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僵硬的社会等级制度开始崩溃,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周天子权威扫地,各封国国君纷纷僭位,自称公侯,战国时更进一步自称为王。在此社会巨变之际,秦穆公当年的风流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赋税改革的落后,使秦国出现了“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的现象致使秦国外交地位低下并经常受到楚、魏的侵扰。当齐威王称霸中原之时,各国纷纷前往朝贺,只有秦国被视为西部边陲的夷狄之国而少有往来。
为了改变这种被欺凌、被歧视的处境,胸有大志的秦孝公决心复兴秦国穆的伟业。他于公元前362年向天下颁布了《求贤令》,令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将尊官,并与之分土。”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卫人公孙鞅就是个十分勇敢的人,他从魏国来到秦国,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革新,并迁都咸阳。
商鞅(约公元前390一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因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故又称商鞅。商鞅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当时的儒、墨、道、兵等各派学说都谙熟于心。学术积淀使商鞅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随即他开始寻找“栖身之佳木”
战国初年,魏文侯因任用李悝变法而一跃成为中原霸王,商鞅认为魏国就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而魏相公叔痤非常赏识他的才华和学识,认为他将来必堪大用,他在临终之际特意向魏惠王举荐了商鞅,公叔痤还跟魏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杀了他,免得卫鞅为其他国家所用。可惜惠王觉得卫鞅当时太年轻,未听其言。恰巧此时秦国向天下颁布《求贤令》,招揽贤士,商鞅当机立断,西行人秦。
史载,公孙鞅是带着魏国改革家李悝所写的《法经》入秦的,《法经》作为创建新型法典的蓝本,直接影响到了秦律的制定,而秦律又为以后历代秦君所继承，可以说《法经》为我国古代法典的编篡确定了基本模式。
在孝公宠臣景监的举荐下,商鞅献上了一套“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变法计划,秦孝公大为赞赏,决心实行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实行连坐法和推行县制。第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第三,避私斗,奖励战功。
其核心思想是:重刑、弱民、抑商和禁旅,尤其是按军功大小取得贵族爵位,此举打破了"世卿世禄”的官制,士兵斩一敌军官马上可晋一级爵位，较之魏国只赏铜八两的规定高多了。有了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得到解放,没有军功即使是过去的贵族也只能享受平民待遇。变法破除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了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秦国平民从此有了用战功改变自身地位的希望,军人从此成了荣耀的职业。
立军功者能升官晋爵极大地刺激了秦人的尚武精神和为国作战的勇气。而攻城掠地和缴获愈多也使秦国论功行赏有了资本……如此循环。秦军愈战愈强,逐渐成为一支令东方诸国闻之丧胆的虎狼之师。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就连周天子也送礼给孝公,封为“方伯(方诸侯领袖)秦国从一个不起眼的弱国变成了军事强国,变法使秦成为当时最强大富足的国家。
崛起的秦国首先拿魏国开刀,多次打败魏军,攻占了魏国的都城安邑(今山西),魏国尽割西河之地与秦求和,为躲避兵锋,不得不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惠王后悔地感慨:“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变法,其结果令秦国变得强大,但过程却相当曲折。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之初,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内容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在辩论中,商鞅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更加坚定了孝公变法的意志,遂出“垦草令”。垦草令即《商君列传》所说的“变法之令”。
变法初期,为了在百姓心中建立有法必依、令行禁止的信念,商鞅采用了“徙木立信”的小策略。他命人在城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宣告有人能移至北门则赏十金。开始根本没人相信,商鞅又将赏格增到五十金,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还是没人相信。最后有一胆大的人尝试将木头搬到北门,结果如数得到了赏金。于是,百姓奔走相告,说商鞅变法绝不欺假,令出必行,于是变法得以推行。
商鞅变法将秦国从落后的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孝公十年(公元前351年),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使秦国的封建化进一步深入。秦孝公兑现了当初《求贤令》中的许诺,将商地十五座城邑重重地赏赐了他，从此人称商君自商鞅变法实行奖励军功政策后,秦国军队愈战愈勇,武器装备不断改进，兵种已有步、车、骑之分,军队数量达到百万,同时出现了尉缭子、白起王葛蒙恬等著名军事家和将领。变法使秦迈出了崛起的重要一步,秦国很快跃居战国首强，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