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飞奔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京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的徬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鬼使神差地和3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
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团，而她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坯房。
因为是高中毕业生，她可选择的岗位很多，比如可以在连部当文书，也可以当连队的小学老师，她却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听见了天使般的自己的声音；在飞越小河时，她望见了自己水中飞驰的身影，是那么的潇洒英武。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做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练，她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畜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21岁，他2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 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19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
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
山路好长啊，好静啊，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一路的好山景，可是美丽的姑娘无心观赏，她默默地流泪，她不知道，这是她通向幸福的路程吗？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连队的领导给场里的领导打了电话，场里领导又给办事人打来了电话：“行也的得办,不行也得办!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论什么事,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都要开绿。在领导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既留下了一个技术骨干,又解决了一个大龄女知青的婚姻问题。这真是一件大好事,连队的领导为此特别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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