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即祖庙,为皇帝祭祀祖宗之处。所谓张廷玉配享太庙,就是按照雍正皇帝的遗诏,张廷玉死后其神位可以安放在太庙的前殿西则,接受皇帝每年一次的祭祀。
清朝配享太庙者有12人,分别是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图尔格、图赖、图海、鄂尔泰、张廷玉、兆惠、傅恒、阿桂、福康安。自己乾隆之后,历代皇帝就没有再让大臣配享太庙了。除张廷玉外,这11人都是有战功在身,对清廷的统治作出过重大贡献,且都是满人。张廷玉能身处其间,最大的原因不是其功劳,而是其“身份”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对雍正皇位“合法性”的支持。
张廷玉生平背景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生于京师,其父为大学士张英。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后到雍正元年1723年之前,张廷玉所做的事大概只有二件——修史(书)、任科举考试考官,还有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以刑部右侍郎的身份出外办公一次。
张廷玉为人谨慎又廉洁奉公,比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张廷玉为会试主考官,有人找他通关节,他回诗云;“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直接回绝了,此事也在士人之间传诵开来。
因谨慎奉公,在康熙末年,张廷玉得已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其地位已隐隐有了“汉官领袖”的地位,成为独立于“九子夺嫡”满人贵族之外的独立势力。
雍正皇帝需要汉官势力康熙年间的汉大臣并非出自统治民族,先天上就处于弱势地位,想要仕途顺利就必须依附皇权,这种弱势情况了也就导致了“清初满洲贵族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基本上没有汉族官僚染指期间。”
所以康熙时期汉大臣的具体表现就体现在没有任何主见——“九卿会议时,但一二人发言,众俱唯唯,其汉大臣则必有涉及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及彼之事,即默无一语。……汉官议事,前人画题,后人亦依样画题,不计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论。又有至画题已毕,始问为何事者。”
汉大臣们不介入任何政治斗争,尤其是未介入“九子夺嫡”事件,这种“中间势力”正好值得雍正拉拢。其实雍正也是没有办法,不得不拉拢汉大臣势力,因为“皇位合法性”问题,相当多的满族贵族根本不承认雍正皇位的“合法性”,满族贵族的不配和,逼着雍正只能选择重用部分汉官。
如此,张廷玉就进入了雍正的视角。
张廷玉的优势
张廷玉能被雍正选中,除了其为汉官“领袖”外,还有二个优势;
其一,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曾是雍正的老师。康熙为皇子们请了许多名师,其中就包括大学士张英,雍正在拉拢张廷玉时,曾说;“询之旁人,知为吾张师傅之子。联心喜曰‘吾师有子矣’后闻汝官刑部吏部皆有令名,更为喜慰。”
其二,张廷玉本身的才学与品性。张廷玉除了做事廉洁与低调外,他还会精通“满语”。张廷玉在做庶吉士的三年内,“奉旨派习清书”,学习女真的语言与文化异常刻苦,以至于能很快理解皇帝的意思,并迅速拟定条呈。
雍正因此称赞张廷玉“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这一条能力很重要,特别是作为领导的秘书来说。
也因为张廷玉的能力与性格,再加上雍正的使用方式,使得张廷玉在史书上的记载如流水账一般平淡,但这并不意味着张廷玉没有政绩。
创建军机处与完善“公文”制度军机处全称“办理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年,为方便对准噶尔部用兵,保证战事的顺利推进,雍正下令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并“命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及蒋廷锡领其事。”因为首席军机大臣允祥于雍正七年底生病,又在次年五月去世,所以军机处规章制度与人员配置都少不了张廷玉的身影。
另一件大事就是完善公文制度。
明清时期朝廷的正式公文有三十三种,包括表、奏本、题本、启本、檄、令、书状、牒、关等,各种“公文”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写作内容(公事、私事、农事、军事等)、传递流程及时效等等。
就以“题本”来说,它是明清时期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文书之一,要先送通政司,再送京城各衙门,再送内阁(皇帝),由内阁发出到相应部门,或者回批,当然还有抄文抄送其它衙门等等。
这种运转方式,办文程序太繁,运转速度十分迟缓,而且由于经办人员过多,容易造成泄密,使皇帝实施政务受到很大限制。于是,就出现了奏折制度,简单说就是皇帝让某些官员拥有单独直通皇帝的“奏折”通道,除上奏人员与皇帝,其它人不得看其中内容,奏折也是直通军机处,再由军南处直达官员。“奏折”制度使得信息快速上通下达的同时,还进一步加重皇权“专制”程度。
所以“奏折制度”的出现,确实与军机处一样,对清朝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张廷玉的默默付出便有了相应的回报,雍正给了张廷玉清代臣子的最高礼遇——配享太庙。
张廷玉配享太庙风波张廷玉凭借着优秀的“秘书”工作,再加上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又有雍正皇帝的“许可”,汉官大臣势力进一步成长起来,再加上满汉之间本已有的矛盾,这就是乾隆前期的“鄂张二党”相争的原因。
因乾隆皇帝并没能自己的藩邸大臣,所以登基之后,只得重用雍正时期的二位重臣——鄂尔泰与张廷玉。因此乾隆帝在登位之初,为了酬谢张廷玉的拥立大功,以先帝遗诏的形式把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成命公诸于世。
乾隆前期为保持君权不受太多牵制,乾隆必须保持“鄂张二党”势力平衡,那一党强就敲打那一方。但这种平衡在乾隆十年1745年被打破,因为此年鄂党首领鄂尔泰死亡,乾隆提拔了新贵讷亲接替鄂尔泰。为打击张党,乾隆让讷亲在军机处行走列名在张廷玉之前,为安抚张党,而到了部阁行走则张廷玉在前。张廷玉多年的斗争经验明白,此时必须得走了。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张廷玉再次乞求离职养病,乾隆终于答应了。然后张廷玉做了一件极不明智的事情,他居然请求乾隆帝重申让他死后配享太庙的成命。乾隆相当不高兴,但碍于雍正已经承诺过且乾隆自己也忆申明过了,乾隆还是答应了。
次日,张廷玉一改往日的谨慎作风,他没有亲自到宫门谢恩,只是让其子代表而已。既已是大不敬在前,接着又有怠慢之嫌,令乾隆极为不满,传旨让他明白回奏。张廷玉得消息,第二天立马进宫谢罪,使乾隆起了疑心,认为必是党援庇护所致。
如此一来,乾隆的怒火就来了,说“夫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自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联不及,此其所由得罪与天地鬼神也。”于是剥夺张廷玉的官爵,罢去配享太庙的优容,让张廷玉赶紧回家。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卒于家中,乾隆还是遵雍正遗诏,命张廷玉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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