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归还香港，希望先生帮忙。”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香港，专程约见金庸，没想到开口竟是这句话。
金庸心里诧异：“这种事怎么会找上我？”他抬头缓缓道：“这个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虽为报业大亨还被奉为“武林盟主”，但金庸自小忠肝义胆拥有拳拳爱国之心，撒切尔究竟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有脸去金庸那里自讨没趣？
01
金庸的侠义品格，早在他求学路上就显露无疑了。
1940年，日军在我国到处杀人放火，金庸家的祖宅被烧，店铺生意被毁，父亲只好带着家人逃难，母亲在逃亡路上得了急性菌痢，不幸病亡。
国仇家恨，让已升入联合高中的金庸时刻不忘日寇的滔天大罪，更是积极参与到宣传抗日的活动中。
可是国民党却对日实行消极不抵抗政策，而在学校里“训育主任”沈乃昌就是贯彻执行该政策的全权代表。他的权力比校长还大，整天监视和训诫学生。
有一次课间休息，金庸与同学在下围棋，被训育主任沈乃昌看见，沈乃昌立马鼓着双眼，用手指着他们，声音异常尖锐地叫道，“不许下棋”，然后就把围棋给没收了。
事实上，作为训育主任的沈乃昌何止不让学生们下棋，甚至男女同学间哪怕不是谈恋爱，来往稍微亲密一点，他就会开除他们。
金庸早已看不惯沈乃昌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在学校壁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阿丽丝漫游记》。
文章说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游玩，却发现有一条颜色鲜艳的眼镜蛇经常在校园里到处游窜，伸毒舌，喷毒汁。不但如此，这条眼镜蛇还会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世不得超生”。
这篇文章引得同学们纷纷叫好，被对号入座的沈乃昌大为光火，竟联合反派老师，逼迫校长开除金庸。
校长张印通很欣赏金庸，觉得这位学生不仅品学兼优，还有侠义心肠，就保下了金庸学籍，并介绍金庸转入衢州中学（今衢州一中）读书。
这是金庸人生中第一次被退学。
金庸并没有因被退学而气馁，而是在衢州中学继续努力读书。
1944年，金庸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重庆中央政治学校。
学校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见到蒋介石的头像，要立正，双脚并扰，敬礼。金庸心里很不赞同这样的做法，觉得这是法西斯式的个人崇拜。
学校有很多国民党背景的学生，对国民党十分忠心，可也有不少普通学生，思想开明，认为国民党的很多做法欠妥。
而那些思想开明的学生却被那些有背景的学生殴打，甚至被压着跪在地上忏悔。
金庸见状，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跑去找学校教导主任理论，却被主任反骂一顿。
金庸人微言轻，他抱打不平的侠义行为，非但不能替挨打的同学讨回公道，反而把自己弄成了学校的异己分子，被学校勒令退学了。
02
两度因为“打抱不平”而被退学，金庸也有些郁闷。
金庸之所以这样侠肝义胆，这和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
金庸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家里的武侠古典小说藏书读完了，其中就有他人生中的第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
书中主人公侠女方玉琴劫富济贫、智斗恶霸，即使险象环生也从不妥协，最终留下了侠义的美名。
金庸看后大呼过瘾，暗自立下誓言：“我以后也要做一个侠客”。
如果说武侠小说给金庸展现的是想像中的侠义，那么祖父则是金庸心中侠义的表率。
1891年，金庸的祖父任江苏丹阳知县期间，有丹阳百姓无意间发现，“育婴堂”后院林地里，竟然埋着70余具儿童尸首，死相令人不忍直视，而“育婴堂”内却无一活婴。
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丹阳县及周边县，百姓们都愤怒无比，纷纷自发组织起来，焚烧教堂、反对洋教、驱除教士。
这本是正义之举，可清政府软弱无能，不但不维护百姓，而且为了讨好外国政府，还派兵捉拿了“滋事”百姓。
可金庸的祖父不仅没有抓捕任何百姓，还让他们远走高飞，最终被革去公职。
祖父忠肝义胆的经历和品行，在金庸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让金庸从小就萌发了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外交家梦想。
03
即使两次被退学，金庸还是坚持梦想，他来到上海，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后来金庸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国际法的文章，被国际法权威梅汝璈先生发现和赏识。梅汝璈为此带上金庸的文章，向周总理大力举荐了金庸。
周总理阅后，觉得金庸是个栋梁之才，而当时新中国外交部刚刚组建，正需要人才，于是他不仅同意了梅汝璈的举荐，而且还亲自派发电报，邀请金庸来新中国外交部就任。
金庸接到邀请后，十分高兴，“我的外交家梦想就要实现了”。他马上辞去在《大公报》的工作，满怀希望地冲到了北京。
在梅汝璈的引见下，金庸很快就与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外交部总部长乔冠华坐在一起讨论未来的工作安排。
其实金庸和乔冠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了，老友相见，乔冠华不仅十分欢迎金庸的到来，而且还很坦诚地告知金庸：进入外交部工作，须先去人民大学外交系进修一段时间，否则很难被吸纳。
乔冠华的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泼醒了金庸，但为了梦想，他还是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进修。
可金庸在学校上课没几天，就发现自己无法真正融入新的环境，自己自由惯了，不愿受人管束，与外交工作的严谨要求相距太远。
最终金庸黯然地回到了香港，从此远离了他的外交家的梦想。
04
金庸回到香港后，没有再回《大公报》，而是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旨在追求思想独立、言论自由，宣扬善良与正义。
1962年，距离《明报》创办已过三年有余，大陆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即使是富庶的广东，老百姓都在挨饿受冻。
于是，很多百姓偷渡逃往香港，以避灾祸。
这年的“大逃港”，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千多人涌入香港，保守估计前后逃港人数不少于20万人。
随着逃港者越来越多，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把逃港人拦截在梧桐山一带，并没有妥善安置他们。
逃港者中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所有逃港者水尽粮绝，吃树叶、啃树皮，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甚至夫弃妻儿、兄舍其弟。
然而，香港众多报业却没有报道此事，全部选择性失语。
见此情形，金庸派出了自家报社的所有记者，奔赴逃港者聚集的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地区进行采访，了解逃港者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
随后，《明报》把逃港者的生存状况真实地呈现了出来，并呼吁广大香港市民和香港当局援助这些难民。
于是，香港市民们纷纷慷慨解囊，香港当局也转变了对难民的态度。
此事过后，《明报》从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销量翻番，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
05
可是，《明报》的特立独行，让其他报业同行恼羞成怒。
以《大公报》为首的其他四家报业，自称“五大正派”，他们联合起来，要对《明报》这个“异端分子”进行剿杀。
“五大正派”编造假新闻，把金庸塑造成汉奸、走狗和卖国贼的形象，还把金庸列为“暗杀榜”上的第二号人物。
当时暗杀榜的第一号人物是电台播音员林彬，他因通过广播披露这些报业扰乱香港秩序、乱搞人身攻击的行径，在上班途中被人活活烧死。
接下来，便是金庸了。
一天，金庸的秘书收到一个奇怪的包裹，里面传出钟表齿轮转动的声音，秘书拆开包裹一看，吓得脸色大变，竟然是炸弹，上面还显示着倒计时30多分钟。
秘书赶紧疏散报馆人员，并第一时间报了警。警察及时赶到，并请来军火专家，在马路上引爆了炸弹。
虽然这次炸弹威胁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警察考虑到金庸的人生安全，决定给他提供24小时的贴身保护。
这时，有人劝金庸：你退一步，和“五大正派”握手言和吧。
可金庸冷笑一声，不屑地摇头：“我不想被我自己笔下的英雄取笑”。
06
金庸笔下的英雄，其实就是他武侠小说里的英雄。
金庸一生总共写了十五部武侠小说，本本畅销，从1955年开始写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写了最后一部武侠小说《越女剑》，他的武侠小说一直伴随着他的《明报》成长。
后来《明报》直面“大逃港”事件，这让人们不但记住了金庸的小说，而且还记住了他的《明报》。
《明报》自身独立，言论鲜明，立场坚定，维护正义，报道真实又全面，因此金庸和他的《明报》大受香港当局、大陆政府以及广大民众的喜爱和认可。
《明报》的销量从此节节攀升，金庸不仅成了报业大享，日进斗金，而且还受邀进入了香港政界。
金庸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以至于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受邀磋商香港回归问题时，在首次访华之前特意去了一趟香港，专程与金庸单独进行了四十五分钟的会晤。
撒切尔夫人直接了当地提出：“我不想归还香港，希望先生帮忙。”金庸听后，直接拒绝道：“这个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只能大失所望地离开了，而金庸随后不仅为香港的回归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更是亲自为香港政治体制谋篇划策。
07
如今，金庸先生已逝，但他留下了不畏困难险阻的拼搏精神，留下了长存于天地之间的侠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他曾在《倚天屠龙记》中写道：“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金庸还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每一部武侠小说都是对当下针砭时弊的映射，以笔为剑，口诛笔伐，快意恩仇。
他的武侠小说影响了无数华人，被人们尊称为“武林盟主”。
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个令人着迷的“江湖”，里面写尽了中华英雄的行侠仗义，充满了华夏文明的“大义”，更是唤起了华人对华夏的热爱，对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尊崇。
作者：相忘江湖
编辑：不器
参考资料：《金庸，人生如棋》，傅国涌，《阅读》，2020（88）；
《金庸小说,一代人的青春记》，代安荣，《湖南教育（C版）》，2018（11）；
《金庸文革时曾遭迫害：“左”派将炸弹送到报馆》，《中国新闻网》，200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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