上学。总结一句话就是“三缺”，缺设备、缺老师、缺学生。十年后，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北梁红军小学新建起了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塑胶操场，孩子们在学校能够喝上直饮水、洗上热水澡，学校也恢复了完全小学，4到6年级的孩子不用走远路上学了。而且现在老师也已经增加到了18名，学生增加到160名，学校的教学质量获得了区教育综合评估二等奖。
在我看来，红色教育不仅仅是忆苦思甜，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学习他们的忠诚、执着、无私奉献，在红色文化熏陶下小红星讲解员、小红星合唱团、小红星足球队等很多特色社团在照金的学校遍地开花，孩子们收获了独一份的骄傲与自豪。这也增加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感、责任感。这是在任何年代都需要的。
问
北京青年报记者:请问久秀，你自我介绍里身上标签很多，从山东姑娘到“小崔古丽”再到90后人大代表，你自己更喜欢哪个称呼？新疆不是你的故乡，你作为年轻干部在异乡基层，而且还是民族地区任职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答
崔久秀：这三个身份对我来说都很重要，我都很喜欢。这三个身份完整地构成了我的青春。我常常会用这三个身份来告诉我自己，崔久秀，新疆改变了你的一生，要用余生去改变新疆。这三个身份也一直激励着我不能停下，要继续努力，要为新疆，为这里的人们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这些年我有很多感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点感悟。第一点感悟，无论身在何处，心安之处就是家乡。对于从小吃馒头、煎饼长大的我，刚到新疆的时候有点不适应，新疆和山东不光是气候不同、饮食习惯不同，连太阳升起、落下的时间都不一样。对我来说刚到新疆那段时间想家是家常便饭。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在新疆我遇到了一群特别有爱的人们，像妈妈一样待我的汗佐尔古丽、齐曼古丽，像姐姐一样的阿提古丽、阿祖古丽，还有像弟弟一样的依布拉衣木，还有一大群好阿卡好阿恰，他们把很多爱赠给我，让我在新疆有家的感觉，让我在新疆体验到了“围着火炉吃西瓜”的鲜活人间。新疆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而且我还收获了家乡和山东，父母和老乡双份的幸福、双份的牵挂。所以，是他们让我深深地懂得了把脚下站的地方当做家乡，把身边服务的群众当做家人。这样在我们生活遇到困难，工作遇到挫折时就会更有力量。
第二点感悟，基层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却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基层的事小吗？是真的小。但是老百姓在乎的就是这些小事，他们在乎有人陪伴，有人惦记，有人带着发家致富，日子才更有盼头，所以想到这些，基层事虽小，但意义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夏末秋初，我站在红枣地里准备和老百姓一块儿摘红枣，那时候穿着凉鞋，脚底下是凉凉的，那个瞬间我突然之间知道了什么叫地气，这也让我更加有底气。所以，在基层这些年我亲眼见证了新疆在一天一天地变好。而且这份美好是有我一份的，是我和身边的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一起见证、一起参与的，所以心里面真的觉得在新疆、在基层的每一天都很充实，很难忘。所以基层事儿虽小，但幸福感很高。
来源丨中国网
编辑丨邱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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