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迅速回答一个问题：最低工资标准应不应该提高？
出于朴素的感情，我们的结论往往是，应该升高甚至越高越好。提高最低工资，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责任。
放在经济学家眼里，却不赞同。他们会警告，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张五常就曾用“杀伤力”，来描述最低工资对经济的负作用。
经济学家不是为了彰显某种与众不同，其判断逻辑在于——如果给企业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提高标准，企业就会少雇佣工人，反而对低收入者不利。
这是经济学坚持了很久的一种理论。
《美国工厂》剧照
但按照这一套逻辑，各国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取消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对最低工资的问题死缠烂打？
事实上，如果一座山，你怎么看它都是水，那可能不是山的问题，而是抽象理论与复杂现实之间的距离，需要用其他东西来弥补。
其他是什么——推演之外的实证。
最低工资这个问题，在一票对最低工资上升对就业效应研究的人里，最经典的一篇论文，要数1994年，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
当年，卡德和克鲁格做了一个自然实验，彻头彻尾地对新泽西快餐行业工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这里的时薪最低工资从4.25美元上升至5.05美元，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就业率还涨了。
1992年4月1日：新泽西州的每小时最低工资从4.25美元增加到5.05美元。尽管如此，新泽西州的就业并没有受影响
卡德和克鲁格虽然证据确凿，但挑战了传统经济学智慧，在上世纪末，引来一片骂声。
时隔近30年，直到今年昨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卡德，以表彰他对劳动经济学经验做出的贡献。
遗憾的是，当年与卡德一起研究的克鲁格，前几年因为自杀而身故了。
但在实证经济研究的道路上，卡德并不孤单。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半，还授予了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
三名经济学家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戴维·卡德（David Card）分享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说，卡德是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有贡献，那么，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则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
后两位开发的差中差、断点回归等一系列拟自然工具，是很多经济大军在搞研究时，常常拿来使用的宝贝。
从某种程度而言，今年的诺奖将经济学领域中，做“实证经济学”的家伙，打包展示给了众人。
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 Imbens）展示了如何利用自然实验来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精确结论。自然实验不同于临床试验，因为研究人员没有完全控制谁接受治疗
咋一听，不就是又多了些“不说人话”的名词么？但理解起来并不复杂。
实证经济学，相对规范经济学研究的“应当如何”的问题，它有点像屈原的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是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
它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大多也都用复杂的英文缩写，比如，RCT、IV、DID、RDD、PSM等等。
看起来挺唬人的，事实上，无外乎是把经济研究，弄成像观察自然科学那样：想办法找到对照组，一组受了政策冲击，一组没有，最后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精确度量政策冲击的影响有多大。
而证实的过程中，要解决的最大的质疑，就是识别问题——政策已经实施了，时间也没法倒流，哪儿去找没有政策的“反事实”状态进行一个比较呢，所谓对照组难求啊。
用最低工资问题来说，就是你无法判断一个地区的就业上升或下降，是来自最低工资的变化，还是来自经济状况的好转或恶化。
妙就妙在，卡德他们试着把这些因素的扰动分开。
大卫·卡德和艾伦·克鲁格用了一个自然的实验来研究提高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就业，他们通过新泽西州的餐馆和一个对照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餐馆来衡量提高最低工资的程度
他们选择了与新泽西地理位置、经济状况等差异都极其小的宾州，作为对照。宾州没有最低工资的变化，可以作为基准的时间趋势，从新泽西的就业变化中减去，最后就得到了在新泽西的最低工资的纯粹效应。
与之类似的研究层出不穷。比如，移民对当地人是不是有冲击，提高女性产假天数是不是反而影响了她们职业生涯等。
《美国工厂》剧照
劳动又劳动，讲到这里，你是否认为这些东西听起来有些乏善可陈，不过是运用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罢了。
如果这样看，这可是有点小瞧这些经济学家了。要知道，世界上那些重大的、热门的问题也都归他们研究：
宽松货币政策是否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只会为通货膨胀煽风点火？
——农民和美联储主席都想知道答案。
强制性医疗保险真能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吗？
——访谈节目中，最爱激烈辩论这类敏感话题了。
昂贵的私立大学教育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吗？
——这个问题你研究好了，就是千千万万父母和教育者的葵花宝典。
或许从经验中我们对这些问题可能得到某种判断。比如，上过私立大学的人，平均收入更高。
但是，这个人的收入高，你能说原因就是因为他上了私立大学吗？这就是统计上讲的，“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哈佛大学
经济学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背负着沉闷、搞钱的恶名。实际上，不是这样。从列举的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到，他们兴奋地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实验室，在其中，各类形形色色的人都是研究对象，他们有机会研究人类事务的原因和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诺奖的颁发关键，不是奖励了经济学结论上的颠覆，而是方法上的向前进一步。
这就好比当在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时候，看上去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死循环，无头，无尾，所以我们总是爱听高大上的理论，总是爱听有肯定的结论。
但是现实世界非常复杂。平均趋势，不能代表个体的影响，不能解释不同时点的变化。
特别是今天，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些困境，比如不平等。有人把困境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然而，一项新的政策要出台，它能不能缩小不平等的差距，理论那套回答得上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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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一群人，立足用最清晰的数据和事实，帮助我们完善理论，补充对现实的理解。
这也解释了，今天，经济学院学生的论文，至少70%都是做这类研究的。
虽然这一过程里，计量方法存在缺陷。
虽然这一研究结果，总是被人质疑，乃至鄙视。
其中，有两个著名的评论，来自另外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一个是默顿·米勒，喜爱研究金融的他不屑一顾：
有人认为，通过法律将最低工资提高到市场确定的均衡之上，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太他妈正确了，它肯定在民意测验中发挥良好。但我为自己的职业而颤抖。
另一个是詹姆斯·布坎南，这位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更加口无遮拦：
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有自尊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发展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经济学界热爱批评实证的风气，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
什么时间看山是山，什么时间看山是水，在经济学界，理论和实证只是维度的差异，山山水水无穷尽也。
至于这次获奖的几位计量大佬，对批评则更颇为幽默。安格里斯特在国内最著名的一本书，就叫做《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
遇事不决，就看经济学家怎么玩科幻梗，聊聊到底谁才是平行宇宙，基本无害嘛。
作者 | 南风窗主笔 何子维
编辑 | 煎妮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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