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与黄新德被誉为黄梅戏舞台上继严凤英与王少舫之后的又一对“黄金搭档”，他俩一起共创了黄梅戏的“二度辉煌”。在自传体著作《萍踪浪迹几度秋——我的梨园记忆》中，黄新德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他与马兰的合作历程。本文节录自该书“一’马’当先”一文，本号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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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无酸涩地认为，马兰是命好、运好、际遇好，似乎她的成就、成功，完全归功于外部因素，甚至认为换个人也会一样。
我以为只说对了三分之一。是的，马兰的成功由诸多因素促成，但是如果否认她的天赋、聪慧敏捷、钻研努力以及因自我修炼而急剧提升的综合素质，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不具备上进心，即使千百个人中恐怕也不会再诞生一个如今的马兰了。
△马兰与黄新德合作的黄梅戏《梁祝》剧照
这是为什么?
马兰的童年并不快乐。她出生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小县，成长在一个最基层的戏曲艺人之家，有着一位被监督改造的右派父亲，有着一位成天背着铺盖卷穿村走乡、登台表演的演员母亲，还有着连她在内穿着破衣烂衫被人歧视的四个兄弟姐妹，这就构成了她童年的全部生存空间和情感环境。
考进艺校是她人生中的一次最重大的转折。如果没有这一步，后面的一切跑、跳、腾、跃，均无从谈起。
据丁俊美老师回忆，录取马兰时颇费周折。当地部门以她是右派之女的理由，百般阻挠，使录取马兰几近泡汤。幸亏老师们慧眼识珠，一再坚持，终使马兰艰难而又幸运地迈出了人生第一步。
而进入安徽乃至全国黄梅戏界最高级别、最有影响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则是她人生重要的第二步。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迈出校门的马兰像她的许多同学那样，被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市级、县级剧团，那些地方起点低，距离远，阻力大，会不会还有那么多机会?会不会能遇见那么多好老师?会不会创造出那么多精彩的艺术作品?
去香港演出是她的第三次飞跃。如果没有这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她会不会激发出自己潜在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感觉？她会不会仅靠着自身的努力就能登上北京、香港、广州、上海这样的艺术大舞台？同样，她会不会迅速地引来如此众多的媒体、专家、领导的关注和扶持？
答案显然也是明确的：不可能!
△黄新德与马兰（右）、杨俊（左）在香港
而在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亮相，则是她最关键的第四步。别的戏曲演员或者说所有的舞台工作者，辛辛苦苦干上一辈子，其受众群体的总量无论如何也不及春晚观众人数的零头!
接下来她的路越走越宽，人脉越来越广，机会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是，每次机会到来时马兰都能牢牢地抓住，完美地展现，并取得成功。
在香港的演出为马兰打开了成功之门。特别是1983年底在上海电影厂拍摄的黄梅戏影片《龙女》以及应邀参加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更使得她如日中天、势不可当。那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举办得特别成功，首次邀请了香港的张明敏，他所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引起了极大轰动。而马兰的一曲《女驸马》选段也清新淳朴、格外动听。尤其是相声名家马季的一句:“咱们老马家有人啦!”简直就是在做免费广告，一夜之间使得数亿中国人知道了唱黄梅戏的马兰。
接下来的《风尘女画家》、《遥指杏花村》、《无事生非》、《梁祝》，电视剧《西游记》等等一系列作品给她带来了奖项、荣誉和人气，也为她夯实了难以撼动的艺术地位。
随着电视剧《严凤英》的播出，亿万观众把对严凤英大师的怀念和爱戴毫无保留地转嫁到了马兰的头上，观众把马兰当成了严凤英的“复活”、“七仙女”＂的化身。
△1985年央广黄梅戏广播大赛“十佳演员”(前排左起:马兰/陈小芳/黄新德/吴琼/韩再芬)
这一连串的艺术实践和人生积累使得马兰愈加成熟，之后，她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站在了一个更高、更广的社会平合上，有机会观察并且接触到了中国顶尖的高人名流，吸收了更富营养的知识与信息。
十五年的熏陶、深造，给马兰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得本来就聪慧灵动的她，在天地间得以更加自由地翱翔和伸展。人们开始明显地感受到了马兰身上的诸多变化，她的思维、观念、谈吐，甚至包括穿着打扮、举止形态，都显得更加成熟、更加自信，也更加与众不同，这都缘于她时刻都在学习、思考和提升。
所以说，如果我们一味地只是强调马兰的命好，忽视或者淡化了她的心气、オ气、灵气、倔气，恐怕就太片面甚至太轻看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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