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贾航拍图）
2006年初央视大戏《乔家大院》中曾有过这么一段剧情：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晋商侯氏蔚字号票号在东南各省的分号因战争影响损失严重，致使平遥的总号发生挤兑现象。剧中主人公乔致庸从其岳父那里借来银子，银子底下装入石头，这样20万两银子就充做了50万两，用许多骡马车从老家向平遥的票号运送“银两应付挤兑局面。正是通过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段稳定了人心，说服了将要退股的人，度过了挤兑风潮。这段故事并非虚构，只是被嫁接到了乔家，其源头来自于介休北贾村的侯氏家族。
（曾经的风采和威严）北贾位于张兰镇东南，东临平遥。地形北低南高，旧堡在最北边，向南依次是新堡和旧新堡。随着村落规模的扩大，三个村之间的边界已经很模糊，尤其是旧堡和旧新堡，已经无法看出确切的边界了。 据晚清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商，多以经商起家”。在光绪时山西的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中：介休、祁县、太谷、榆次，这四个县的晋商资产加起来可以达到2300-2700万两白银。而介休侯氏就有资产七八百万两，是晋商中仅次于首富亢氏的大户，其资产超过了赫赫有名的灵石王家、祁县乔家和榆次常家等晋商家族。[]侯氏城堡式村落的面积也大大超过了灵石的王家大院和榆次的常家庄园。而今的北贾村就是在侯氏城堡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精美木雕，世间少有！） 北贾何时建村，可以进行如下分析：因为北贾南面有南贾村，所以“北”应该是指地理方位。贾（音同“股”，而非“假”），应该是指村里经商人众多。然而，北贾确切的起源时间，很难进行确切的追溯。根据1999年编修的《侯氏合族谱》[]记载：介休侯氏原是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入。始祖为侯安，据传侯安少时贫困，为生活所迫迁到山西，在此娶妻生子，此后世代居于此处。康熙时，家境尚一般，有十七世侯万瞻外出经商苏杭一带经商，专贩绸缎。万瞻生二子，长子生祥，次子生瑞。二子长大后，与父一起贩运绸缎。他们南贩北运，经过几十年的辛苦，获利颇丰，家业渐兴。到万瞻之孙侯兴域时，侯家已是外有商号数十处，内有大量房产土地的赫赫有名的财主了，介休人称“侯百万”。北贾村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间是与清代晋商侯家密不可分的。在清代，北贾专指旧堡，旧新堡就是现在的新堡，新堡当时叫中和堡。
（精美砖雕） 侯氏的家族墓地位于北贾村旧堡东面。原来墓地外围都有围墙，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墓碑被砸毁，坟地被推平。在“文革”的“破四旧”扫荡中，更是使墓地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如今只剩下一块墓碑。这是一块高4.4米的侯氏先祖的墓碑，于嘉庆八年（1803），侯氏合族费银四百五十余两、工人三百余人，耗时一年多修建起来的。
（侯氏家族墓碑）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记载，生活在北贾村的侯姓晋商是从宋朝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族谱，介休的侯氏在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入，据考，清康熙年间，侯氏家境尚一般，十七世侯万瞻与两个儿子外出经商苏杭一带，专贩绸缎，几十年功夫，经过他们父子的南贩北运，侯家获利颇丰，家业逐渐兴盛，终于田连阡陌、骡马成群、宅院数座、发展生意字号几十处，家资累计百万，人称“侯百万”，平遥、介休、晋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绸缎店、茶庄和钱铺随处可见，为后来经营蔚字号票号奠定了基础。
侯兴域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经多年苦心经营，家业进一步扩展。在平遥新设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投资介休张兰镇马家在平遥开设的天成亨布庄和平遥西王智村米家开设的蔚盛长布庄，并逐渐扩大资本取代马家、米家独家经营，在介休张兰镇设立义顺恒、中义永，河北赵州设天兴记，北京等地设隆胜永、蔚新昌、义盛长、蔚新源、同豫昌、源盛义、双余魁、同裕成、同德成、同裕永等一批字号，还在本村设兴长记、德长蔚等，以经营绸缎、布匹、茶叶、钱铺、账局、染坊、药铺、杂货店以及油盐米面店为主，并以6个儿子的名义集资在运城设立“六来信”，经营河东池盐，获得巨大商业利润。
侯兴域之后，由其三子侯庆来（字培余，约1786～1822）掌管家业。侯庆来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接手即雄心勃勃组建侯家商业体系，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协泰厚、厚长来、新泰永、新泰义都改为“蔚”字号，即蔚泰厚、蔚丰厚、新泰厚等，以便于管理、相互支持。侯庆来36岁去世后，其子侯荫昌（字古棠，1806～？）接管家业。道光初年，侯荫昌看到日升昌票号生意日渐兴隆，认识到办票号有利可图，便聘用日升昌二掌柜毛鸿翙任总掌柜，首先将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不久，又把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绸缎庄和天成亨细布庄全部改为票号，成为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资本总和达60万两白银，超过日升昌的规模。在与日升昌的竞争中，“蔚”字号凭借整体实力，业务突飞猛进，利润激增。
（雕廊画柱，庭院深深） 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30多年的发展，“蔚”字号声名大振，分号遍布上海、北京、苏州、杭州、哈尔滨、成都、重庆、西安、广州、兰州、太原等30多个城市，给侯家带来滚滚财源。光绪年间，每股分红多达万余两，少则几千两。每次分红，侯家都有几万至十万两白银进账，成为声名显赫的商业巨族。据徐珂《清稗类钞》中对晋中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调查统计，介休“侯氏资产七八百万两”，超过介休冀家、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等，列第一位。此时侯氏宗族达到鼎盛时期。
侯荫昌后，由二十一世侯从杰（字卓峰，1848～1908）接管家业。侯从杰后，由其妻王氏代管，人称“侯四太太”。之后，又由二十三世侯崇基主持。自侯从杰起，侯家奢华成风，家业开始衰落。仅侯从杰死后丧葬，即花费万余两白银。特别是侯荫昌的侄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爷。时介休流传有“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加之侯家大量输捐，有去无回，已是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后，侯家各地商号、票号接连被抢、被烧，纷纷倒闭。兵荒马乱中，成都、重庆票号分号被抢，大火三日不熄；汉口、昆明、西安、兰州等分号，也都不同程度受损。而各存款户纷纷提款，形成挤兑，致使票号陆续歇业关门。民国10年（1921）蔚泰厚票号最后停业。侯家商业至此完全垮台。但侯家的太太少爷们，仍过着养尊处优、奢侈豪华的生活。没有收入来源，就靠变卖家产维持。民国27年（1938）初，日军侵占介休不久，侯家最后一任掌门侯崇基冻饿而死。侯氏宗族由此进入了一段低谷时期。
（斑驳的历史印记）
（注：1、文字资料节选自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教授研究课题《黄土文明·介休范例历史篇》之： 北贾村侯氏宗族的变迁2、图片资料选自《影像介休》栏目资料，摄影：张晓建）
晋商之介休冀家古道西风
冀氏是宋代从山西临晋县迁入介休县邬城，后又迁人介休北辛武村。冀氏是大户，其“支派分出，丁口益众，梓里相逢，每难识别，兼以宦游远省者有人，服贾他乡者有人，又迁广平、迁湖北、迁陕西、迁北口”。冀氏约在乾隆时开始发迹，到冀氏十七世冀国定时期，冀氏商业已相当可观。《清稗类钞》称介休冀氏有资产银30万两。
道光初，冀氏在湖北樊城、襄阳等地的商铺有7O多家，经营以当铺为主，次为油房、杂货铺，其中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商号有钟盛、增盛、世盛、恒盛、永盛当铺和平遥谦盛亨布庄。这时，冀氏有资产达300 万银两。但冀氏富后不愿露富，冀国定为掩饰其富，有对联云：处世无才惟守拙，容身有地不求宽。
冀国定是冀氏单传，到国定年逾40岁时，又膝下无子，遂继娶四房马太夫人，后生以公等五子。国定去世后，因“诸子未更事”，内外造事皆由马太夫人经理。她“不出户庭，而大辔在手，综理精密”，丝毫不比国定逊色，据说平遥县开标利，如马太夫人不到，就开不了，因为不知她是放还是收。其经营才干由此可见。。据清人徐继畲《冀母马太夫人七十寿》载：
“太夫人为诰赠资政大夫一斋冀公之继室，母家簪缨世胄，夙娴诗礼，赠公自祖父以上单传者七世，家称富有，而苦于襄助无人，自太夫人来归，乃准母家仪式相之，以立家规，赠公资业半在荆楚，又有在京师畿辅山左者，往来照料，井井有条，而家政则一委之太夫人。赠公自奉俭约，两岁恒杂粗粝。太夫人曰：此惜福之道也。然自奉宜薄，待人不厌其厚。即擅素封之名义，所当为不宜居人后。赠公深以为然，故指囤赠舟之事，不一而足。会垣修贡院，首捐万金，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赠助成之。赠公既逝，太夫人以诸于未更事，内外诸事悉自经理。南北贸易经商字号凡数十处，伙归呈单薄稍有罅漏，即为指出，无不咋舌骇服。不出户庭，而大辔在手。综理精密，不减赠公在时。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太夫人男子五，有己出，有庶出，抚之如一，教文如一。诸子虽得高爵，而躬躬修敕不敢以裘马耀乡闾，供客极丰腆，而家中两餐仍俭素。曰：惜福则福自长也。故诸子生富家而能饱粗粝。”
大约在咸丰六七年间，马大夫人曾为五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从此冀家有“五信堂”之称。冀氏所经营的商业，除平遥谦盛亨布庄（后改为票号）归五堂共有外，其余均分给各门，加上他们在分家后又新设的商号，各门的情况是：
以公（悦信堂）：析产分到增盛、广盛当铺，之后在直隶大名府又设当铺、颜料庄数家，在介休张兰镇设悦盛昌、悦来号钱庄，又在湖北通过当铺放帐兼并了部分土地。
以廉（笃信堂）：析产分到钟盛、益盛当铺，后在介休张兰镇又设谦盛晋钱庄、平遥县宝兴成绸缎庄。
以中（立信堂）：析产分到恒盛、文盛当铺，后在介休张兰镇又设恒盛茂商号。
以和（敦信堂）：析产分到永盛、星盛当铺，后在湖北樊城又设鼎顺、永顺二当铺，在北京设仁盛当铺，在库伦（乌兰巴托）、喇嘛庙和张家口等地设恒顺发等皮毛商号，又在介休万户堡购买土地二顷多，在洪山购买水地一顷多。
以正（有容堂）：因同马太夫人在一起，析产只分到世盛当铺，另有现银10万两，后在祁县设天聚和茶庄。以正是秀才，据说为考举方便，在平遥设其德昌票号（兼营布匹），在太原设其昌水绸缎庄，在晋祠设其世昌、其昌泰杂货庄，号称“四杆旗（其）”，并在晋祠购稻田四顷。
“五倍堂”除在外地购买土地外，在原籍本村共有土地30多顷，占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光绪初年，以廉、以中各以银30万两建大宅院，以正用银10余万两购北辛武村破产财主“阎百万”房舍，以和用银10多万两新建房舍和花园，只有以正留住原宅。冀氏房室装满富丽堂皇，十分讲究，又在北辛武村开设杂货、肉、药、当铺，以方便其生活需要。
冀氏十九世灵哥是冀氏家族中的纨绔子弟。前述介休民间流传的说法：“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灵哥是冀以公的长子，名惟聪，灵哥是乳名。他自幼娇生惯养，长大后奢侈浪费，挥金如土。介休县张兰镇逢农历九月二十日有庙会，灵哥与介体二大王（郭可观）各养一戏班，比赛哪个戏班的戏演得好。灵哥又与北贾村侯奎比赛跑马车，压死人后，行贿地方官吏，竟逍遥法外。
冀氏商业从咸丰时起已因战争遭受损失。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冀氏“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马太夫人从湘南两湖调回山西现银五六十万，资本向北方转移，并在天津设立当铺。这时“晋省捐输之议亦起”，冀氏“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输凡数十万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冀氏在北京的“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亦大半被焚掠，较之以前家资不及十之二三”。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冀氏在天津、北京的当铺被抢掠烧毁，平遥县、介休县张兰镇的谦盛亨票号、谦盛钱庄发生倒账，损失银 150万两，冀氏商业从此衰败。冀氏到光绪时，人丁稀缺，庚子事变前“五信堂”只有冀以和一人在世。庚子事变后，男子只有惟清，女性只有惟聪小女儿马奶子在世。冀氏商业衰落后，由他俩代表各处清理债务。他俩又邀请张兰镇贾退安协助。并公告大家称：“庚子年后，民家生意，四处损失，无法清理。协同债权，邀请张兰贾退安先生。破产还债，以清各处财源。止利归本，分期归还。”
介休范氏的兴与衰介休市史志办
小说《红楼梦》描写的四大家族中，有户“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现实中到底有没有薛家这样的有钱户？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历史系商鸿逵教授发表题目为《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长篇考证文章。该文旨在说明：介休范家与薛家都属于皇商，其富有程度很难分伯仲。文中还提到，范氏一门的长子范清洪，在京作官。其公馆俨如王府，出入侈甚，有僮婢数千指以上。仅此一项，超过了当时最为显赫的大贵族官僚年羹尧。
介休范氏的家业当时到底有多大？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濒临破产前的一个不完整资料记载：当时，范家在直隶、河南的二十个州或县开设有盐店。此外，天津、沧州有囤积食盐的仓库。苏州有管理专赴日本贩铜的船局。北京有油盐铺等3座，张家口有商铺6座，归化（现呼和浩特）有米局等商铺4座，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座。张家口有土地106顷，大同、阳曲等地有房产近千间……以上尚且不包括介休老家的财产。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廷将范氏一门查抄，财产被没收时，曾饬令山西有关官员赴介休县张原村，对范清济老家财产进行调查。当时有管家范饮诚供述：范清济原籍只有村内住宅二所，村外房院一所，又旧园子一所。其它零星房五十六间，契买地三百四十六亩，契典地六十五亩，此外别无产业。但这仅是范清济一门在老家的产业。张原村仅清济的父辈，就有五门分支。据村内祖辈讲，张原村正街西侧，是一条近百米的街道，早年当地人叫“范家街”。街两边当年全系范家的房院。街西北面的房院当时尤其豪华阔气，老百姓称其为“小金銮殿”。山西巡抚农起当初对范清济资产作了调查后，在奏折中写到该在介休的房产为“折库平银12120.8两”。此数目是否属实，可另当别论，但它毕竟为后人研究范氏老家资产记载了一笔史实。
范氏堪称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饶富最久，最为显赫”的皇商。本文叙述范氏的兴衰史，绝不是夸邑往豪富，以求乡梓生色，而是旨在告诉世人范氏积蓄财富之路是一条极不寻常之路，范氏的经商致富之路既充满了名艳和喜荣，更充满了艰辛与悲凉……
（一）
范氏远祖早年居住在介休城内。明初，该族有名叫范至刚者，由城里迁居东乡的张原村。范至刚为明朝初年“市易边城”的商贾。到明末，传到第七世范永斗时，范氏已经成为主宰张家口一带贸易的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张家口地处在满、蒙、汉民族的结合部。明末满族皇太极政权建立后，不久又征服了内蒙诸部。以后，又不时向关内入侵。这期间，满清政权所需用的军用物资除了靠军事掠夺外，还得靠与张家口的商人通过贸易而获得。张家口的商人一般都诚实而可信，通过长期贸易，清军与张家口的商人渐渐增进了友谊。
甲申年清灭明在北京建都之后，由于皇室的物资供应需要，顺治皇帝专门把张家口的八家商人请入北京，设宴招待，还要授以官。范永斗等以不熟悉民事社交，极力推辞。最后，朝廷将八家都赐予房地产业（在张家口一带），并且都接受为朝廷内务府的商人，让范永斗主持贸易商务。这八家商人每年需要交纳给内务府皮张若干（另据宣化府志等资料为一年交银一百两）。从此，八家商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清政府的皇商。
有了清王朝这一政治靠山，凭借着内务府的权威，范永斗在其长子三拔的协助下，一面主持皇家的采办贸易，一面在国内经营丝、绸、粮、茶、铅矿和盐务等。经营范围一步步扩张到了燕、楚、交（广西和越南一带）、广等地。康熙初期，范三拔年老患病归里，商业贸易由其子范毓馪接替。范毓馪是兄弟五人中最有胆识，最有才干者。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汪由敦对其评价是“生而颖异”、“忠实能任事”、“任事不择险易”、口授指画“有过人的智力”、擦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范毓馪承继了祖业，既得经营好自家河东、长芦等地的大宗盐务，又要为朝廷如期采办皮张和人参等，在平常人看来，能挑好这几付担子已经不容易了，然而“生而颖异”、“任事不择险易”的范毓馪，在商海中志向高远，欣然主动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下面“私运军粮”、“渡海贩铜”等几件事便是其“有过人智力”而演绎的历史壮举。
（二）
清初，康熙皇帝曾两次率军征讨西北部的噶尔丹叛乱。由于该地千里沙海，地处遥远，兵费耗用巨大，其结果是“军粮渐少，班师而还”。当时，运米一石，耗银120两，但还是接应不上，以致耽误了军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再一次西征，运粮费用仍按前次一石耗银120两计算。“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毓馪知情后讲：“顶多用三分之一”。在清将领富宁安的举荐下，范毓馪真的以三分之一（一石米耗银40两）结算价，个人承包了运送军粮的任务。而且是先用个人的私财填支，任务完成后再回京城结算。范毓馪接受使命后，与弟毓（左香右覃）“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雍正五年（1727），世宗皇帝再次征讨噶尔丹策零。主管户部的怡亲王允祥再一次举荐范氏兄弟承担了运送军粮的任务。范毓馪这次是根据各路王师用粮的多少、路程远近，先请沿路的官仓事先借填，又邀所经州县地方官协作支援。甚至连所需用的人工、牲畜、器具等都事先仔细筹划，精心调度。遇上紧急事务也如期办妥。往返数年，依然作到了“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到乾隆年间，范毓馪与其四弟毓（左香右覃）仍旧用自行采买办法为皇室运送军粮。前后十多年，范氏共输送军粮达百万石之多，共节省大司农金600余万两。若按先前王师运米一石耗银120两计算，可省国库银“不啻百亿钜万矣”（《范毓馪墓表》语）。范氏开历史先河，私运军粮，而且为国家作出如此大的贡献。雍正七年（1729），朝廷赏给范毓馪太仆寺卿官衔，并再加二级，赏二品顶戴。其弟毓（左香右覃）被赐予布政使参政。
（三）
范毓馪另一件“任事不择险易”的壮举是为清政府东渡日本贩铜。在清代，用铜钱作货币流通市面。清政府铸钱，在北京有户部所属的宝泉局，有工部所属的宝源局。另外，各省和一些重镇也设有铸局。清代前期，各局铸钱用料靠云南省产铜供给。随着货币需求量增加，云南产铜供不应求，一些民间商人开始到日本国长崎贩运铜料。这些商人往来日本，还可以兼运其它杂货，输出和输入皆有厚利。这期间，善于观察商界的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毓馪看到往返日本贩铜有利可图，于是联络张家口皇商，呈请朝廷能允许他们包办理“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之铜额”。呈书中还提出“自请减价”和“专交承办，不误运解”等承诺。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范毓馪为首的皇商，最终承包了上述六关每年应交给宝泉、宝源二铸局的铜额任务。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国内差办进口铜的全部十四个关由原来招商采办，改为由范毓馪等内务府的商人经办。官家允许这样大承包，正如户部一份奏折中讲：“内务府买卖商人系身家殷实之户。办理铜务尤为熟谙……每年可省银五万两”。
范氏等商人东渡日本贩铜，开始每年大约购回铜250万斤左右。后随着十四关铜额全部承包，采购数量增加到六七百万斤之多。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日本当局因铜源减少，开始实施《正德新商法》，新商法保护当地利益，对中国入港船的数量和贸易额大加限制，否则，便采取没收货物，或不发给信牌（准予买卖凭照）等处罚。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商人采购铜额发生了困难。随之而来，国内发生铜荒，并直接影响到铸币。清政府这时不分青红皂白，于康熙五十五年取消了内务府商人到日本采办铜货的资格，改由八省督抚办解。
然而，起用八省督抚的办法并不可能扭转国内铜荒的局势。到雍正年间，“洋铜”输入减少，国内钱价腾贵，雍正皇帝着急说：“钱文系国家要务”。到乾隆三年（1738），皇家再次起用范氏父子办理铜务。“忠实能任事”的范毓馪明知这一次受命今非昔比，但由于自己“受皇恩重”，明知前途艰险也只能奉命出海。不出所料，从乾隆十年开始，范氏飘洋采铜诸事不顺。鉴于范氏此番办铜有实际困难，经过朝廷几次复议，岁办铜额由130万斤减到80万斤，后又减至50万斤。乾隆十五年，范毓馪去世。从此，为朝廷办铜务的使命由其子范清注接替。乾隆二十年，范清注向清政府这样呈述自己办理铜务之困难：“现采办洋铜，供五省鼓铸。注置货出洋，必得资本二副……惟是倭人狡诈，居奇勒肯，货到本国，毫无利息。加以注所办铜斤，水陆路程合算，每百斤只抵银十三两五钱。较之江浙收买洋铜，每百斤减价四两，以致采办愈难。其所缺银两皆以高利借贷，愈累愈深……”。
范氏这次呈请，原本是想讨个与民商一视同仁的结算价格。然清政府仅仅贷给20万两资金。铜价根本不于理会。乾隆二十七年（1762），范清注英年早逝，其铜务由其兄清洪接办。范清洪看到对日贸易前景如此暗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弃产变价，告退招商”的奏请。但因为清政府不允，只得勉强维持。乾隆二十九年，经内务府同意，范氏办铜务改由范清济（毓馪 的侄子）主持。范清济为了摆脱困境，一面请示清政府允许其添办船只，多余铜归自己售卖；一面兴利除弊，开源节流，并且甩掉了国内贸易中出现亏本的盐务。此番大胆改革，寻求转机，可谓是“日夜筹思，汗流心裂”。孰料行船偏遭顶头风，偏偏日本国此时又出台了提高铜价、征收关税及限量出口等政策。无奈，范清济只好请求政府将应办的铜额“减半交纳”。可清廷的答复是：“范清济所办铜斤，有关六省鼓铸，何以轻言减少？”予以驳回。乾隆四十五年（1870），日方又变招，凡是中国的商船，只能在一所指定的庙里贸易，而且还得每年交1.6万两白银的租金。这时的范氏求退不能，完全陷到寅吃卯粮的绝境。乾隆四十八年，范氏终于被彻底拖垮。前后累计亏损银156万两之多。清政府这时看到范氏再无使用价值，于是翻脸将其一门查抄，家产全部充公，范清济被囚办。从此，范家70多年的对日贸易宣告结束。（之后，还有范清济的侄子范柴为江苏局办铜，但这已经不再是范家主持贸易的时代）。
（四）
范氏作为皇商，有过权势、巨资，无论经营盐业，私办军粮，还是采买人参，渡海贩铜……这中间可以源源获得大量财富。然而，范氏获取财富虽有特权与条件，但并非一帆风顺，这期间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皇家西征，范氏兄弟自办军粮，即充任先行，范氏兄弟需要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史书中称此役为：“出长城，逾瀚海（沙漠）”，“长途万里，跋涉经年”，“卤碛林莽，荒无人迹”，“人乏勺水，马绝刍粮”，“积雪苦寒，坠人肌骨”，“连战不息，死者相枕”……尤其令人震慑的是，在荒漠里运粮，时常要遭遇到蒙古亡命之徒的抢掠。范毓馪胞弟范毓（左香右覃）效力疆场达八年之久，“身其难以倡之先”，次次“克期必至”，回回“不误军情”，然史称“勇决敢为”之士的范毓（左香右覃），最后是“风霜侵剥，以病归里”。
雍正九年（1731），对准噶尔部用兵。北路统帅出师不利，中了噶尔丹策零的诡计。清军在溃退中，范氏除了损失牛马等财产外，运送的军粮“所失米十三万石”。这次失米事故，雍正皇帝已同意“据实报销”，但“忠实能任事”的范毓馪首先考虑的是“以军兴亟，不可悬待”，宁是用私财“复补运所失数”，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局。此次失米，按范氏运米最低费用—即每石耗银11两计算，失米13万石实际要损失银144万两之多。这也仅仅是损失的部分而已。这次战斗中大兵回撤后，运往最远处科多的米又折返运回使用。而户部却不考虑运粮的往来变更，核算时只按最近处估价。无奈，范氏又暗中亏了“代输所应追者262万余两”，两项共计损失400余万两。
再说东渡日本贩铜。当时，商船之设施，航海之技术，气象之知识都远不能与今日相比。商船飘洋过海，与不测风云斗赌，一不走运，轻者不能如期返国，重者“屡屡遭巨风沉溺”。据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两年里，范清济办铜商船，“命运乖蹇，所发洋船抵达东洋，忽遭飓风打回，抛弃货物无算。更有范成大一船，人货全倾。亏折成本六万两……”，“去夏，海潮涨涌，冲没坨盐三万余包，折本银三万两，以致今年不能周转，告运艰难”……等等。
范氏办铜既有来自不测风云的意外事故，也有来自意想不到的人为厄运。据乾隆年编纂的《介休县志》记载：范毓馪最初出海的贩铜商六人队伍中，有名叫王志刚者，年龄数他大，但恶习数他多。由于受他的影响，其它几个人也仿效其“恒舞酣歌，鲜衣怒马”，整日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前后十来年，这些人竟欠了公款83万两之多。王志刚一死，四个人都往死者身上推罪，范毓馪对这伙不讲信义之徒无奈，“乃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
（五）
范氏家族在“康乾盛世”昌盛达一百多年，其家族几辈人为清廷效力，史称“功次可最也”。期间，范家有20余人担任了清政府上至中央、下至县丞的官职。在科举方面，范家这个时期出过进士2人，举人3人，武举1人。范氏可谓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联辉，名艳当世。也难怪，一般人视西出峪关和东渡日本为“畏途”，而范毓馪却认为是“吾受恩重，此吾分也”。《清史稿》文献中记有范毓馪五弟范毓（左香右奇）的《列传》，文中记载了这位曾以驼佐军，官至总兵者曾受到皇家厚遇。乾隆帝弘历对其的评语是“富家子弟，谨慎无过”。然《列传》中还对范氏兄弟有这样一段评论：“毓（左香右奇）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财，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范氏乃皇商，因报恩报国，任事而不择险易，舍身忘死，几倾家财而不悔求，这在中华文明史册上真的是不多见也！
晋商之介休范家古道西风
范氏以范毓宾时代最盛。范毓宾曾祖父范明（字琼标），明初自介休城迁居张原村。范毓宾祖父范永斗，明末时贸易张家口，进出辽东，是当时八家大商人之一。
清入关后，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X，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氏每年要交纳内务府皮张若干，从此走上了皇商之路。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权的确立，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藉清王朝给予的特权和方便，经营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充。一方面继续经营边疆贸易，另一方面深入国内市场进行绸布茶粮贸易。到范三拔年老患病归乡后，范氏商业就由其子所经营。范三拔生五子，长子毓馨、次子毓馥、三子毓宾，四子毓覃、五子毓奇。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最兴盛的时期。范毓宾兄弟不仅经商有方，而且与清廷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曾在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中运送军粮，立下了功绩。据《清史稿》卷 317载：范毓奇，山西介休人，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在康雍乾三朝，曾为清王朝大量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响，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氏还是大铜商和大盐商。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范氏经内务府奏请，承担了一部分贩运洋铜的业务，而且在这一业务中占有相当比重，经常拥有洋铜船六七只，成为洋铜商中的大户，从中获取了巨大利益。范氏在长芦、河东盐区资本相当可观。范氏持长芦盐引10718道，按每引 200斤计，即2143600斤，其资本据乾隆二十年（1755）内务府统计，“所有盐业查明后估银百余万两”。范氏还经营木材、马、人参，乾隆二十一年（1756）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以上充分说明范氏经营范围很广。
范氏财产无具体统计，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艘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赏。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有20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商之家。
从清初到乾隆初的百年间，是范氏的昌盛时期。乾隆十年（1745）范氏家门传到清字辈，开始下滑。乾隆十七年（1752）范氏困窘已显露。范氏因官商而兴，又因官商而衰。范氏之衰主要是欠官采过多。乾隆时经办洋铜已无利可图，范氏所营盐业等因资金短绌等原因很不景气。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廷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便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至此，皇商范氏终于结束了其显赫一时的官商历史。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时衰落，时间久远，故原籍遗迹已不复存在。据介体县志办调查，范氏原籍张原村当年有范家街，长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銮殿”之说，可想当时建筑之气派，惜现已荡然无存。范氏宗词，在张原村东南角，其建筑已毁，只有一些瓦砾残垣。范氏坟莹现只保存有总兵（范硫奇）坟，存石雕、双华表，径约尺五，高达二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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