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包括北宋、南宋，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北宋科举制的改革，理学的勃兴，使得学校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观念、教学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更新，并且使当时的教学局面空前地活跃起来，既让学生有耳目一新之感，也激发了学生们的怀疑精神，加之印刷业的繁荣使得教材的印刷更加便利，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为后世语文教育留下宝贵的遗产，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宋代教育情况?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宋代教育情况
宋代包括北宋、南宋，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北宋科举制的改革，理学的勃兴，使得学校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观念、教学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和更新，并且使当时的教学局面空前地活跃起来，既让学生有耳目一新之感，也激发了学生们的怀疑精神，加之印刷业的繁荣使得教材的印刷更加便利，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为后世语文教育留下宝贵的遗产。
第一节 宋代语文教育概况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城市兴起、市民文化丰富，同时统治者注重文治教化，文化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宋代印刷业的繁荣和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非常兴盛，像著名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
宋代理学思想繁荣，士大夫们往往比较自觉地怀有卫道意识，像王安石、陆象山、朱熹、陆游等人除了文学创作外，都有关于治学论学的文章，还写了不少经学和史学的著作，对语文教育有杰出的贡献。
一、宋儒理学与语文教育
宋仁宗庆历年间，以范仲淹为首，发起了目的在于谋求整顿官僚机构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它促进了北宋科举制度的改革，改变了隋唐以来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录取德才兼备的人士，改善吏治。“庆历新政”后，全社会渐渐形成了讲义理的大氛围，这为理学的形成创造了极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倾向反映在学校教育上，既有教学观念上的更新、教育内容上的变化，也有教学方法与教学风格上的变化，如宋初教学基本上沿袭汉唐以来对儒家经书及其注疏的讲解，不越注疏，而“庆历兴学”后，胡爰等人口头治经，长于议论，重在阐发义理，舒达己意，讲道论学，直接影响了教学实践。
（一）宋儒理学对教学观念的更新
中国的儒学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汉唐以来的儒学不过是粗浅的“章句之学”，是对儒家经典逐字逐句式的支离破碎的注疏，不能反映儒家经典的义理。当时兴起一股思辨学风和疑古思潮，思想家们提倡大胆怀疑、自由研究、注重考证、提出新见。因此，他们要超越汉唐注疏之学，而开辟新的“义理之学”。
这种重“义理”的理学观念反映到教学上，便是重视阐发义理，即理解经义、体会深意，并且要有理有据地大胆怀疑。既要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又要大胆地怀疑前人的注疏，提出自己新的见解。例如王安石就有对儒家教育的批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临川文集·取材》）这段话的大意为：现在的进士，是古代的文官；今天的经学，是古代儒生所学。然而册封进士，却用章句来考察作诗声韵平仄，即使书写文辞，这也是能力较弱的人都能做的。册封经学学士的人更是以记忆和提问为能力，不要求有思想，这些都是没什么能力的人可以做的。
王安石尖锐地指出儒家教育的弊病，认为地方学校缺乏教育人员，学生完全束缚在儒家经典的“章句”中，死记硬背那些烦琐的转注；这样旷日持久，浪费精力，败坏人才，无补于“国家之用”。这是一种教育观念的改变，对教育改革有正面作用。
（二）宋儒理学对教学内容和教学风格的改革
宋代理学强调“四书”的重要作用。理学门人重视和传播儒家道统思想，经学思想是宋代整个学术思想的主要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北宋以程颐和程颢为代表的理学派注重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的研究，他们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合为“四书”，将其置于传统“五经”之上，努力宣传“四书”在学者治学中的主导作用。他们将“四书”作为圣人的经旨，要求门人将其作为治学和教育活动讲论的重点。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更是终身致力于“四书”研究，编订《四书集注》。朱熹将理学新思路引入传统儒家经典，在教育过程中引导学生阅读《四书集注》。他自信地对学生说：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白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可见其著书之认真和宣讲力度之大。
北宋科举的改革是与当时由反对汉唐注疏之学而兴起的疑古思潮相对应而发生的，改革后的科举考试重策论和大义，目的是为了选拔通经术、能文章而又长于议论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内容，官学除了经学的教学之外，逐渐自行增加了诗赋文章的教学。王安石嘉祐年间上万言书中提到以往“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近岁乃始教以课试之文章”。（《临川文集》卷三十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了官学由专教经学到兼教诗赋论策以适应科举的变化。太学月考有诗赋论策的内容，地方官学的诗文教学更为普遍。庆历兴学彻底结束了宋初重科举轻官学的局面，使官学教育得以全面恢复。在处理官学与科举的关系上，主要是用科举制约教学，以教学适应科举。
（三）宋儒理学对教学方法的影响
宋儒理学家们提出“格物致知”的教学方法。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格物致知”原义是指研究事物获得真知。北宋理学家们特别推崇格物致知，将其与他们创立的“天理”思想体系相联系，他们训“格”为“至”、为“穷”，训物为“理”、为“天理”，以“格物致知”为穷理、认识天理的基本途径。程颐就认为，人们治学没有什么比知本末终始更重要的了。致知在格物，就是所谓的“本”“始”。治天下国家，就是所谓的“末”“终”。格尤穷，物尤理，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二程等人强调的格物，主要不是要认识自然界的事物，而在于通过格物启发人心，认识其所强调的“天理”。
“二程”在教学活动中教导学生要认真读书，努力地探求格物的道理。只有在学很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知一物须有一理，积累日久，渐渐体会到万理归于一理，“天理”是通过外物所体现出来的最高的道德准则。
理学大师朱熹对“二程”“格物致知”以明天理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为了能更好地论证“格物致知”在学习中的作用，把“格物致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格物”，朱熹解释“格”为“至”“尽”，其“物”表示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也表示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第二个阶段是致知，到达“知”的境界，即明天理。朱熹将理学思想中的“格物致知”运用到教育中，强调学生在治学过程中加强对于道德伦理等的格物，而反对他们在自然事物上花费过多精力。
二、宋代书院与语文教育
书院之名称，最早见于唐代。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袁枚清楚地告诉我们，最早的书院是唐代开元年间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但其性质并非教育机构，而是国家图书编校机构，不具备讲学功能。而宋代的书院性质则有所改变，书院演变为教育机构，且颇具规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书院教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宋代书院的兴盛及原因
1.宋代书院的兴起
北宋为宋代书院的兴起阶段。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王应麟的《玉海》等史书的记载，宋初著名书院有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崇阳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这些书院是有别于官学的一种教育机构。北宋书院的发展与官学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北宋欧阳修曾说：“五代之乱极矣……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专权，战争纷起，国力衰颓，官学由此不振。可见宋初官方教育体系尚未确立为书院的产生、兴盛提供了契机。但到北宋中期宋仁宗庆历兴学之后，随着国家太学、州县学教育体制逐渐完善，官方学校迅猛发展，书院的教育中心地位逐渐被取代。
2.宋代书院的极盛
南宋是宋代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此时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据统计，宋代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而南宋建136所。南宋时期，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主要教育机关。明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到：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由此可知，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书院发达的直接原因。书院与官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书院的教学目标是为教育而非科举考试。书院作为以语文教育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它是以传播思想、修行养心为追求的。
社会的动荡影响了官学的发展，从侧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南宋时期，金兵不断南下骚扰，统治集团偏安一隅。在这种南北对峙、战事连绵、民不聊生的局势下，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争频仍、财政日绌和统治者的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虽然不断有人上书请修建学校，但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搪塞，很少问津。所以，南宋一代官学虽未中辍，但官学教育实无任何作用和影响，这也促使南宋书院发展到极盛。
宋代理学的发展也是促成南宋书院极盛的重要原因。在宋代，理学占了统治地位，理学家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史载淳熙十四年（1187年）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周必大荐朱熹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慎勿复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次年，王淮罢相，朱熹借“入对”机会，大讲“正心诚意”。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理学家竭尽全力宣传他们的新理论，但是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这种儒学新形态并不被官方认可。宋儒学家不得不择山林胜地，修筑书院，作为立足之所，既可以在那里著书立说，构建儒学新体系，又可以在那里聚徒讲授，扩大义理之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阵营。
（二）宋代书院的语文教育体制
1.教学内容
宋代书院教育的内容，因时代不同、学派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北宋时期，教学多依古制，“自《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皆依古注疏句读，授之正经”。而南宋时期，书院教育因理学家的主持而更突出理学特色。在尊崇传统“五经”的同时，更加注重《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的学习。除“四书”“五经”外，理学家们的著作、语录、注疏等，也都是书院的必读书籍。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记录“二程”讲学言论的《明道学案语录》《伊川语录》、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以及陆象山的《语录》等，都列为书院的重要读物。
有些著名学者在讲学中不只是停留在传授儒家的经典知识，还要讲明义理，讲求身心、道德修养及躬行实践。南宋朱熹于淳熙年间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可以体现出书院教育的这一特点。其中要求生徒敬敷五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以“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这个学规包括教育的目的、为学的次序和方法，以及修身、处事和接物的要领，同时也反映了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教育纲领。
2.教学方法
书院的教学活动，吸纳借鉴了古代官学私学中的许多优点，同时借鉴了佛教的教学经验，从自身培养人的崇高目的出发，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活动。宋代书院讲学，通常是由一位大师教诲一群生徒。在讲学上以引导生徒自己学习、钻研为主，大师从旁诱导为辅。许多名师都把指导学生读书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概括出指导读书的原则和程序，以帮助学生提高读书自学的效果。朱熹曾强调指出：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道不能安坐等其至，只待别人来理会，来放自家口中。宋人张洪和齐熙将朱熹有关读书的语录摘录成册，并总结出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同时，书院还十分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进行问难论辩。朱熹特别重视学生提出的疑难，他认为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经常亲自与学生质疑问难。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时，也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研究，各辟门径，有超出习俗的见解及新的发现。他指出：今之为学，自幼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
3.教学创新
会讲，也称讲会，是中国古代书院首创的一种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书院教学活动。讲会开始于南宋朱熹兴复的白鹿洞书院，淳熙二年（1175年），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寺进行公开辩论，这就是有名的“鹅湖之会”。虽然，朱陆学术观点不同，但是朱熹并不囿于一己之见，于淳熙八年（1181年）邀请陆九渊赴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内，首开“讲会”先河，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起了示范作用。讲会开始只是书院内的一种教学方式，后来超出了书院的范围，同社会上的学术活动结合起来。有名学者讲学，其他书院和外地书院师生会前来听讲，对慕名千里迢迢前来听讲者，书院会热情欢迎并给予周到安排。听讲者的身份并不限于书院的师生，很多社会人士甚至一般民众也能参与或旁听，这种“讲会”实际上已经成为地区性的学术集会，书院也成为一个地区的学术活动中心。书院依靠讲学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教学水平，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教学风格；同时，书院教学敢于面向大众，面向百姓，对封建社会教育的阶级性和等级性是一个挑战。书院学术向民间传播，不但普及了地方文化和学术，而且使许多贫民子弟受到了教育，也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
三、宋代启蒙教育与语文教育
（一）宋代启蒙教育简述
《易·蒙》提到：“蒙以养正，圣功也。”说明我国古人早就意识到了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把启迪教养儿童视为至高无上的事业。古人把对儿童进行的启蒙教育称为“蒙养”或“蒙学”，并有专门的蒙学教材，这就是古代的小学教育，主要为识字习字，均属语文教育范畴。随着私学于春秋初叶兴起，我国民间的儿童教育机构也随之产生。到了宋代，私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启蒙教育也是蓬勃发展，成就甚高。
宋代的蒙学可分为常年开班授课的私塾、义学（或义塾）和家塾等，还有季节性开办的村学、冬学等。“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可见当时蒙学教育相当普遍，大街小巷都可听到儿童琅琅的读书声。
私塾是教师在自己家里，或者借祠堂、庙宇，或租借房屋开班授课。私塾的规模一般不大，大多是十几人到几十人，塾师依靠学生的学费（主要为粮食）来维持日常生活，生活相当清苦。义学是由地方聘请教师、官员或者名士，共同选址建馆来教育本族和乡里的子弟。家塾则是富裕人家单独聘请教师在自己家里开办，专门教育本家族的子弟。
此外，除了上述的常年开班的蒙学外，还有一些在农村季节性开办的村学、冬学。这种类型的蒙学一般是一个月至三个月左右，主要是在农村农闲时期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教他们识字、写对联等。南宋诗人陆游在《秋日郊居》中这样写道：“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中描绘出了农村冬学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所提到的“村书”就是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等。
（二）宋代启蒙教育的教材
宋代的蒙学教材在沿用前代蒙学教材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识字类的教材就有《凡将篇》和《急就篇》。《凡将篇》由西汉司马相如所作，《汉书·艺文志序》记载：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但其今已亡佚，只能从一些引文中看到《凡将篇》的七字句。《急就篇》由西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所作，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识字和常识教材。
此外，沿用前代的教材中还有《蒙求》和《太公家教》等。《蒙求》是历史教材，选取经书、史传和诸子书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轶事，四字一句，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逢双句押韵，学生通过朗朗上口的韵文掌握大量史实。《太公家教》属于格言谚语类教材，全书大多采用四言体例，用训诫的语气讲为人处世之道，文章形式整齐，通俗易懂，因此广为流传。
宋代的蒙学教育非常发达，比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的蒙学教材，除了沿用前代的一些教材之外，也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编写教材的经验，开始分门别类按专题来编写教材，这些探索与创新使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按照教学内容的不同侧重点，可把教材分为五类。
1.识字教学类
这类教材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教小孩子识字认字，但也会进行一些初步的道德行为教育和综合介绍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其中“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是影响最大和流传最广的，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明朝吕坤指出：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亦有义理（《社学要略》），中肯地评价了“三、百、千”对蒙学的作用。
（1）《三字经》。
《三字经》的作者归属有几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出自南宋王应麟之手，当时编制的《三字经》较现今流传的有些不同，后人在王应麟的版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删，版本较多，全书字数从1120字至1722字不等。它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内容涵盖了历史、哲学、文学、天文地理、道德、民间传说等。
《三字经》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人性本善，但如果不进行适当教育则会“性乃迁”，因此要重视儿童后天的教育；其次教应有道，孟母择邻、窦燕山教子等说明教育儿童要使用合乎正道的方法；养子要教，为师当严，儿童自身也应学。第二部分说明了儿童应学习的内容：首孝悌，习礼仪，并举了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的例子，注重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儿童学习知识的顺序：数字、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应，概括了各方面的名物常识，具体而全面。第四部分主要讲述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和儿童读书的顺序，提出学习要“详训诂，明句读”，熟读“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经子读通后，才读历史，从三皇至元灭金。第五部分列举了十多个勤奋好学的故事，说明学习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从小打好基础，长大后才能有所作为。
（2）《百家姓》。
《百家姓》是有关中文姓氏的一本书，成书于北宋时期，作者难以考证。对于本书，后世有不少的改编版本。本书共收集了507个姓氏，其中单姓446个，复姓61个，它只是简单的姓氏名称排列，没有什么意义。《百家姓》的姓氏排列，并不是按照人口多少来进行排序，它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无文理，但好读易记，便于流传。
《百家姓》的开头有不同版本，原书以“赵钱孙李”开头，一说是因为宋代皇帝姓赵，故将赵列首位。在后世的版本中，如明朝的《皇明千家姓》因“朱”为国姓，故以“朱”行开头；清朝的《御制百家姓》则以“孔”姓开头，表明对孔子的尊崇。《百家姓》的主要目的是让儿童认识汉字，懂得当时的姓氏名称，并能在日常的交际生活中使用。
（3）《千字文》。
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由南朝梁的周兴嗣所作，是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识字写字教材之一。全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至“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共250句，每句4字，共1000字，构思巧妙，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社会、历史、修身、处世等各方面的知识。
《千字文》字字不同，是众多书法家学习书法的范本，每字都有一定的意义，特点明显，如隔句押韵、注重平仄、讲究对偶、大量用典，因此较为难懂。与“三、百”相比，《千字文》较少为后人增改修补，因此版本比较清楚，面貌原始。
2.伦理道德类
（1）《童蒙训》。
又叫《吕氏童蒙训》，由南宋吕本中所著，是作者家塾训课的教材，主要通过列举古代贤人、圣人、名人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修身的道理，宣扬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本书也可以说是作者以自己的读书体会、阅世感悟，向学子传授有关立身、读书处世、仕宦的要道。
（2）《童蒙须知》。
由宋代朱熹撰写，他认为儿童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在书中他对儿童提出五项要求：衣服冠履第一，语言步趋第二，洒扫涓洁第三，读书写文字第四，杂细事宜第五。朱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各种细节要领，虽然其中不乏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但是它对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3）《少仪外传》。
南宋吕祖谦撰。吕祖谦编写本书的目的，是由于有些人“轻自大而卒无据”，所以摘取一些“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使学者玩家有得，身体力行。[46]
3.历史教学类
（1）《十七史蒙求》。
由王令编著。这本蒙学历史教材流行较广，使用的时间也较长。“十七史”是指从《史记》到《新五代史》，该书还采用了《左传》《国语》《说苑》等书中的一些史料。本书每则提出一个历史人物故事，上下两句成对，不考虑史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文字简练，剪裁适当。
（2）《史学提要》。
宋黄继善编，它是最早的一本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的蒙学教材，对后世历史类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学提要》介绍历史知识简明扼要，见解客观通达，提供史实的同时，关注帝王和朝代变换，还注意对文化知识的讲解。
（3）其他。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历史教材，还有胡寅作的《叙古千文》等也是此类教材。这些历史教材有的简述历史发展，有的叙述历史人物和故事，既向儿童教授历史知识，又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后世也有不少类似的教材，如元陈栎作的《历代蒙求》，吴化龙作的《左式蒙求》等。
4.诗歌教学类
（1）《训蒙诗》。
宋代朱熹倡导以诗歌来训导儿童，因此亲自编写了《训蒙诗百首》，亦即《性理绝句百首》，但是因为其理学色彩过于浓厚，所以并没有流传下来。
（2）《千家诗》。
此书具体由何人所编仍不能确定，较流行版本多认为是根据宋刘克庄的《千家诗选》增删而成的。它选取的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篇幅适中、易学好懂，内容按季节编排，言浅意浓，题材非常广泛，有山水田园诗、赠友送别诗、思乡怀人诗、咏物题画诗等，如李白的《静夜思》、孟浩然的《春晓》、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脍炙人口的名篇。
（3）《小学诗礼》。
宋陈淳（北溪）所作，分《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陈淳是朱熹的学生，他从理学的观点，用封建伦常的要求，来编写儿童教材，以求达到“养正于蒙”“化民成俗”的目的。[47]
5.名物制度与自然常识类
（1）《名物蒙求》。
由宋方逢辰所作，全书共2720字，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包罗万象。此书全文均用四言韵语，通俗易懂，儿童不仅可以从中学到自然社会的常识，还能领悟为人处世的道理。
（2）《小学绀珠》。
由南宋王应麟编著，全书共分天道、律历、地理、人伦、性理、人事、艺文、历代、圣贤、名臣、氏族、职官、治道、制度、器用、儆戒、动植等17类，为便于孩童记诵，其大类之下又各以数词立小目，内容丰富，包含中国传统知识的各种类型，是一部小型的百科辞典。
宋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革、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以及印刷术的发明，使得蒙学教材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创新。从宋代开始，蒙学教材开始分类编写，包括识字写字、道德教育、历史名物、诗词歌赋等，教材编写的形式多种多样，出版的数目也逐渐增多，使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对后世蒙学教材的编写及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宋代语文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人，世人称其为临川先生，晚年受封荆国公，又称王荆公。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官至副宰相、宰相，他发动了一系列改革，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在历史上甚有影响。
王安石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也颇有建树，他在宋代的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熙宁兴学”，改革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制度、教材等，对北宋的教育和以后的兴学运动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文集中，现存有《临川先生文集》和《王文公文集》等。
（一）王安石的教育思想概说
“变”字贯穿于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当中，他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教育方面的变革，在北宋社会掀起一股新风。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病，王安石希望能从教育方面一定程度地革除这些弊病以达到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目的，所以，“崇实尚用”是王安石教育思想的中心。
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时，大力创办县学，并且在理论上阐释了地方办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如他在《慈溪县学记》中把办学的宗旨和内容都讲解得非常明确。在任常州知州时，王安石多次到州学讲学。在地方大兴办学，是王安石教育思想小规模的践行，从上而下发动“熙宁兴学”则是他教育思想大规模的实践。
（二）王安石的教育思想言论
王安石有讲学办学的实践经历，有从制度层面上改革教育制度的措施，他的教育思想是丰富而且实用的，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教育的目的
王安石提倡的教育目的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一脉相传的，即为了社会的稳定、国家政权的巩固而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皆尽其材。一日取以备公卿大夫百执事之选，则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备选者，其施设亦皆索所见闻而已，不待阅习而后能者也。（《明州慈溪县学记》）
参考译文：他们必定是从仁义中学习，而且所学到的都必定竭尽他们的才能。某日一旦被取用就会成为各级官吏的备用人才，那么他们的才能品行平素都早已养成；而士的备用人选，他们的施行建设也都是从他们所见所闻中索取，不用等待训练演习然后才能胜任。
2.教学的原则
王安石所秉持的“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与他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的教学目的是高度一致的。
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上皇帝万言书》）
参考译文：如果不可以成为被国家重用的人，就不教育；如果可以成为被国家重用的人，就没有不在于学习的。
3.教育的内容
王安石认为教学的内容应该是对政治统治有利的，符合国家选拔人才的标准。儒家经学是必学的，但不再是单纯地做注解，为此，王安石编撰了《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封建道德如仁义等也是必学的，除此之外，还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武事、律学、医学等，也是必学内容。
盖其教法：德则异之以智、仁、圣、义、忠、和；行则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艺在尽之以礼、乐、射、御、书、数。淫言诐行诡怪之术，不足以辅世，则无所容乎其时。（《虔州学记》）
参考译文：大概他的教法为：德的方面就用智慧、仁爱、圣洁、正义、忠诚、和谐来分开；行为方面就用孝顺父母、友爱弟兄，和睦姻亲，诚信同情地帮助来同化；技艺方面就用礼教、音乐、射箭、御马、写字、数学来完成。不中道德之言、偏颇邪僻的行为、诡奇不正的怪异的方法，不足够来辅助世人，那么就不容于当时了。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周礼义序》）
参考译文：士受到俗学蒙蔽很久了，圣上怜悯他们，用经和术来改造他们。于是群集儒臣解释经籍中昏暗不明的意义，并将其在学校里传播。
4.教育方法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贯穿着“经世致用”这一总观点，在教学方面也是侧重于实践的。王安石倡导的学习方法主要有：思行结合、教化结合等。
（1）思行结合。
有而不思则失，思而不行则废。（《原过》）
参考译文：人性中本有五行，有了这些而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了而不施行就会荒废。
视之能必见，听之能必闻，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诚之所至也。（《礼乐论》）
参考译文：去看才能必定会看到，去听才能必定会听到，去行才能必定会到达，思考才能必定得到，这是诚所致使的。
思和行是一个手掌的两面，不能只有一面。思是行的向导，行是思的目的。思行结合是王安石所提倡的教学方法，也是当今语文教学应该学习的方法，通过思行结合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教化结合。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其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原教》）
参考译文：擅长教学的人掩藏他的作用，百姓从上位者得到了感化却不知道教育他们的源头。不擅长教育的人刚好相反，百姓知道教导他们的源头，却不真诚地感化上位者的意愿。
教学不是一方的活动，而是师和生双方面的活动，老师对学生进行了教，学生要对所学的有所感化，融进自己的心中，成为自己的东西，教学才算是完成了。教化结合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也是王安石所重视和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
5.影响教育的因素
王安石以一篇《伤仲永》生动地否定了“天才论”，同时也生动地告诫了人们：后天的教育是人成才不可或缺的，环境的影响也十分重要，仲永就是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和好的环境影响所以免不了“泯然众人矣”的下场。
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伤仲永》）
参考译文：他先天得到的禀赋，比起有才能的人高多了。最后成为普通人，是因为他后天的学习没有达到要求。像他那样先天得到的，禀赋如此之好，却由于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成为普通人；现在那些没有先天的禀赋，本来就是普通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普通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二、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北宋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祖籍大梁，后定居陕西眉县横渠镇。因自幼生活在横渠，又在此长期讲学授徒，故后世学者称他为横渠先生。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高度概括了张载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横渠学问，思辨之功，古今无两。（王夫之：《张子正蒙著序论》）
他一生著作甚多，其中《正蒙》《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抄》《孟子解》等著作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
（一）张载的教育思想概说
张载在教育作用方面提出“敦本善俗”“变化气质”的思想；在教育目的方面提出“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的思想；在早期教育方面提出了“养正于蒙”的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此外张载还提出了德智相统一的教育思想。
张载大力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同时在道德教育、知识教育中倡导实学教育并加以实施。张载将传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一条求真务实的实学教育道路，为近代教育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言论
1.教育目的：实现“变化气质”
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如今想在天下建立功业，就要接连地栽培有学问的专家，那天道自然就可以继续传承下去了。
如气质恶者，学能移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像本性是恶的人，通过学习能够改变不好的品性，他学习了就能够改变。如今的人们之所以大多数因为本性所致而成不了贤人，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学习。
2.教育任务
主张“立人之性”“求为贤人”，最终达到“学为圣人”。他把人分为世人和儒门两类，而儒门的人又分为学者、贤人（君子）和圣人三个层次或阶段。
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参考译文：学习必定要学到如圣人那样以后才可以停止，以为有知人之明却不知道天命，设法成为贤人却成为不了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大弊端。
学者求圣人之学以备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来日所行必要作事。（《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参考译文：学者设法学得圣人的学问来为所要做的事作准备，今日就要把明日要处理的重要事情排列好顺序。
3.早期教育理念
古人于孩提时已教之礼。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古代的人在年幼之时就已经被教过各种行为准则。如今世代相传的学问不讲各种礼仪准则，男女从小便被骄纵学坏了，到了年龄越大弊端则更加明显。
4.道德教化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百姓指出遵行的大道，为先贤圣人继承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事业。
5.德智相统一的教育观
不尊德性，则学问从而不道；不致广大，则精微无所立其诚；不极高明，则择乎中庸失时措之宜矣。（《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不遵守道德品性，那么学习了知识也不懂道义。没有到达广阔豁达的境地，那么义理的精微之处就不能够确定掌握。不到达高明的境地，就会选择中庸却不能因时制宜。
6.教学思想体系
张载认为，人的感觉必须有待于人与外界物的接触，没有外界物也就没有感觉。他的思想体系为“闻见之知”与“德性所知”。
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人本无心，因物有心。（《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感受也必须需要等待事物来获得，有事物就会有感受，不凭借事物则感受从哪里获得……人本来没有思想，因为物而产生了思想。
闻见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听到和看见的知识是通过与事物接触来知道的，并不是依靠道德品性来知道的。依靠道德品性所知道的，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
7.教学的基本原则
（1）启发教学。
张载主张在教学中应该贯彻启发教学的原则，首先要讲求问答艺术，其次要注重教学相长。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普通人教导小孩，也可以从中有所收获：约束自己不三心二意、随心所欲，这是第一个好处；教授别人好几次，自己也明白了这篇文章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好处；对着孩子必须摆正衣帽，讲究仪表，这是第三个好处；经常因感到自己水平不足而误人子弟，并且为此担忧，于是努力不懈而不敢掉以轻心，这是第四个好处。
（2）因材施教。
教人至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观可及处然后告之。（《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教育学生最困难的是，一定要尽力发挥他的长处，这样才不会耽误学生。要了解学生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使之努力）。
（3）循序渐进。
今日勉强，有太甚则反有害，欲速则不达，亦须待岁月至始得。（《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今日让学生学习能力暂时还不能达到的的知识，程度太过了反而是有害处的，性急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时日才可以获得收获。
（4）把握时机。
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当他们可以接受的时候，趁这个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
8.学习的基本原则
（1）学须有疑。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譬之行道者，将之南山，须问道路之出，出若妄坐，则何尝有疑。（《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在有疑问时不提出质疑，就像没有学习，学习必须存在质疑。就比如赶路的人准备要到南山去，就必须先问路的方向，如果出去胡乱坐下，那哪里会有疑问呢。
（2）博学精思。
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比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转笃实，转诚转信。学愈博则义愈精微。（《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只有广泛地学习知识才能有所收获并且进行比较琢磨，学习广泛就转向细致观察，钻研探索从而博大厚实，进而做到可靠、可信。因此，学识越渊博，所掌握的道理就会越加精辟。
见物多，穷理多，如此可尽物之性。（《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所见所探索的东西越多，所掌握的规律也就越多，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
须是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不思，则还塞之矣。（《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学习还应该多思考，应该经常去探究事物的规律。如果不去思考，还是会一窍不通。
（3）有恒不息。
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一个人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才会主动地自我鞭策，能够自我鞭策后才会继续不停进步。
学者有息时，一如木偶人，牵搐则动，舍之则息，一日而万生万死。学者有息时，亦与死无异。（《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学习有停息的时候，就如木偶人，有人牵着他就会动，没人牵着就会静止不前，一天就好像是万回生死徘徊。学习停息下来，那跟死人有什么区别呢？
有志于学者，都更不论气之恶美，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张载集·张子语录》）
参考译文：立志于学习的人，他的本质是美是恶不重要，只需要看他的志向怎样。“一个人的志向不可以被强行剥夺”，只是担心学习的人没有勇气坚持下去。
（4）自求自得。
观古人之书，如探知于外人；闻朋友之论，如闻隔墙之言。终不能自得，说得皆未是实。（《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看前人的书，或只听朋友的言语，就像从外人那里得到信息、听隔墙的话。终究不是自己得到的信息，不是完全正确属实的。
（5）精思成诵。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张载集·经学理窟》）
参考译文：书必须要经常地咏诵，认真思考，吟书的人大多在晚上或静坐的时候悟出真谛。
（6）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绎旧业而知新。盖思昔未至而今至，缘旧所见闻而察来，皆其义也。（《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温习旧知识得到新的理解体会，多去认识过去的言行举止来纠过扬善，理清旧知识来学到新的东西。大概是回顾过去未达到而今人达到的地步，通过旧的见闻而推测到将来的东西，大都是这个意思。
（7）躬身力行。
张载非常重视学习与社会实际的紧密结合，注重实行。
事在行，不行则无诚，不诚则无物，故须行实事。（《张载集·正蒙》）
参考译文：做事在于行动，不行动就是没有诚心，没有诚心就不会有成果，所以必须要办实事。
三、朱熹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教育思想上颇有建树，可以说，他一生与教育活动相伴，除讲学外，其编写的《四书集注》成为各学校钦定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此外，朱熹的著作种类较多，有《资治通鉴纲目》《四书集注》，还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140卷等，其语文教育思想便体现在其中。
（一）朱熹的教育思想概说
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源于其哲学思想。“理”“气”“性”“心”是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他提出的关于理气论、心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人心与道心的关系等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基础。如朱熹所强调的“理”便是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等级尊卑关系的恒定而不可变，这为其“明人伦”的教育目的提供了依据。在教育的价值，朱熹认为人之所以有善恶，是因为人的气质不同。教育的作用是挖掘人气质中善的一面，使其从善去恶，价值在于转变人的气质。
朱熹十分重视语文教育，认为学校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场所，并将学校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即小学阶段（8岁至15岁）和大学阶段（15岁以后）。朱熹编写了《小学》《训蒙绝学》等教材供儿童使用，并撰写了《训学斋规》《童蒙须知》等学习行为规范，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小学”教育体系。在“大学”阶段，内容围绕“穷理”“正心”“修己”“治人”展开。书院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在书院教育中，朱熹为圣人立言，倡导儒家之学，语文教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本最能反映儒家思想精华的书籍作了注，编成《四书集注》，成为广泛流传的语文教材。
（二）朱熹的教育思想言论
1.语文教育的目标
朱熹认为语文教育初始意义上的目标包括识字读书、“成人”和“成智”，还应具备替圣贤立言的能力。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明人伦”“复性”“亲民”。总体而言，朱熹认为教育归根到底是为培养符合“存天理，灭人欲”标准的社会之人服务的。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朱子语类》卷二十）
参考译文：不知道的知识，没有获得的技能，要探索习得，这叫学。已经知道及获得的技能，要加以实践，这叫习。
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四书章句集注》）
参考译文：人的本性都是善的，但是发觉自己的本性有先后，后发觉的一定会效仿先发觉的人的作为，然后便能明白本性的善，从而恢复人性最初的本善。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白鹿洞书院学规》）
参考译文：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恩义，夫妇之间有差别，长幼之间有顺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以上是“五教”之目。尧舜命契担任司徒，认真施布的“五教”，即指此而言。所谓学习，就是学习这“五教”。
2.语文教育的具体内容
（1）以学“事”为主的教育内容。
朱熹认为，小学的任务就是“教以事”，初学时，应当给以简单容易的内容，让儿童学习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事情，如如何打扫卫生、礼貌对答、尊重师长、与亲友打交道等，让他们明白事理。同时，“礼、乐、射、御、书、数”等六大技艺也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因而，蒙学每日的功课一般教儿童识字习字、读书作文。
（2）培养学生自觉自律的语文学习习惯。
朱熹十分注重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从以下论述中便可窥得一二。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训学斋规》）
参考译文：但凡读书，必须把桌子台案整理，让桌子洁净平整。将书本整齐地放在桌子上，身体坐正，面对书本，仔细从容地阅读文字。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白鹿洞书院学规》）
参考译文：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以上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四个环节，是穷理的过程。
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学也。（《晦翁学案》）
参考译文：疑惑逐渐解开，以至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合汇聚，都没有疑问了，才开始学习。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训学斋规》）
参考译文：只要是读书，就要每个字都读得很大声，不可以读错一个字，不可以少读一个字，不可以多读一个字，不可以读颠倒一个字，不可以勉强硬记，只要多读几遍，自然而然就顺口而出，即使时间久了也不会忘记。古人说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说书读得熟了，那么不依靠别人解释说明，自然就会明白它的道理了。我曾经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思不在书本上，那么眼睛就不会仔细看，心和眼既然不专心致志，却只是随随便便地读，就一定不能记住，即使记住了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然已经到了，眼和口难道会不到吗？
诚然，虽然这些规定和要求繁多，且一定程度上压抑着儿童的个性发展，但是从语文学习习惯培养的角度上看，儿童的学习行为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其良好的语文阅读、书写等习惯的养成有积极作用。同时，朱熹根据儿童活泼好动的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语文学习兴趣，如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促进其学习的自觉性，从而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总体而言，朱熹的语文教育思想以儒学为根本，呈现着语文教育与德育相伴随的特点，以自编的儒学书籍，及“普通事”作为学生学习的教材，强调自学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四、陆象山
陆象山（1139—1193），名九渊，字子静，号象山，世人称存斋先生，南宋抚州金溪人。陆象山自幼爱读书，爱思考，富有怀疑精神，在三四岁时他就向其父亲提出“天地何所穷际”的疑问，因其父笑而未答，竟然陷入深深的思索，以至于废寝忘食。
陆象山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师祖，其教育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在儒、佛、道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发展的体现，主要集中在《陆九渊集》。
（一）陆象山的教育思想概说
陆象山满腹经纶，却淡泊科考，致力于讲学，他讲学的经历非常丰富。他曾两次中举，34岁春试及第，赐同进士出身。同年秋，他返回故里，把家里的东偏房“槐堂”变为讲学场所，三年的讲学生涯为陆象山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讲学三年后，他开始了宦仕生涯，同时也未曾放弃讲学。48岁，陆象山离开京师回到江西故里，开始了另一段讲学生涯，并于第二年创建了象山书院。53岁，陆象山赴任荆门，并修郡县学，讲学授徒。
陆象山的教育思想在槐堂讲学时已初步形成，并伴随他的讲学生涯而逐渐深化和成熟。陆象山从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点出发，又吸取了佛家“体用合一”的观点，提出了“心即理”的思想。“本心”是“心即理”的基石，也是其教育思想的基本范畴，对此，他认为“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年谱》）
（二）陆象山的教育思想言论
陆象山大半生都在讲学，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和执着，其教育思想言论也很多，主要有以下方面。
1.教育的作用
陆象山对于教育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阐发了许多见解，他认为人的本心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受到蒙蔽和戕害，人要保持自己的本心，教育是必需和必要的。
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张官置吏者，为民设也。无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张官置吏之本意矣。（《与苏宰（三）》）
参考译文：上天把这些百姓托付给我的国君，我的国君又把这些百姓托付给守宰，所以凡是设立官吏的，是为了百姓而设立。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富足充裕，反而使他们受损害，这就丧失了朝廷设立官吏的本来意义了。
愚不肖者之蔽在于物欲，贤者智者之蔽在于意见，高下污洁虽不同，其为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则一也。（《与邓文范》）
参考译文：愚昧不贤的人的蒙蔽在于对外物的贪欲，贤能智慧的人的蒙蔽在于见解，高下污秽洁净虽然不同，如果是因为蒙蔽了理性淹没了心智而不得矫正，那就是一样的。
若愚不肖之不及，固未得其正；贤者智者之过之，亦未得其正。溺①于声色货利，狃②于谲诈奸宄，牿③于末节细行，流于高论浮说，其智愚贤不肖固有矣。若是心之未得其正，蔽于其私，而使此道为之不明不行，则其为病一也。（《与苏宰（二）》）
注释：①溺：沉迷。②狃：拘泥。③牿：束缚。
参考译文：假若愚昧不贤的人还未达到，本来就不得正理；贤能和智慧的人趋于超过了，也没得到正理。沉溺在音乐、女色、货物、财利，拘泥于谲诡狡诈、犯法作乱，束缚于无关大体的细小行为，放纵于不切实际的言论、虚浮不实的言谈，是智慧的、愚昧的、贤能的、不贤的人都有的毛病。假若是心不正，被私欲蒙蔽，而使得道不明白不通行，那么他们的毛病是一样的。
2.教育的可能性
教育活动是教育者凭借一定的内容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陆象山认为无论是教育者、受教育者还是教育的内容都必须有教育的可能性，教育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杂说》）
参考译文：人心最灵妙，这个理最光明，人都有这本心，心都具有这个理。
义理之在人心，实天之所与，而不可泯灭焉者也。彼其受蔽于物，而至于悖理违义，盖亦弗思焉耳。诚能反而思之，则是非取舍，盖有隐然而动，判然而明，决然而无疑者矣。（《思则得之》）
参考译文：义和理在人的心中，实际是天所赐予的，是不可以消灭的。那心被外物蒙蔽，以致违背义和理，大概也没有思考了。如果能反过来思考，那么是与非、取和舍，大概就隐隐约约呈现，清清楚楚不同，坚决没有疑虑了。
人心至灵，惟受蔽者失其灵耳。（《与侄孙浚》）
参考译文：人的本心本能到达美好，只是受到外物的蒙蔽，人的本心就会失去它的善性罢了。
3.教育的目的
教育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陆象山处于南宋，深深认识到教育在稳定社会、巩固政治、同化道德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他还注重教育“明理”“立心”“做人”的目的。
塞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与赵咏道（四）》）
参考译文：充满宇宙的只是这一个理，学习要学的，就是要明白这个理罢了。
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与舒西美》）
参考译文：人谁没有本心，道义不用向外寻求，只是担心伤害它，放纵它。古代的人教人，仅仅是存心、养心、求放心。这良好的心性，人本来就有，只是人们不知道保持修养它，反而伤害放纵它罢了。
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①，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年谱》）
注释：①人道：做人的道义。如仁、义、礼、信等。
参考译文：人生于天地之间，为人应当竭尽人道，学习的人之所以学习，只是学习做人罢了。
4.教学的内容
陆象山的教学内容主要为“六经语孟”，同时也注重涉猎其他。他的教学注重分年龄阶段，不同的年龄，有着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
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小学教之射、御、书、数，大学之道则归乎明明德于天下者。今教童稚，不过使之习字画读书，稍长则教之属文。读书则自《孝经》《论语》以及六经子史，属文则自诗、对，至于所谓经义、词赋、论策者，不识能有古者小学大学之遗意乎？（《策问》）
参考译文：古时候的人，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小学教他们射箭、骑马、写字、数学，大学的主旨就归到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现在，教小孩仅仅让他们学习写字、画画、读书，稍微长大一点就教他们撰写文章。读书就从《孝经》《论语》以及六经子史开始，撰写文章就从诗、对开始，至于所谓的经义、词赋、论策，不熟知能有古时小学大学留下的旨趣？
小学教的内容主要有射、御、书、数，在小学里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稍小的就教“习字画读书”，稍大一点了，就教以“属文”。可见，读书和属文的内容也有所区分。
古者十五入大学，《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旨归。（《学说》）
参考译文：古时的人十五岁就进入大学，《大学》曰：“《大学》的主旨，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鼓励天下的人革除自己身上的旧习，在于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这话就是大学的主旨。
大学在小学的基础上也读经书，但更加深化，要更注重教切己明德、修己治人的道理。
5.教学的形式
陆象山的教学形式主要有：讲学授课式、顿悟谈话式、环境熏陶式等。
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轿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斋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年谱》）
参考译文：每天早上听到书斋的鸣鼓声，就乘坐山轿到书斋，一定做拱手礼登上讲座，脸色纯正，神气清爽。学习的人又用一个小牌写上姓名和年龄，按顺序揭开它，看着牌子来就座，人少的时候也有几十几百人，书斋肃静没有喧哗声。首先教导他们集中精神、培养德性、虚心听课，学生们都服帖着头拱着手认真听课，不是仅仅讲经，还在需要的时候停下来启发人的本心。
这段话重现了陆象山的讲学形式，由此可以发现陆象山的讲学授课式类似于现在的班级授课式教学。几十个人坐在一个讲堂里面，安安静静地听老师讲解，并在老师的启发下思考问题。
问：“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对曰：“简儿时已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凡数问，先生终不易其说，敬仲亦未省。偶有誊扇者讼至于庭，敬仲断其曲直讫，又问、如初。先生曰：“闻适来断扇讼，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此即敬仲本心。”敬仲忽大觉，始北面纳弟子礼。故敬仲每云：“简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答，简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先生尝语人曰：“敬仲可谓一日千里。”（《年谱》）
参考译文：问：“什么是本心？”先生回答说：“同情之心，这是仁的开端；以恶为羞耻，这是义的开端；谦逊退让，这是礼的开端；明辨是非，这是智的开端。这就是本心。”杨简又说：“简儿小时候已经懂得了，到底什么才是本心？”经过多次询问，先生始终不改变他的解说，杨简也没有弄懂。偶然间有一位抄写扇子的人在官堂上诉讼，杨简断明了是非曲直后，又像当初那样问。先生说：“听你刚才判断抄扇人的诉讼，对的就知道那是对的，不对的就知道那是不对的，这就是你的本心。”杨简忽然间觉悟了，于是向北面行弟子礼。所以杨简每次都说：“我问什么是本心，先生举这天扇子官司的是非回答，我忽然间懂得这心无始无终，忽然间懂得这心是无所不通的。”先生曾经对人说：“杨简可以称得上一日千里。”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陆象山通过与学生的交谈进而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谈话分阶段进行，用事例推进谈话，并在谈话进行中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思考，而不是一开始就给予学生答案。这就是陆象山顿悟谈话式的教学方式。
淳熙十五年秋，他们师徒一行七十八人，“观瀑半山，登舟水南，宿上清，信龙虎；次于新兴，究仙岩之胜”。（《题新兴寺壁》）
参考译文：淳熙十五年的秋天，他们老师和学生78人一起出游，“在半山观瀑布，登上船顺着水往南走，住在上清，崇奉龙虎；停在新兴，深究仙岩的优美”。
陆象山在游玩时适时给予学生们指导，可以说是娱乐不忘学习。用环境的优美来教导学生，既生动形象又容易接受。这就是陆象山环境熏陶式的教学形式，对当今的语文教育具有启发意义，即可以适当地利用环境气氛来引导学生学习。
6.教学的反思
一个人要学习，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陆象山对于教学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并有着自己的一套理念。
或问：“先生之学，当自何处入？”曰：“不过切己自反，改过迁善。”（《语录上》）
参考译文：有人问：“先生的学问，应当从哪里入手呢？”回答说：“只是从自身下手反省自己，改正错误，变成好的。”
过者，虽古之圣人有所不免，而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于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闻也。（《与傅全美（二）》）
参考译文：错误，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不能够避免的，而圣人贤人成为圣人贤人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懂得改过罢了。没有勇气改正错误，而白白悔恨的人，这不是我所听闻的（圣人贤人）。
古有“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陆象山在教育的态度上秉承着这种“知错能改”的做法，提倡在学习上“切己自反，改过迁善”。
7.教学的方法
陆象山的教学方法主要有：心正、易简、辨志立志、亲师友、循序渐进等。
（1）心正。
心正，则静亦正，动亦正；心不正，则虽静亦不正矣。（《与朱元晦（二）》）
参考译文：心端正了，那么静也端正，动也端正；心不端正，那么即使静也是不端正的。
此心苟得其正，听言发言皆得其正。听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志不正也。一人言之，众人听之，使众人各述其所听，则必不齐。非言者之异，听者之异也。（《与邵叔谊》）
参考译文：这心如果端正了，听话说话就都端正了。听别人的话却得不到端正，那是他的心志不端正。一个人说，许多人听，假使让众人各自说他们听到的，那么必定不一致。不是说话人的差异，而是听话人的差异。
陆象山认为，“心正”既是学习的前提，也是贯穿学习的主轴，更是学习的方法。心正了，其他才会正，这样才能真的学习，才能真的学到东西。
（2）易简。
易简之善，有亲有功，可久可大，苟不懈怠废放，固当日新其德，日逐和平之乐，无复艰屯之意。（《与扬敬仲（二）》）
参考译文：易简的好，有亲近有功德，可以长久可以广大，假如不松懈不废除，本来应当每天都更新德性的，每天都追逐和平的乐趣，不再有克尽艰难的意愿。
固正理在人心，乃所谓固有。易而易知，简而易从，初非甚高难行之事，然自失正者言之，必由正学以克其私，而后可言也。（《与李宰（二）》）
参考译文：本来正理就在人的心里，就是所谓本来就有的。易而且容易知道，简而且容易跟从，当初不是很难施行的事情，然而从失正的人来说，必定经由正学来战胜私欲，然后可以说了。
“易简”也是陆象山提倡的学习方法之一。
（3）立志辨志之法。
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语录上》）
参考译文：傅子渊从这里回他的家，陈正己问他：“陆先生教人先教什么？”回答说：“教辨别志向。”又问：“辨什么？”回答说：“义和利的辨别。”像子渊的对话，可以称得上明确扼要。
人患无志，而世乃有有志不如无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若无此病，譬如行千里，自一步积之，若不已，无不至，但患不行耳。（《与符复仲》）
参考译文：人最怕的是没有志向，然而世上有有志的人比不上无志的人，往往都是因为强求索要的弊病。若没有这弊病，就好像行走千里，从第一步开始积累，倘若不停止，没有不到达的，只是忧虑不行动罢了。
立志辨志是学习的向导，指引着学习的方向，同时也是一种学习方法。
（4）循序渐进之法。
学固不欲速，欲速固学者之大患。（《与詹子南》）
参考译文：学习本来就不要只想着速度，想要速度本来就是学者的大忧患。
为学固不可迫切，亦当有穷究处，乃有长进。若能随分穷究，废弛岂所患也？（《与吴显仲》）
参考译文：学习原本就不可以迫切，但也应当有穷究的地方，于是才能有长进。倘若能按照本分穷根究底，荒废懈怠难道是要担心的吗？
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穷究”的过程。
（5）承师亲师之法。
近见所在友朋，多有好理会，文义反不通者，盖不知学当有师。（《与曾宅之》）
参考译文：近来见到处的朋友，很多时候有好的领会，文和义反而不通顺的人，大概不知道学习应当有老师。
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语录上》）
参考译文：学习的人必须先设立志向，志向设立了之后，还要遇到明智的老师。
道非难知，亦非难行，患人无志耳。及其有志，又患无真实师友，反相眩惑，则为可惜耳。（《与侄孙浚》）
参考译文：道并非难以知道，也并非难以实行，只是担忧人没有志向罢了。等到人有志向，又忧患没有真正的老师，反而迷惑，那就可惜了。
陆象山认为承师亲师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承师是秉承先人所学，就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样的学习能有根可循，也能拓展学习空间。亲师是与师站在比较平衡的位置上受到师的引导和启发的学习方法。
第三节 小结
宋代的语文教育在封建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加紧革新，在印刷业繁荣的影响下教育内容广泛传播。
宋代思想家们提出开辟“义理”之学，在教学上，便是重视阐发义理，即理解经义，体会深意，并且要有理有据地大胆怀疑。宋代理学思想的繁荣使得宋代理学家们怀着自觉的卫道意识，写作了许多关于治学论学的文章。他们重视和传播儒家道统思想，使经学思想成为宋代整个学术思想的主要组成内容和形式，又提倡格物致知的教学方法，认为一物须有一理，应该通过格物探求真知推动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宋代理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宋代书院的繁荣，从北宋兴起，到南宋发展到极盛。宋代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在宋代，理学占学术的统治地位，但这种理学新形态并不被官方认可，理学家们只好修筑书院，在这里著书立说，构建儒学新体系，并且聚徒讲授，扩大义理之学的社会影响和学术阵营。书院主要讲授《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理学家们的著作、语录、注疏等，传授儒家经典知识，并且阐明义理。在讲学上，以学生自己学习、钻研为主，老师从旁诱导为辅，书院的教学形式对语文教育观念及方法的改革与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有常年开班的私塾、义学、家塾，也有季节性的村学、冬学等。所用教材分门别类，按专题来编写，有识字类、伦理道德类、历史类、诗歌类、名物制度类与自然常识类等。教材出版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使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对后世蒙学教材的编写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