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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左)，张啸林(中)，黄金荣(右) 图片来源：光明网
黄金荣黄金荣，字锦镛，乳名和尚。原籍浙江余姚，1868年生。年幼时在上海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做学徒。1892年进法租界捕房当包探，后升为华人督察长，为上海滩三大亨之首。1927年4月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政变。后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抗战期间在上海曾与日伪有所接洽，但未落水做汉奸。全国解放后，因年老多病留居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定下心来后，黄金荣叫人写出一份国民党财产的报告和四百多名青洪帮头目的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作参考，作为将功赎罪的表示，又告诫门徒收敛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接着命人将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内蒋介石亲笔题写的“文行忠行”匾额摘下砸碎，以示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之意。八年抗战中，黄将这块匾额深埋于地下，等待着蒋介石的“胜利”归来，现在他是不敢做这个梦了。
上海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头绪繁多，军管会考虑到帮会势力和黄金荣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更好更快地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对黄本人，则有一个具体的评估：
（1）肯定黄过去的罪恶，确为帝国主义豢养之恶霸；
（2）但黄近年来已不作恶，解放后向政府低头认罪，残废衰老；
（3）对反动帮会势力应采斗争瓦解策略，对黄本人可采宽大政策。
这实际上是放黄金荣一条生路，让其走改过自新之路。
当时，上海市民对政府不杀黄金荣，让其“逍遥法外”，很想不通，纷纷致书有关部门，大声疾呼要求从严惩办。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此作了不少解释工作，并且曾经召开过市民座谈会，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
一天下午，两辆吉普车开到钧培里黄宅门口，军管会委派的军代表杜宣，带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奉命前来对黄金荣训话，宣布政策。黄见政府不逮捕他，稍为放心，一再表白说：“我黄金荣在上海滩，几十年来，做尽坏事，贩卖毒品，贩卖人口，杀人绑票做过，贵军没有杀我，是贵军的宽大......”
黄金荣因年纪大了，牙齿脱落，口音不清，嘟哝的这几句话，还得由旁边的徒弟一句句翻译，才能听懂。他身穿白色纺绸褂裤，颤巍巍地站立着，由他的两个徒弟搀扶。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蒋介石赠给他的那块金挂表交给杜，说是上交给政府处理。在这块表的盖子上刻有：“金荣夫子大人惠存，蒋中正敬赠”字样。
杜宣最后说：“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只要老老实实不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过去的罪恶，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黄金荣唯唯诺诺，不敢多吭一声，仿佛不知所措。杜宣继续告诫他：“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如发现你再做欺压人民，违背人民政府的行为，那就要从严法办了。”
这时黄才不断地鞠躬，连声说：“保证不再做坏事......”
此后，黄金荣蛰居于家中，不过问外务，人民政府允许他照常经营“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但他哪里还敢出头露面，统统交给门徒分管。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之外，偶尔到离家不远的“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上海几家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黄金荣扫街的照片。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杜月笙魂断香港
杜月笙杜月笙，改名镛，以号行。上海浦东人，1887年生。1903年在上海水果行当学徒，1911年参加八股党，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后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1934年后历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等。抗战爆发后，曾协助军统从事情报、策反、暗杀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1949年4月27日夜晚，上海解放前夕，黯然神伤的杜月笙包了一艘荷兰轮船“宝树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到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后，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不出户。
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一代大亨的最后岁月，基本上是在床笫之间度过的，有时甚至靠吸氧气维持，到了后来，神经衰弱症、心脏病和下肢偏瘫接踵而至。
有人劝杜月笙找名医来诊治，他会幽幽地说：“老实讲，若我今日仍在上海，不会如此的。”
经济上，杜月笙也极为拮据，因为在香港不比上海，他赖以发迹的、上上下下的社会基础一旦失去，就无从呼风唤雨了。他来港前，将上海东湖路附近的一幢洋房卖给美国人，得45万美金，在香港就是靠这笔钱开销。但杜府上下人口众多，花费很大，每月总在6万左右，毕竟是大亨，人来客去场面还是要应付得过去。
在香港杜府，整日价忙忙碌碌侍候杜月笙的，是姚玉兰和孟小冬两位。姚是杜的四太太，名伶孟小冬此时尚无名分，只是与他同居有年，她随杜月笙坐船来香港后，始终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给了杜月笙莫大安慰。
杜月笙与姚玉兰
孟小冬小冬原是在上海唱红的京剧名角，人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在北京曾一度跟随过梅兰芳。后来潜心向余叔岩学戏，得其真传，并世无第二人，被誉为“冬皇妙音”。
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之后，再未登台。到香港后，为给杜月笙解闷，小冬常教杜月笙学戏，杜也以此为乐。不久以后，杜月笙与孟小冬正式结婚。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还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
有人说，这同杜月笙在国共两党面前重新“吃香”有关。的确，当时人民政权已日益巩固，统一了除台湾之外的全部山河。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扶持下，也获得喘息的机会。双方开始加紧对流落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做工作，争取他们的回归和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对此，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表示，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但是当遵照潘汉年“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的指示精神办事，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不打算去台湾，并托人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
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请他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以杜氏之威望，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杜亦未答应。
那年清明过后，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此番中国银行改组，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赴港，邀请他们返京参加改组会议。
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杜月笙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要采取一致立场。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
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消息传出后，震惊中外。后来史称“中行事件”，特别是台湾方面如遭雷击，对杜月笙极为不满，蒋介石更是震怒，将在台湾的杜之老友，如张群、王宠惠、严家淦、洪兰友等人，召到草山别墅大加训斥，骂得狗血喷头。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蒋介石迟迟不作表态，也与此事有关。
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
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
“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账，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直到事实证明，那是无稽之谈，心始稍安。
转眼到了7月，那天天气炎热，杜月笙正陪客人吃饭。席间，杜感到腹胀，手捂着肚子说：“我不舒服，要进去歇一歇。”
说罢，便要站起来，可用了几次劲，都未能站起来，原来腿部都已麻木，失去知觉了。显然，这是中风引起的下肢偏瘫。
杜月笙自言自语道：“不对了！不对了！这次真的不对了！”
众人赶忙上前，半抱半拖，将他弄进卧室休息。此后一个多月间，直至病逝，杜月笙再未能起床，偶尔坐坐轮椅，故自嘲为“张静江第二”。
杜月笙本无太强的求生欲望，下肢偏瘫后，更了无生趣，医生或家人劝其打针服药，皆遭拒绝，他说：“你们这样是让我多吃苦头！”
好友顾嘉棠说话风趣，对杜说：“做张静江第二也不错，君不见他老人家从政之余，照样讨小老婆，照样生儿子吗？镛兄大可不必灰心！”杜只是叹道：“我自己心里有数，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其后几天，杜的病情果然日趋恶化。在与孟姚两位太太谈话时，曾突然昏厥，后注射强心针才苏醒过来。苏醒后，对她们说：“余生平最爱面子，长此下去将失面子。”
家人痛哭，知此次杜在劫难逃。
8月7日，杜月笙叫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将无及。”
时家人、好友均在室内，拭泪点头。姚玉兰拿过一只枕头，塞在杜月笙背后，扶他坐好。
杜月笙这时已是两颊凹陷，脸色白中透灰，说上几句话就要大喘几口气。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才缓缓说道，大意是：我已病入膏肓，行将离世，兹将所遗财产（包括现金、债券、不动产等），按具体分配方案，留给各位夫人及子女......各位继承人要努力守成，艰苦创业，云云。杜死后，据说有遗嘱三份，一为言平生志事与希望者，一为训勉儿女，一为处分财产。此即是后者。
遗嘱“处分财产”，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通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
老友钱新之、陆京土、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陆京士是杜月笙病情恶化后，从台湾特地赶来探视的，于8月2日抵港。7月29日，陆京士接到杜月笙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内容仅四个字：“病危速来！”于是急忙束装启程，赶往机场搭航班飞香港，但偏偏这几天遇上台风，飞机不能起航。
此刻已很迷信的杜月笙得知这一消息后，沮丧地对围在床边的亲友说：“陆京士不能来，说明我的病真是不会好的了。”
杜月笙立下遗嘱后，病势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脏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了。”
有一次，杜月笙忽然清醒，对周围说：“有事可在此时询问，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众人默然，姚、孟两位太太及子女，均失声而哭，甚是凄凉。
忽然，杜月笙看见站在床旁的朱某，想起曾借给他一笔款子，便瞪了他半天，一字一句说：“朱兄那里，我还有十万......”
朱某未想到进入了弥留状态的杜月笙，对金钱账目还如此清楚，连忙接上去说：“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啊！”
杜月笙见朱某如此情急，十分不满，恶声恶气说：“是港纸，当然是港纸了。”接着，他又关照了几件家务事，才重又昏昏睡去。
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对众人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下来。
姚玉兰和小冬见状赶忙趋步上前，为杜月笙抹去眼泪。小冬劝慰道：“杜先生，你放心好了！”少顷，杜月笙嘴里发出“丝丝”的轻微话语声，姚玉兰俯下身去，将耳朵贴近杜的嘴唇，终于听清了杜的最后一段话：“我死后，要穿长袍马褂......要买好一点的棺材，以后要运回上海，葬在我的生身父母旁，陪陪他们老人家......”
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奉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视杜月笙。他抵达杜宅，已是深夜。
洪兰友见杜月笙脸色灰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也不敢上前，便叫陆京士向杜转达他来了。陆说：“杜先生已昏迷不醒。”
洪完成任务要紧，上前紧紧捏住杜那双干瘪枯瘦的手，“镛兄！镛兄！蒋公叫我来看您了！希望你早日康复！”大呼小叫了一通，总算把杜月笙吵醒。杜于蒙眬中，知道有人来看他，隐约说：“好，大家好！”旋又昏迷过去，此后再未醒来。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亦未经过杜的同意，当然算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假遗嘱。该“遗嘱”开首第一句，便是“匪祸中国......”接下去全是胡言乱语，无非是杜月笙追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为未能亲见台湾复兴，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深为遗憾，死不瞑目云云。
杜府上下，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知如何处理是好。真遗嘱墨迹未干，立遗嘱人尚有一口气，就公然要废真立假，而且要大家昧着良心承认，这种事情恐怕旷古未闻，如拒绝，又怕得罪不起，接受呢，则心有不甘。正在为难之际，洪兰友又宣读了“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蒋介石圈定的“杜月笙治丧委员会”名单，规格很高，其中有吴铁城、张群、何应钦、顾祝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洪兰友为笼络人心，将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又大力收罗了几位，连带将在杜宅的亲朋故旧，也悉数充作委员，一并报台湾当局批准。
可是，杜月笙死后流传最广，刊载于大小报刊的“政治遗嘱”，却与洪兰友带来的这份东西有很大出入，语气委婉了许多，虽然也同样未经杜月笙过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
当时，洪兰友将从台湾带来的“遗嘱”，交给了杜月笙秘书胡叙五，关照他重誊一份，俟杜死后，即交各大报社发表。胡为人忠厚，想想不是滋味，即与杜月笙生前友好密商，以偷梁换柱之法，将此“遗嘱”删改一过，凡涉及政治者悉行删去，计三大段。因此而文义不通者，再由人添笔润色。忙了一夜，才告完成。
1951年8月16日下午，众人正在杜府忙碌，内室有人大叫：“不好了！不好了！杜先生不行了！”大家一拥而进，见杜月笙面如死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护士急注射强心针，仍无效。正在手忙脚乱之际，有个无意中摸到杜月笙脚的人，突然惊叫起来：“哎！脚冰凉了！”
有人一看表，正是下午4时50分，一代枭雄杜月笙就此西归。
张啸林汉奸下场
张啸林张啸林，浙江慈溪人，1877年生。1897年进杭州机房学织绸，后入浙江武备学堂。1912年来上海，逐渐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1927年参与组织中华共进会，参加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得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1932年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察，中汇、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抗战军兴，上海滩三大亨各作打算，分道扬镳。黄金荣托病留沪，但不问外事，也不想出头露面做汉奸；杜月笙在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亦金蝉脱壳逃往香港；唯有张啸林心怀叵测，自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就悄悄离开上海，暂赴浙江避暑胜地莫干山的别墅里歇夏去了。
这座别墅称为“林海”，是张啸林在1927年花了一笔巨款修建的，周围修竹万竿、一色青碧，确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每逢夏天，张啸林都要去那里住上一段日子。
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为了有效地控制住社会基层，便想请黄金荣出山，希望通过对黄的收买利用，来实现对上海人民的全面统治。
可是，黄金荣却不愿公开落水做汉奸，日本人碰了几个软钉子后，便转而看中了张啸林，派人前往莫干山与他密谈，让其尽快回上海。张啸林正中下怀，口里却说：“要我下山可以，但必须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
来者未曾料到张啸林会开出这么高的条件，一时有点语塞，称回上海后再作计议。
其实，张啸林自有打算。
张啸林原本与黄金荣、杜月笙势力相仿，平起平坐，后来却每况愈下，忝列末座。他心中不服，却又无可奈何，现在他们走的走，躲的躲，正是他依仗日本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岂容错过。只是，他一方面要扯块遮羞布遮一遮，以免让两位老朋友耻笑，另一方面，当然要自抬身价。反正他信奉“有奶便是娘”这一信条，回上海后再作计议不迟。
张啸林对蒋介石也是一肚皮怨气，除了蒋对黄、杜更为器重之外，有一两件小事也使他耿耿于怀，甚至怀恨在心。
1936年，蒋介石之兄蒋介卿病逝，蒋回奉化溪口奔丧，一时山阴道上，吊客如鲫，其中就有专程从上海赶去的张啸林。那几天，蒋介石忙得不可开交，又犯了牙痛病，终日用手托腮。他的习惯是握手表示礼遇，颔首微笑表示欢迎，张啸林自然知道，却不晓得蒋介石牙痛，那天蒋介石接见他们数人时，只对前头一二人握一握手，对张啸林竟连笑口也不开一下，更不用说握手或说话了，气得张啸林一天吃不下饭，大骂蒋介石忘恩负义，从此以后不再去见蒋。
此前张啸林为了让留法归来的长子法尧，在上海滩谋个一官半职，曾厚着脸皮叫顾维钧疏通，陪儿子去南京见蒋介石，结果谈得不甚投机，儿子的事终未着落。
这本都是区区小事，可张啸林因气量狭小，时时想着要出一口恶气，竟至于到了不惜当汉奸的地步，实在令人可叹可恨。
张啸林回到上海后，日军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即来拜访，并介绍日本著名实力派军人永野修省与他认识。自此以后，三人经常在华格臬路张的住宅里密谈。张表示，愿意为日本侵略者统治上海效劳。就这样，他一步一步投入日军的怀抱，愈陷愈深，终不能自拔。黄、杜的一些门徒，见张有“苗头”，也纷纷改换门庭，投奔过来，一时张宅门前车水马龙，终日热闹非凡。
不久，张啸林接受日军的命令，组织起一个所谓“新亚和平促进会”，到各地为日军收购和运销日军急需的大米、棉花、煤炭等重要物资。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和山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不断截击敌伪物资，破坏交通补给线，使上海的日本侵略军的物资供应发生了极大困难。
一时做不成“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张啸林，自然对这种“独门”生意大感兴趣，乘机着着实实发了一大笔汉奸财。后来他在日本侵略军的撑腰下，生意越做越大，不仅从外地搜刮物资来沪，而且从越南购煤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
据说，曾在上海街头风靡一时的三轮车，就是这时候由张啸林从越南河内“引进”的。
张啸林又与东北日军汉奸勾结，成立“霖记木行”，自任董事长，专在辽沈一带倒卖木材。他的老兄弟俞叶封，受他的指派，专门去外地采购棉花，供上海的日军作军需之用。另外，他又叫郑子褒负责拉拢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为日本侵略军统治上海叫好。
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听说张啸林落水，不免又气又急，辗转托人捎话给他，要他悬崖勒马，洗手不干为妙。可是张啸林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破口大骂：“妈的个×！”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杜月笙离沪前，就生怕张啸林会跟日本人合作，因此劝他同去香港，自然这也是蒋介石的旨意。可是，张啸林却仿佛打定主意一般，硬是不肯去香港，反而冷冷地对杜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不妨来个‘青菜萝卜，各人所爱’，你杜月笙爱开银行、办工厂，当拿摩温、首席绅士，当议长、会长、十七八个董事长，那你尽管去当。我呢，我爱洋钿，我要发财，我还是做我的‘土’，做我的‘赌’。”
杜月笙知道再说也是白搭，只得黯然离去。
现在，张啸林真的落水做汉奸，使杜月笙心里很不好受，毕竟大家一同干了这么多年，兄弟一场，为什么偏要走这么条路呢？
这时，军统已在上海开展铁血锄奸活动，暗杀了一些大小汉奸，如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顾馨一、“黄道会”会长周树人等，其他如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周文瑞、伪和平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李金标都差点送了性命。张啸林也已列入军统暗杀之列。杜月笙的门徒，时任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的陈默，具体负责执行对张的“制裁”。
杜月笙一方面不想看到张啸林走上汉奸之路，另一方面也不愿背上一个“六亲不认”的招牌，坏了自己的名声。
1939年秋，酷暑刚刚有些消退，张啸林从莫干山别墅返沪，便得到一个“好消息”。日本侵略军为酬谢张啸林的卖命，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让他过过官瘾。张啸林得知后，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更加起劲地为日本人效劳。殊不知，他的性命已危在旦夕矣。
次年1月，张啸林的亲信俞叶封，为捧名伶新艳秋的场，天天去更新舞台听她的戏。这天晚上，俞又特地约张啸林同去看新艳秋的《玉堂春》，并预订好了包厢，张一口答应了。可是到了晚上，张恰巧有事走不脱，就没有去更新舞台，只有俞叶封等人在包厢里。正当戏唱到高潮时，俞开心地拍掌喝彩，突然有人冲入包厢，拔出手枪对准中间的看客一阵乱射，顿时戏院大乱观众乱窜，待到巡捕赶来察看究竟时，已发觉俞叶封倒在血泊里，一命呜呼了。
张啸林知道暗杀是冲着他来的，只是他命大而已，逃过了一次劫难。他一面庆幸吉星高照，一面也不免胆战心惊，好长一段时间未敢轻举妄动，整日在公馆里遥控指挥手下喽啰的活动。
但是，张啸林实在耐不住这份寂寞。他又开始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里去赌钱，出门回家，约有十多名保镖分坐三辆汽车为他保驾。有一天晚上，当张啸林的车队开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霞飞路（今淮海路）口时，恰巧遇上翻红灯，张的汽车欲停未停之际，埋伏在街角的军统除奸队员中，有一名不太老练，一跃而起开枪便射。张的司机阿四是见过几分世面的，见势不好猛踩油门，一溜烟闯过红灯跑了，吓破了胆的张啸林再次死里逃生。
戴笠接报，对军统上海站刺张接二连三的失败，大为恼怒，下令不惜代价完成任务。对那个早了一二秒钟开枪的特工，竟下令枪毙，这使负责刺杀的陈默，不得不考虑改变策略。他知道，张啸林遭受几次狙击，肯定会更加防范森严，甚至闭门不出，再采取设伏狙击的办法，恐怕难以奏效，唯有用重金收买张的内部人员。
不久，张的一个贴身保镖林怀部就被军统收买，答应见机除掉张啸林。
林怀部原是法租界捕房巡捕，系山东人，绰号“五和尚”，其父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旅长。他拜张的司机阿四为“过房爷”，并由阿四引荐进入张家做保镖，因他枪法不凡，能在三五十步外射中扑克牌的爱司的红心，故甚得张啸林的青睐。
这时的张啸林仍旧执迷不悟，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一面继续为日本人效劳，准备做他的伪“省长”大官，一面加强戒备，以实力对抗军统的刺杀活动。他雇用的保镖，个个身强力壮，枪法不俗，并且增至二十多名，每次出门都乘坐防弹汽车，由保镖们簇拥着他，似乎向军统特务表示，谁能奈我其何！华格臬路张公馆更是戒备森严，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持枪守卫，日夜巡逻，围得铁桶一般。
但张啸林哪里想到，他的致命危险来自内部。
1940年8月14日，张宅大院里保镖们正在闲聊，楼上张啸林与一位来客（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密商着汉奸勾当。林怀部这时走到司机阿四面前，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两人就大吵起来，而且愈吵愈厉害，旁边众人劝都劝不开。
张啸林一向脾气火暴，见楼下吵个不休，便探身从窗口伸出头来，大骂道：“妈的个×！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老子多叫点东洋宪兵好了，用不着你们哉！统统给我滚蛋！”
要在平时，张啸林一发火骂人，挨骂的都乖乖的溜走了，可是今天却不一样。林怀部竟拔出手枪，回骂道：“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歇，枪声已响，林怀部的枪法果然了得，一枪射中张啸林的面门，只听得一声惨叫，这个从地痞流氓起家的上海滩大亨，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汉奸败类，就此一命呜呼，终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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