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象的断壁残垣中，遮蔽了一段淹没了的辉煌，谁能想到，近乎百年之前的老城旧楼，就是当年那一场震惊世界的“锦州事件”的发生地，竟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史，息息相关！
一转眼，九十年了-----
历史大散文
《 我 的 锦 州 我 的 国 》
——中国现代史上“锦州事件”的坚韧叙事
连载之十六
十八、被埋没了的“伪满洲国”最高机密
还是在日内瓦，还是在国联理事会，还是在宁心静气地等待着、等待着日本听说听道地撤军，哪知道，关东军却还是抢时间推进“独立”活动呢。
纵观少帅张学良，前后半生，纯粹截然相反。前半生几乎总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而被旷日持久软禁的后半生，就几乎是个历史的局外人了。
张学良
对于东北各省装模作势的“独立”,张学良已有耳闻，随即电告南京政府，令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声明:中国东北各省有企图建立“独立政府”的组织,此乃破坏中华民族领土完整之举动,在日军未撤退之前,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同时令施肇基向国联报告,请求干涉。
蒋作宾奉命照会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币原大言不惭地答复:日本与满洲政局的变动并无关系。币原还将此意详细电告芳泽,以便应付国联。
应中方代表的请求,理事会于1931年9月28日复会,继续讨论中日事件，不无焦虑的施肇基抢先说了:“中国正遭遇空前的困难,世界各国亦同受挑战。”他劈头第一句，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度。
“因日军的行为造成的中日国民目前的紧张状态,而此种状态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必须以武力保护,是则即成奇怪之循环现象。”
施肇基再次强调:“由于日本代表一再否认中国关于在华日侨并未遭受任何袭击的报告,为澄清事实真相,最公平的办法,就是国联立即派员就地调查。芳泽断然反对,却又乔张做致地保证:“日军在本星期内可撤回南满铁路附属地,日本与满洲政局的变化并无关系。”
听芳泽又提到“铁路附属地”了，看得出这“附属地”，是日本帝国登录上中国领土的第一块上马石！
这时,英国代表薛西尔傲慢地看了看芳泽说:“中国代表的提议,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希望日本代表再加考虑。”
芳泽一听,遂疾言厉色地反驳说:“目前派遣调查团全无必要,理事会的明智之举是应当相信日本的诚意。国联如不尊重日本的旨意,日本政府对调查团的安全不负任何责任。”
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呢?现在，当我置身于这汗牛充栋、堆如山积的文山史海之间，面对着这些关于国联、满铁调查部和伪满洲国等等资料，我感到十分震撼惶恐。这曾经是多么浩瀚的文化工程、多么浩繁的文字劳动啊！仿如是一座巨大无边的舞台，尘封着多少波诡云谲的百年历史之谜，掩藏着多少叱咤风云的时代人物啊！其实，就是为了一段历史真相。或是发现，或是遮蔽。
然而，真相就等于真实吗？
真实也不等于真相吧？
何况，微如草芥的我，能够找寻到真实吗？
1967年去世的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临死也不会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存在着一分原原本本记录着他本人谈话内容的文件。通过这份详实的会谈纪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满洲国”真实的一面。溥仪倘若晓得，也许他亲笔所著《我的前半生》或是以另一种文字留存了吧？
《绝密会见录》是一份绝密的公文,是向日本外务省最高领导持续发送的关东军司令官等人与溥仪等人绝密会谈内容的公文。这份与昭和历史相关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被埋藏在林出家中仓库直至今日?
对此,贤三是这样说明的:“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在父亲生前,这《绝密会见录》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是返回日本时,父亲把这份文件混在家具中带了回来。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的确,当时如果泄露了这份与“特命全权大使”，也就是关东军司令官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件,将会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到严厉处罚,这是可以想见的。
贤三继续说道:“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通过调查得知,留在外务省的“正本”,战后因战败的混乱而丢失。
几年前，曾在“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管理机密文件的书记生佐久间真澄(1995年去世)接受了采访。他是当时知道《绝密会见录》的唯一在世者。就连这位佐久间,当得知《绝密会见录》在过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依然被完好地保存着,也不禁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据回忆，日本承认“满洲国”时,林出以随员身份,担任签字仪式的翻译,以此为开端,他便受到溥仪的绝对信任。1932年(昭和七年)3月1日,“满洲国”宣告成立。因日本承认“满洲国”,3月15日,在“新京”(长春)举行了“日满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日满议定书”的签字仪式
作为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陆军大将武藤信义的随员,林出在“新京举行的签字仪式结東之后,便被直接调往了在“新京”的日本帝国“大使馆”。1933年(昭和八年)1月,作为“大使馆”官员的林出同时又兼任了“满洲国”执政府“行走”,也就是“满洲国执政”溥仪的翻译。“行走”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官名,带“出入者”的意思,这是授予能够自由出入宫内的上层人物的头衔。同年2月,出又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部的特约事务员,虽然这份工作没有薪水,但是凭着12个职位,林出顺理成章地兼任了关东军方面的翻译。
就任“行走”期间,林出一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溥仪。在有关溥仪的新闻电影中,可以时不时地看到体态微胖、和蔼慈祥的林出的身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表明了“不扩大事变”的方针,遭到了军部的反对,军部强行扩大了事变。自事变以来,外务省充满了对军部的强烈不满,但对此又无能为力，当时的日本驻奉天(沈阳)总领事”。
林久治郎有份遗稿对此作了陈述:自九月十八日事变以来,外军部(关东军)不等中央军部的命令便擅自行动,而中央军部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也无视政府,外务省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作为独立的外交机构的功能。街头巷尾对此讥讽道,霞关(外务省所在地)已沦落为三宅坂(陆军省所在地)的一个对外办事处。对于如此令人担忧的状况,霞关也无任何高见,无为无策且优柔寡断。
曾担任“奉天(沈阳)总领事”的林氏,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最先发密电外务大臣弊原喜重郎,告知“可以想见,此次事变完全是军部策划的行动”
当时,外务省对于军部的独断专行已有了危机意识，但又束手无策,所以驻“满洲国”的外交官决心冒险,将绝密情报送往日本外务省,这便是《绝密会见录》诞生的背景。
1933年(昭和八年),栗原正一等书记官向谷东亚局长申报了《绝密会见录》事,当时,“新京”(长春)“日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们,对军部的不满和反感已达极点。
为了防止《绝密会见录》一旦被军部发现,能够应对军部的责任追究,外务省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绝密会见录》是由“驻满洲国大使馆”的参事官或一等书记官发送给日本外务省的东亚局长的,用当时外务省的官方术语来说,属于“半公信”。也就是说,文件的内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因此,发送时不需要经过大使的许可,便可以发送给外务省。在“满洲国”的外交官,就是以发送“半公信”的方式躲避了关东军司令官的监视。也因如此,在《绝密会见录》中,凡是关东军司令官的谈话,都是写“武藤大使说……”,用“大使”的称呼。
只要写上“大使”,那么就属于外务省的内部问题。不能说是泄露了关东军司令官的情报,因此不能算泄漏军事机密。这是“驻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的智者们想出来的高等理论。
某一天,一张印有“在满特派全权事务所”的用信笺引起了中田的注意。这是一张手写的信函,它被淹没在庞大的资料中。
中田仔仔细细地读完之后，不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未完待续
作者：白雪生，国家一级作家，原辽宁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丶理事，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丶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会员，锦州市文联原主席、锦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渤海大学专家客座教授，锦州市政协文化顾问等。连任多届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剧代会代表，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广电部星光奖、文华奖获得者，其作品多次被选入国家专业艺术高校和中、小学教材。
责任编辑：幸运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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