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地主分享到好处，工人、农民的处境却没有改善。当无限制的盘剥使他们甚至连半饥半饱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时，他们便只有起而反抗了。工人开始进行自发斗争，农民运动也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
19世纪90年代初，全国产业工人约为四十万人，到90年代末，工厂、铁路和矿山工人总数达80万人。工人队伍来源于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19世纪40—50年代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农民失地者日渐增多。
更有大量农民种小块土地，不足养家这些过剩的劳力须生路，或设法,他们主要挤在农村当临时雇工大工业出现后，有条件的便去了工厂更多青劳力去铁路、矿山或种植园额外收入，弥补家庭费用的匮乏。
大工业出现前，通常由包头来农村招工，去工厂后要受包工头的中间剥削。破产的城镇手工业者唯一出路是当工人。由于工资过低，无法维持一家人生活，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得做工糊口，这就形成了女工和童工队伍。90年代初，女工童工在加尔各答占工人总数的25%，在马德拉斯占5%。
由于大工业中英资占统治地位，印度工人阶级大多数在英资企业中工作，在印资企业中工作的不足六分之一。在英资企业的工人，除遭受沉重剥削外，还受到种族歧视和压迫。英国资本家和工头经常借故侮辱工人，骂他们天生愚蠢低能。体罚是常有的事。无论英资或印资企业，工人工资都极低。劳动条件极端恶劣。
资本家为了谋取更多利润，竭力延长工人劳动时间，通常工人是日出前15分钟上工，日落后15分钟收工，每天劳动时间为12—13个小时。在还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自然光照为工厂主的贪婪剥设定了极限。正规的休息日是没有的，每周劳动时间约达80个小时。
劳动保护设备极为简陋，因工致残的事屡有发生，致病的更是家常便饭了。矿工的劳动条件最差。官方调查承认，他们是在“臭气熏天，没有任何技术安全保证”和通风设备的条件下工作，要一连熬12个小时甚至更多，出矿井后几乎无力支撑到回家。女工也和男子一样经受折磨，有些有孩子的，不得不把孩子带到工厂。
多数工人常年居住在临时搭起的矮棚屋，没有窗户，没有用水设备，室内甚至直不起腰。有些工人住在工棚以外，破破烂烂、密密麻麻的小屋构成了成片成片的贫民窟，与富人住宅的豪华恰成鲜明对照。
工人们没有文化，能够从事复杂技术工种的是少数，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
工厂的生产效率很低。工厂主希望增加效益不是靠提高生产率，不是靠改善工人文化素质，而是靠肉体摧残，靠耗竭工人的每点每滴血汗。一个目睹此时印度工厂实况的英国人说：印度的每座工厂就是一座监狱，享有全权的监工用棍棒来维持纪律。这种摧残使许多人进厂不久就损害了体力。据官方材料，19世纪90年代初，工厂很少有40岁以上的工人。
19世纪最后几十年，失业现象已经出现。民族资本的纺织厂受到英资排时常开工不足，90年代初，孟买厂不完全就业工人有25000人，几乎占全市纺织工人总数的一半，有些厂因不景气裁减大量工人。失业或半失业给工人带来的困苦更加难以名状。许多人陷入永远挣不脱的债务罗网，不少人流落街头，沦为没有固定职业的赤贫。
19世纪60—70年代工人就开始了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日，改善劳动条件。第一次大罢工于1862年发生在孟加拉浩拉火车站，有1200人参加，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另一次重要罢工是1877年那格浦尔皇后纺织厂的罢工，目的是要求提高工资。
60—70年代罢工还是个别现象，到80年代有了发展。1882—1890年，在孟买和马德拉斯管区发生了25次较大的罢工，并出现了组织工会的最初尝试。1890年孟买一家纺织厂建立了第一个工人组织——孟买纺织工人协会，它还不是真正的工会，至多是雏形。
创建人是一个马拉特职员叫洛堪德，他的活动带有社会慈善服务的性质。他还创办一个刊物叫《穷人之友》，并起草呼吁书，要求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物质待遇。有5500名工人在上面签名。到90年代以后，罢工扩及更多工厂企业。1881年，印度政府被迫颁布第一个《工厂法》，对童工、女工的劳动时间作了些限制（也是为了削弱印度产品的竞争能力）。
第二次地税改革后，由于税率降低，部分农民地位有所改善。但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农民全部或部分失去土地者日渐增多，加之地主剥削加重，高利贷猖獗，多数农民的生活状况没有大的改变，许多佃农甚至趋于恶化。
在孟加拉等实行永久税制地区，由于增产税率不变，出现了土地多层转租现象。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耕种的佃农之间，不仅有二地主，还有三地主、四地主……有时有好几层。佃农头上加了这么大的重压，其处境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
19世纪60—70年代，一些地区的农民又起来反抗，在大起义后的死水塘里投下石子，引起了新的波澜。
1859—1860年，孟加拉发生了蓝靛种植园农民暴动，反抗英国种植园主的强迫种植和残酷剥削。1859年9月，起义从纳迪亚县开始。戈文德普尔村的农民在种植场主前雇员迪卡姆巴尔·经斯瓦斯和比什努·比斯瓦斯兄弟领导下，首先宣布拒绝种植蓝靛。
9月13日，种植场主派一支100人的武装力量前来讨伐，被农民击退。暴动迅速扩大到附近地区。农民集体宣誓不再种植蓝靛作物。到1860年春，运动扩大到包括帕布那、穆尔希达巴德、达卡等县在内的孟加拉所有种植蓝靛的地区。
农民不承认所有合同和欠债，并联合起来驱逐债主和种植场主，还到处攻击种植场主的收购点，烧毁契据，抗击前来镇压的警察武装。
蓝靛农民的斗争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运用掌握的报刊，向全国揭露种植园黑暗内幕，谴责种植场主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农民，同时也劝导农民要用合法手段争，不要取行编倾的痛，们的反斗总督宁关于当时的写道：
1860年秋，情看来很危急大约有一个星期，我比德里那些日子（指大起义）以来任何时候都忧虑，我感到，只要一发愤怒的子弹或种植场主的一个愚蠢行动就会使整个下孟加拉的收购点化为灰烬。
在农民团结一致的斗争下，种植场主的骄矜自信终于崩溃。他们不得不放弃了强制农民民种植的打算。到1860年底，孟加拉不再有蓝靛的种植。
六，抗租运动19世纪70年代初，东孟加拉的帕布那、博格拉县发生了另一场农民反抗斗争。与蓝靛暴动不同，这里的斗争是反对柴明达尔提高地租，加重剥削。1873年5月，帕布那县约素夫沙希区的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
它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提高地租和夺佃，吸引了附近所有农民参加。农民一致发动抗租运动，并向法庭控告地主的暴行。斗争逐渐扩大到整个帕布那县和博格拉县。在所有这些地区建立了农民协会，据一个材料记载，约二百八十多个村庄的农民一致拒绝缴纳提高的地租，并焚毁强加给他们的租约。
斗争口号是：“不许提高地租”，“不许夺走土地”。在地主用暴力手段强迫农民缴租时，就以暴力回敬暴力。有些地方抢夺了地主财物，袭击了警察局。在多数情况下，地主不敢正面对抗，所以暴力行动并不普遍。农民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团结一致，并以有组织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帕布那、博格拉的斗争也得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赞颂这场斗争“有益于整个国家”，在报刊上广为介绍，呼吁给以强有力的支持，但对斗争中出现暴力表示谴责。
殖民政权逮捕了将近300人。同时不得不允诺采取措施限制地主专横，保障农民合法权利。1873年底农民的斗争逐渐停止。
七、农民起义（1）德干起义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德干形势一直紧张，农民斗争连绵不断，1875年。1879年连续发生农民起义。《泰晤士报》惊呼，这是“1857年黑暗日子以来印度半岛从未有过的暴乱事件”。
（2）高利贷抵制运动1874年12月，浦那县尔德村农民首先发动了对高利贷者的抵制运动。很快这个运动扩展到全县及附近的阿近德加尔、浦尔、萨塔拉等县、有成千上万农民参加，并由抵制发展成武装起义。
在那县及附近地区，1875年在尼雅领导农民武装袭击高利贷者、新地主，要他们交出债据、地契，予以焚毁，对敢于顽抗者给予严惩。在两年多时间内，这大片地区摆脱了高利贷的剥削和土地兼并。他因此获得了“债农之友”的称号。
后人为他编写歌谣，把他和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吉相媲美。1875年殖民当局派骑兵来镇压，逮捕600人，霍尼雅不幸于次年被捕，起义受挫。
1876—1877年，德干发生大饥荒，农民饥毙者成千上万。1878年末至1879年，马哈拉施特拉又出现一支支新的农民武装队伍。打击的矛头仍然是高利贷者和新地主。数以百计的村庄遭到袭击，武装农民还常袭击运载谷物的列车。
1879年马哈拉施特拉农民起义中的一个新事物是青年知识分子瓦苏德夫·帕达开参与并领导农民斗争。这年春天，帕达开在和农民起义领袖哈里·奈克建立联系后，创立了一支由他本人领导的不大的队伍。其打击矛头也是高利贷者和新地主。
1879年春夏，这支队伍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并把没收的部分财产分给了追随他的腊木西族人和其他农民。帕达开的计划是筹集经费，建立大部队，促进全印起义。他告诉农民，仅仅反对高利贷者和地主是不够的，农民要根本摆脱贫困地位，就要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他还把自己看做是农民的儿子，努力使农民信任自己。
他为农民运动制定了纲领，其内容除反对高利贷者、地主的盘剥外，还包括建立共和国，发展民族工商业等资产阶级的要求。总之，他要把农民起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成为实现民族解放的手段之一。
帕达开的行动引起殖民当局的惊恐。一千五百多人的一支军队被派来镇压，军区司令官亲自督阵。这年夏天，各支起义武装都被击溃，被捕人数近一千人。当局悬赏捉拿帕达开，7月21日他不幸被捕，判终生苦役。到年底，剩下的零星武装力量都被镇压。
(5)阿萨姆农民起义19世纪90年代的农民斗争较重要的还有阿萨姆农民起义(1893—1894)、马拉巴尔海岸毛普拉农民起义(1894,1896—1898)等，矛头都是反对封建主的，都遭殖民当局镇压。
鉴于仅仅依靠镇压难以控制局势，殖民当局在镇压的同时，也采取了政治瓦解手段，这就是实行租佃立法和土地转让立法。
1859年孟加拉租佃法是第一个这样的法令。具体内容是，禁止地主任意夺占欠租者的财产和抓走农民，给予连续耕种同一块地满20年的佃农永佃权，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经法院判决才能提高地租。这个法令只能惠及少数人，因为只有很少人能符合上述条件。
1885年制定了第二个孟加拉租佃法，规定佃耕同一地主土满12年都，15年次这个原中少数孟加拉的做法成了其他实行明达尔税制的省效法的榜样。19世纪700北、格制先后制定了法，虽然规定各有不同，总的精神是相同的。
结果，农民都被分成了三类：有永权和固定租权的，有水权和限制提高地租权的，无权地租可随时提高的。这个措施对农民起了分化作用，此后，起来争取权利的就只有条件最差的农民了。
殖民政权制定的另一类法案是关于土地转让和信贷等方面的。1879年德干农民救济法和1900年旁遮普土地转让法是用来缓解商人高利贷者大量兼并土地引起的严重矛盾，鼓励商人高利贷者兼并土地是殖民政权为实现工业资本剥削而采取的一项政策，但兼并过速会带来政治不稳，这也是当局要防止的。
德干农民救济法主要是对高利贷剥削和兼并土地做些限制，规定法院在允许土地抵偿债务前要调查债务性质的具体情况；扩大法院对高利贷者债户关系的监督，规定仲裁办法，限制土地转卖，并规定法院有权降低利率和决定债务分期偿还办法，旁遮普土地让法对商人高利贷者这些“非农业阶级”兼并土地同样做了限制。
主要内容是非农业阶级不准再从农业阶级那里买地；抵押土地满20年者抵消债务，土地归还。同样的限制又以立法形式在西北省、孟买省和本德尔坎德实行。这些法案对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起到了某些限制作用。但商人高利贷者用种种办法逃避规定，所以法令的内容并未能完全执行。
殖民当局以上措施多少缓解了租佃矛盾和土地兼并的矛盾。租佃立法给没有权的农民以，使得到权的农民希望得到更多保障。土地转让立法造成了卫象，这样尽管这些都还存在，但农民对殖民政权的不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没有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与此有密切关系。殖民政权的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收到预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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